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区域开发历史及其经验

建国以来,东北地区以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用大量的粮食、原材料初级产品和重工业品支援全国,既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也是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产业结构老化和自身资源枯竭等原因,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相继出现,困扰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回顾东北地区区域开发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总结出四点主要历史经验,并提出东北地区未来发展建议。

流动人口再流动的空间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刻画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再流动的轨迹与网络特征,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探究流动人口在再次流动时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再流动样本大多于首次流动后的10 a内发生第二次流动,并缩小流动范围;再次流动时多数已婚且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两次流动过程的跨等级流动路径不会始终向上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选择结果。②首次流动网络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重心偏东、偏南的十字菱形结构,而再次流动时横向联系变弱,城市流向相对变少。③个体和城市因素对再次流入地的选择产生影响,其中工资水平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个人特征,再是其他城市经济属性和生活品质变量。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区域投资环境变化

通过对56家珠三角企业的调查,发现区位条件、政策法律、生产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是影响企业发展的5个最主要的投资环境因素。基于此,文章构建了珠三角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针对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变化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环境是有所弱化;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环境是有所改善。同时,从生产成本、区位条件、优惠政策和产业配套等方面对影响珠三角投资环境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推动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加强"三旧"改造、实现区域一体化等改善投资环境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建议。

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社区治理

基层社区是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重要前沿阵地。突发疫情中的社区协同治理是一种国家建构下的社区共治模式。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论述了居委会作为社区治理网络的协调中心,借助纵向引导与赋能来拓展社区内的横向协同网络。研究表明,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并非单一视角的政府执行机构,而是作为一种国家支持下的社区组织,发挥连接纵向引导和横向协调的关键节点作用。

走向社会治理的规划转型与重构

当代中国面临着社会资源需求总量剧增格局下的城市治理转型与重构,传统自上而下、以经济增长为愿景的城市规划也面临转型。基于社会资源视角和转型城市的资源治理危机,文章指出中国城市正面临第二次转型,即从重视数量转向重视质量,从以增量扩张为发展重心转向存量优化,从以土地财政为导向转向以生态文明为导向,从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转向"让生活更美好"。在此背景下,城市规划需向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相互合作与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转型,规划方法应向协商型规划转型,规划目标应由单一维度向多元共融转型,规划类型也将更加丰富多元。

转型期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特征与机制

采用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专题数据,基于流动人口对城市和家乡的身份认同情况,结合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等计量分析,探讨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分为融合型、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总体上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较低;②除了个人因素以外,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还受到城市和家乡的双重影响,例如城市住房、社区类型、城市歧视感知、城市行为观念适应、乡愁情感以及家乡土地等因素;③存在从分离型到融合型、再到同化型的衍化路径,但部分流动人口会从分离型转化为边缘型;④同化型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高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制度设计中,需从城乡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并积极推进其实现身份认同上的同化。

多尺度多维度融合视角下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土空间规划被赋予了突出职能和重要使命,规划职能正由原有的“建设主导型”向“资源配置主导型”转变。近来,学术界从不同视角、不同尺度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研究总体呈现出“省市层面多、县域层面少”“方法探讨多、理论研究少”的特征,特别是县域及以下层面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探索比较薄弱,影响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落实。为此,从县域、乡镇、村庄3个尺度,围绕保护和发展2个维度,构建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其中,县域空间规划侧重统筹保护与发展、刚性与弹性有机结合,镇域空间规划重点面向基层行政管理与具体功能布局,而村庄尺度则聚焦项目实施管控与建设过程协商。

流动人口的“临时性”特征与居住满意度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居住满意度是国内外城市研究探讨的重要话题。现有研究关注个人社会经济条件、住房条件以及社区环境等对其的影响,缺乏关注和系统地探讨流动人口特有的"临时性"特征。本文将流动人口的临时性特征总结为行政、经济和社会临时性。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行政临时性对居住满意度影响不大,而经济和社会临时性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单纯地改革户籍制度,并不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居住满意度,需改变其经济和社会的临时性。

