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信贷、财政及其调整

想要理解基层“大跃进”的制度逻辑,应该关注信贷管理体制变革与信贷资金使用偏差。一方面,“大跃进”时期超定额流动资金的需求激增,推动了“全额信贷”“差额包干”的出现,从而为预付、赊销等占用流动资金和各种挪用流动资金的行为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大量本应用于增加商品流通的流动资金被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从而造成财政账面盈余、商品物资却异常紧缺的矛盾现象。而早该发现的巨额财政赤字被银行信用膨胀长期掩盖,以至于持续多年才被彻底清算。

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1957年上海“工潮”再研究

本文引入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重新考察了1957年上海"工潮"中参与者、资源、动员网络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人逐渐形成了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官方舆论倾向等)的依赖和获取之上,并与精英、认同和网络一起构成其行动主义动员机制中的诸多要素。

中国劳模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陆阿狗和他的模范小组为例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确立起来的劳模制度,在道德教化之外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仍有继续探讨的价值。上海五金工业劳动模范陆阿狗及其模范小组的经历,是劳模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的诞生首先是劳动竞赛的产物,每一时期的劳动竞赛都承载着国家现阶段的政治与经济目标。而劳动模范及模范小组存在的意义,就是要突破劳动竞赛集体行动中可能出现的懈怠,不断实践最先进的定额。从劳模自身而言,单纯凭借劳模身份获得物质奖励或潜在收益都是有限的,劳模身份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为劳动者的职位升迁提供了一种依据。

“地方史”研究路径的回顾与前瞻——关于中共地域史研究的一种思想与理论资源

近年来，一种基于地方档案史料的地域化研究成为党史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成绩斐然。但与此同时，大量重复性、同质性乃至片面化、碎片化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使得这种研究倾向开始受到史学研究者的质疑。这种状况的出现并非因地域化研究而起，而是史学研究都极容易犯的“通病”。

一九五六年前后的自由市场政策与城市商品供应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自由市场的繁荣景象,被视作改革开放前中国计划经济的一次"异动"。开放自由市场与施行统购统销看似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政策导向,但从某个层面上看,二者的初衷并无二致,都是一种调节城市商品供应的手段。不同的是,前者通过放宽市场管理,增加商品生产与流通;后者通过加强计划管理,控制商品消费。1956年自由市场政策的出台是缓解社会主义改造后城市商品供应紧张局面的一种对策。在市场监管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自由市场的经营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跨过"自由的边界",涉足大宗商品的流通,而与计划收购构成竞争关系,这是以统购统销为主导的计划经济所不能容忍的。

“大跃进”时期上海街道工业的定位与转型

上海街道工业之所以能够在"大跃进"期间迅速崛起,关键在于其灵活多变的特性可以满足对大工业拾遗补缺、零星加工以及部分突击生产的要求。随着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上海街道工业作为城市人民公社的重要产业,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但是,由于在所有制性质上的天然劣势,上海街道工业始终未能获得较优的资源配置。一旦其突破"为大工业服务"的定位,出现扩大自产自销、抢购物资、长途运销等自主经营形态,就会被视作扰乱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经营"倾向而遭制止。在"大跃进"和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止步以后,它也最先成为被改组和调整的对象。

合法化资源的流转与佘山植物园的兴废——基于“大跃进”前后征地纠纷的历史社会学分析

与一般的认知不同,改革前的国家意识形态并不排斥民众的集体抗争行动,以集体信访为代表的利益表达方式为社会积怨的排泄提供了一个合法渠道。但是,国家政策的多变也决定了这种合法性支持的时效性。本文以发生在“大跃进”前后的佘山植物园征地纠纷为个案,进一步考察“合法化资源”对于中国底层民众集体抗争的重要意义,从而指出,如何减少当今社会群体性事件及其不良后果,其关键在于为民众的利益表达开放一个有效的体制通道。

浅析安徽省秸秆综合利用现状

秸秆是非常重要的生物质资源,其综合利用途径十分广泛。对安徽省秸秆资源利用现状进行了分析,简要概述了秸秆综合利用的相关技术,并以安徽省秸秆综合利用情况为立足点,浅析秸秆综合利用的限制因素并提出几点建议。

金属氮化物富勒烯的研究现状

内嵌金属氮化物簇富勒烯的发现极大地扩展了内嵌富勒烯家族。内嵌金属氮化物富勒烯是一类将含有金属原子的氮化物(Mx-N,AxM3-x-N)包裹在富勒烯碳笼中的化合物,因其具有独特的分子结构和性质而受到人们广泛的研究和关注。阐述了合成金属氮化物富勒烯的方法,着重介绍了电弧法,探讨了氮源对电弧法合成金属氮化物富勒烯产量的影响,介绍了金属氮化物富勒烯常用的分离提纯方法,最后讨论了金属氮化物富勒烯的结构特点、性质和潜在应用。

基于蓝牙的大用户电能表现场检验PDA研制

本文在分析传统大用户电能表现场检验工作模式的基础上,针对现场检验工作内容扩展和工作过程管控的需求,提出采用蓝牙技术和PDA在大用户电能表现场检验中应用方案,并根据该技术方案试制产品样机。试运行结果表明该方案提高了现场作业人员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了人为差错率,实现了大用户电能表现场检验工作信息化管理要求和过程管控要求。

