试论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疏漏与重构

民诉法对简易程序只有寥寥几个条文的规定 ,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有大量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解决。立法的粗简无法回应现实中涌现的繁杂、多元的需求。如何重新认识简易程序的地位和作用 ,进而构建一个独立、完整的简易程序诉讼体系 ,是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笔者从简易程序的法理基础入手 ,分析现阶段存在的立法缺陷 ,并提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改革构想。

民间调解:传统机制的现代表达

民间调解是调解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具有非职权性、非规范性的特点,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仍能彰显其时代价值与比较优势。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观念、制度等方面的误区与偏差,民间调解的理想状态与现实表现仍存在相当的差距。对此,有必要在反思传统调解模式弊病的基础上,吸纳现代社会需要,通过强化内部改造与外部保障,以实现民间调解机制的现代转型。

民事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思考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虽然在我国历史久远,但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却日益边缘化。笔者认为,非诉讼解决机制具有诉讼机制无法替代的比较优势,因此,有必要从观念、体制等诸多方面探讨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完善,以呼应民事司法改革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伟大命题的需要。

执行机构改造探微

执行是实现当事人民事权利的国家强制手段。长期以来 ,“执行难”已成为司法机关运行中的一种顽疾。在经过改革执行方式、强化执行措施等等尝试后 ,执行机构的改造已经成为推进执行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当务之急。改革的前提在于厘清执行权的性质和归属 ,在此基础上 ,才能立足本国国情及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

关于我国执行异议制度的缺陷和改进的法律思考

执行异议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两种执行救济制度之一,它是指法院在执行生效判决、裁定过程中,因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提出异议而对其进行审查与处理的方法和程序。在德国、日本和我国的台湾省,执行异议都属于程序上的救济方法。但在我国,执行异议却是实体上的救济方法,而且提出主体只能是案外人,执行当事人不能提出执行异议。这有违执行功能、降低执行效率及没有充分保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应该对该制度进行改进。

论公益诉讼的前置理论

与私人利益相比,公共利益长期处于看似重要,却救济乏力的尴尬境地。其直接原因在于相关机制的缺失,深层原因则在于对公益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不清。由于公益诉讼是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介入,因此界定公益的范围,明确其功能,是发动该机制的前提,也是防止公权滥用的必要保障。

论民事检察中的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理论和实务界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这种不规范造成了实践中权利的缺失或滥用,正确认识和规制调查取证权,对保障民事检察的有效、公正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语境下法院调解的定位与转型

法院调解几经起伏,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正面临着重兴的契机,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法院调解制度不应是简单的历史传承,它必须回应法治建设的需要,协调法律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平衡,在分析现有机制弊病的基础上,探索原则-模式-制度的创造性转型,从而使这一传统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应有的光彩。

论当事人诉讼费用的调节机制

司法资源目前在我国仍属稀缺且未达到优化配置,对诉讼进行分类调节,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国家可以通过对当事人诉讼费用的调整来引导社会个体的诉讼与和解决策,使之向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民事诉讼中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探微

是否应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地位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还没有达成共识，鉴于此，笔者论证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着重阐述了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如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以避免突袭性裁判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由于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一直是我国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明确非法证据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各国相关制度规定,论述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初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