中部城市的空间再生产与场所提升——以武汉“楚河汉街”为例

伴随发展的转型升级,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重心由增量空间转向存量空间,关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研究很多,而对中部地区如武汉等城市的关注不够。本文聚焦武汉“楚河汉街”这一典型案例,研究其由衰败的“厂区”转型提升为繁华“商街”的空间再生产过程,展现其空间再生产与场所提升的模式、机制与效应。研究表明,“楚河汉街”的空间再生产和场所提升实现了原有衰败城市空间的经济活化,明晰了产权关系,改善了原住户的生活质量,取得了多维度的治理成效。“楚河汉街”空间再生产的推力并非单纯的市场力量,还包含地方政府的深度介入、城市发展的特定历史要求以及基层社会的现实需要,它们共同构成评价空间再生产及其效应的必要视角。

快速城镇化下乡村环境感知对乡村依恋的影响——以湖南岳阳市为例

快速城镇化下,我国乡村人、地剧变形成留村、外出、回流三大村民群体及村庄物质、社会、经济环境的地域分异。立足人-地情感关系和主观乡村性的已有成果,以湖南岳阳市为例,探究乡村环境感知对乡村依恋的影响及群体差异。研究表明:(1)乡村依恋水平总体高于环境感知,留村村民乡村环境感知水平最高,外出村民乡村依恋程度最高。(2)乡村环境感知对乡村依恋有独立、显著的正影响,其中社会环境影响最强。就群体而言,留村与回流村民的依恋均受3个维度环境感知的显著影响,但前者多于后者;外出村民依恋的感知因素仅涉及经济社会环境。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应着眼于不同群体和环境的不同层面。

“人口回流”视角下的中部地区乡村振兴--对湖北“毛嘴模式”的实证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部地区湖北的"毛嘴模式"为例,围绕武汉汉正街与仙桃毛嘴镇的城乡联系问题,研究人口回流及返乡创业所带动的地方发展,解析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①劳动力回流受家庭需求、家乡发展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资本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雇佣"本地化"劳动力,也涉及城市更新及其"外部性"效应的间接影响;②技能型劳动力回流以及企业家在城-乡间的高频流动,有利于发挥流动人口的"桥梁"作用;③回流人口主要从事与之前就业相关的行业,倾向于在镇区或市区购买商品房,促进了乡村经济转型,同时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重塑了乡村社会空间。

典型街谷行人高度大气污染物空间浓度特征试验研究

人居环境中的空气质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街谷作为现代城市建设中重要的构成部分,空气污染对长期暴露其中的居民健康带来了巨大影响。采用便携式空气污染物监测设备以走停交替的移动方式测量分析了典型街谷内行人高度处常见大气污染物(SO_(2)、CO、NO_(2)、O_(3)、PM_(2.5)、PM_(10))的空间浓度特征。研究表明,常见污染物的测量方法所需响应时间具有明显差异性,排序为:O_(3)>NO_(2)>SO_(2)>PM_(10)>PM_(2.5)>CO,需根据响应时间合理规划测点停留时间;街谷内大气污染物浓度主要受建筑布局、污染物自身生成机理以及与污染源距离的影响。街谷内建筑布局越密,污染物不易扩散,其浓度越高;距离污染源越远,污染物的浓度越低。

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武汉蔡甸区为例

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多源、多时段的村级农地流转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转规模呈跨越式增长,经历快速增长和短期减速增长两个阶段,流转速度受土地政策影响较大;农地流转的空间分布由随机转向集聚,高高集聚区由主干道沿线转移至以农业为主的平原街镇,低低集聚区由不显著到集中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街镇;②控制自然、区位、社会经济等因素后,发现流转主体、流转用途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建议清楚把握农地流转时空演化特征,合理选择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以优化大城市近郊的人地关系,促进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

如何保持城市繁荣?对联合国人居署“城市繁荣倡议”的借鉴与思考

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9.58%,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城市时代,城市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场域和新焦点。进入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着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创新乏力以及交通、环境等各方面"城市病"滋生的挑战与问题,存在偏离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可能。同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与消费升级,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发强烈。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持城市繁荣、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答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借鉴联合国人居署提出的"城市繁荣倡议",以注重过程的"倡导式联盟思维"为视角,进行创新走向转型与整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为中国城市进一步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借鉴与参考。