“大跃进”后的产能过剩与城市工业的增效改革

产能过剩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已然出现。在“大跃进”时期，各级政府在固定资产投入和发展速度上求大求快成为普遍性诉求，其财政预算和经济投资无法受到有效约束，同期实施的行政和财政分权又刺激了这种经济扩张冲动，国家计划不断加码，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最终以农业（粮食）危机而中止。

苏联经济核算制与中国计划经济

经济核算制是苏联（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成熟的经营和管理企业的基本方法，核心价值就是唤起企业对生产业绩的关心，刺激其不断改善生产。中共对苏联经济核算制的借鉴可以追溯到30年代的根据地时期。1942年12月，毛泽东还对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作出较为全面的规约。1948年后，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发布文件，具体说明推行经济核算制的内容和步骤，但同时将开展群众性的创造新纪录运动和反浪费斗争放在首位。

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各级档案馆所藏档案文献的梳理,详细考察了在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中,新政权如何通过诉苦、交待、典型示范等动员技术,对旧工人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改造,从而为自上而下地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奠定基础。对旧工人的改造,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也构成了新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整合的一个方面。

生产线上的革命——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业企业的劳动竞赛

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业企业中的劳动竞赛,是提高生产效率最常见的手段之一,透过它可以考察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微观运作与产能效益。事实上,改革前中国的计划经济自有它的激励机制和效率考量,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正是当局在意识到企业(单位)外部与市场隔离、内部缺乏自主经营权和增效动力的体制缺陷时采用的一种直接针对劳动者的激励增效办法,但是,国家未能有效减少来自单位组织及其成员的体制内博弈行为所带来的损耗,以至于将旧体制下的中国经济送入了高增长、低效益的漩涡之中。

苏联经济核算制与中国计划经济

经济核算制是苏联(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成熟的经营和管理企业的基本方法。中国共产党政权从根据地时期就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核算制,但受限于主客观条件,经济核算制在中国始终未能得到切实落实。中国经济的非制度化管理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物力和人力损耗是计划经济难以实现资本大量良性积累的"短板",中国计划经济的低效增长也源于此。

20世纪60年代中国工业托拉斯的兴起及其体制困境

在苏联的影响下,1949年以后的中国很快走上了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发展道路。"大跃进"遭遇挫折之后,国家开始了对工业发展问题的新思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受到重视,一场有关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新举措——试办托拉斯,拉开了大幕。托拉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并非是个别国家领导人的探索和助力使然,而是诞生于"大跃进"之后国家对工业发展的整体反思与重新规划之中。这场改制最终无疾而终,固然是由于"文革"的出现加速了其内部矛盾的爆发,但托拉斯所面临的体制性困境才是问题的关键。

“土洋之争”:技术革命的愿景与现实

技术革命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在依靠"土办法"(依靠现有的技术和设备)还是"洋办法"(依靠现代机械化设备)发展工业的问题上,演化出一场"土洋之争"。当"土洋之争"进入官方舆论场域,土办法很快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对洋办法的攻击,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土洋之争"看似意识形态斗争,实则是一种配合政策的宣传口径。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在赶超西方先进国家、进行工业革命道路上遭遇的难题。

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的实证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工人阶级在获得较高政治地位的同时,也获得了较稳定的工作岗位和制度化的工资福利收入。对1949年后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的考量,需要综合考虑货币工资收入及购买力、非工资性收入、供养人口等因素。本文认为,20世纪50年代受工资标准调整、供养人口增长、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上海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实现与工业生产的同步发展。原本工资水平较高的上海,在历次政策性的工资调整中,工人的先天优势不断丧失。虽然各项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政策倾斜,但面对不断膨胀的工人阶级队伍和高额的成本负担,这一国家供给对于提高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终归是有限的。不论是工资标准的制定,还是福利保障的供给,国家都更趋向于采取低标准和平均化。

新消费伦理的建构及其制度逻辑(1949—1956)——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1949年以来,崇俭的消费伦理的回归,与"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所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密切相关,这一价值取向背后有其一套制度逻辑。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发现,提倡节俭既可以实现增加积累,扩大投资,又可以抑制消费需求,减轻对供给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有意或无意地加强了对城市居民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消费、储蓄等私人行为都被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出于维系新的制度安排的需要,大众媒体承担了宣扬和解释新的消费伦理的功能,并且根据社会舆论的反馈,调整宣传口径。民众需求的正当性逐渐让位于国家战略的至高性。

“大跃进”后的产能过剩与城市工业的增效改革

产能过剩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已然出现。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是中国经济领域产能扩张失衡的深层原因。以下调工业经济增长指标为核心的国民经济调整引发了"大跃进"之后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激化。中国的劳动力自始至终成为国家经济调控的重要筹码,以运动的方式解雇并遣散劳动力是国家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上的首选决策。在国民经济调整后期,伴随着经济增长指标的回升,产能扩张再度回归。这一次国家尝试通过制度性改革,推广临时工制度,以控制劳动力成本的过快增长,但未获成功。在"铁饭碗"的用工制度被打破之前,较低的劳动报酬成为国家调控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