流空间视角下武汉都市圈城市空间联系格局及影响因素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都市圈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格局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已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重要空间单元。文章以武汉都市圈为研究区域,基于手机信令、百度指数等多源大数据,采用要素流模型、SOM神经网络分级模型和QAP关系回归分析等得出城市空间联系格局、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圈各要素流动形成的空间格局呈多中心组团式结构,且内部流动强度不一;②根据SOM神经网络分级模型结果将武汉都市圈城市的对外联系能力划分为4个等级,其中武汉的对外联系能力与其他城市之间呈现出显著差异;③城市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差异对不同城市间要素流强度具有显著负影响,城市规模和开放程度差异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共同影响了都市圈内城市空间联系格局的形成。最后,针对武汉都市圈城市空间联系格局的优化提出建议。

城市环境感知、生活满意度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影响机理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以及“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探讨了城市环境感知、生活满意度与流动人口心理健康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城市环境感知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会环境感知相较于建成环境感知的影响更为显著;广泛的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具有最为显著且直接的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在环境感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流动人口在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在环境感知对两者的作用路径方面也有所不同。建议营造包容的社会环境,并针对不同类型群体提出对应策略,进而有效的提高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

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针对既有研究对演化维度、中观尺度和中部平原地区关注不足的现实,文章以武汉市为例,依托多时段的截面数据,基于ArcGIS的空间分析技术揭示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并从历史格局、自然地形、道路交通和城镇发展四个方面剖析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的剧烈重构受中部崛起战略下的城市大扩张外源动力和新农村建设下村庄的内生性响应双重驱动。虽然聚落用地总量变化不大,但空间分布基于历史格局的重构十分剧烈,先紧凑再迅速破碎化。高程和水体分布等地形因素的影响在道路等基础设施普惠的影响下趋弱。相比一般镇和产业重镇,县城所在城关镇的乡村聚落重构程度更为剧烈。据此,提出了推动中部地区乡村聚落精明收缩的政策建议。

“家庭式迁移”对中小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以温州为例

进入"新时代",伴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意义愈加重要,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不断增多,但对新趋势"家庭式迁移"的现状与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尤其对于中小城市的实证较少。本文通过对温州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深入调查,探讨"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总体定居意愿不强。户籍制度没有显著影响,个人职业、工作稳定性和"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一方面需要强调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机制上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强调在城市中拥有完整的家庭结构能够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中小城市应抓住"抢人"先机,考虑以家庭为整体的政策设计,激发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提升其定居能力,以此推动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与住房选择分异研究——基于全国2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解决城市中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对于促进社会融合和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25个城市流动人口与家庭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迁移行为、家庭化迁移等特征对其住房选择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仅有小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已购房。其中,社会经济水平越高,越有可能通过迁居改善住房,并获得城市住房。(2)家庭化迁移已成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购房的直接驱动力,起到决定性作用。(3)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获得住房的机制存在显著的城市差异,非一线城市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在住房选择上呈现出"向上的流动性",即实现从租房到购房,而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即使具有高收入仍很难获得城市住房。建议进一步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将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需求纳入考虑,进而促进流动人口落户,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回流”研究进展与述评

人口流动折射人地关系,在地理学"流动性"转向和全球化背景下,人口流动研究尤其是中国流动人口回流的研究意义愈发凸显。本文以知网核心期刊文献为基础,进行计量分析,从主题、理论演变、研究方法等角度对我国流动人口回流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当前研究主要关注的主题包括:乡村发展、政策制度、社会问题、倾向选择、群体差异等,涉及回流人口基本特征、回流动力、回流时机、回流影响等关键问题,对回流空间的研究相对不足;已有研究重视人力资本、国家体制对流动人口回流的影响,较为缺少对于家庭、市场、社会维度的深入分析,研究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重视群体尺度研究,个体尺度的深入实证相对薄弱。未来应积极探索建立跨学科视角的流动人口回流研究框架,重视空间格局、回流机制、回流与城乡发展的互动等方面的研究,加强个体尺度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