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量性状与SSR标记的白掌种质遗传关系分析

【目的】揭示白掌种质间表型信息及亲缘关系的遗传特性,为白掌种质资源的利用与遗传育种提供理论基础。【方法】以18份栽培种和16份杂种品系,共计34份白掌种质为研究对象,测定了株高、冠幅、叶长等13个表型数量性状。利用基于白掌株型突变转录组的微卫星(SSR)位点信息,筛选了16对SSR引物进行PCR扩增。利用SPSS、NT sys2.10e软件进行数量性状间相关性、主成分、聚类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13个数量性状的变异系数为15.29%~31.48%,表明多样性水平较高。这些数量性状中,有76对呈现正相关关系(57对呈极显著相关,10对呈显著相关),2对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白掌的生物学性状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主成分分析筛选出了2个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贡献率达86.62%。根据13个数量性状进行的表型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在欧式距离为7.5时,这34份白掌种质分为5大类,可以有效区分形态差异明显的种质材料,从而反映白掌种质的株型差异。利用16对SSR引物共获得62个SSR位点,平均条带数为3.875条,多态信息含量0.291~0.853。当以相似系数0.74为阈值时,利用SSR的分子标记聚类将这34份白掌种质分为7大类,进一步揭示了它们之间的遗传差异和亲缘关系。【结论】两种分类结果并不一致,但均显示白掌种质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水稻苗期耐Cd胁迫的QTL定位分析

为进行水稻苗期耐Cd胁迫的QTL初步定位,以Lemon(t美国)和Dular(印度)杂交建立重组自交系(RILs)群体,包括123个家系和亲本在内,用含有0.2mg/L镉的水培液进行处理,以不加镉培养的水培液作为对照,考察了叶绿素含量、根长、株高、叶长等4个性状,并转换成抗性指数,用于评价水稻对Cd污染的抗性指标。在已构建的以109个引物为基础的遗传图谱上进行复合区间定位。共检测到9个加性QTLs,涉及1,2,3,11等4条染色体,其中,以叶绿素抗性指数为指标,检测到3个与耐Cd有关的QTLs位于第2,3,11染色体上,分别解释了14%,9%,9%的表型变异;以根长抗性指数为评价指标,只定到1个位于第1染色体上控制耐Cd的QTLs,解释了9%的表型变异;用株高抗性指数进行定位,共有3个与耐Cd相关的QTLs位于1,1,11染色体上,分别解释了10%,27%,10%的表型变异;而以叶长抗性指数进行水稻秧苗耐Cd性表现的QTL定位,结果发现也有2个QTLs与其耐Cd反应有关,它们分别位于1,11染色体上,解释了21%,12%的表型变异。分析表明,在采用不同评价指标所检测到的9个与耐Cd相关的QTLs中,有7个集中于第1和第11染色体上,其中第1染色体上有4个,第11染色体上有3个。因此,以株高和叶绿素抗性指数为评价指标,检测到的QTLs最多,根长抗性指数为评价指标的最少。研究还发现在第1和第11染色体上的相同区间内同时检测到以不同抗性指数为评价指标的多个与耐Cd相关的QTLs,推测它们可能是功能相同的几个紧密连锁的非等位基因,也可能就是同一等位基因的不同表现形式,从而也说明了该评价指标用于基因定位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张之江国术思想述略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清末民国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国"字号事物,国术即为其中之一。按张之江定义,国术包括"拳勇技击及我国旧有各种武艺",意即"一切的武技,都概括在国术之内"。为应对国术面临的危机,以张之江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倡导国术改良,以求国术可以适应新的时代。作为国术改良的旗帜性人物,张之江视国术为国粹,并系统阐述国术研究的合理性。他将推广国术看作"救国之急图",认为国术具有强身、强国、救国及提高国际地位等效用。为解决国术存在的问题,他提出统一和革新的主张,为传统武术的转型与再造竭尽心力。

五四运动后至北伐战争前夕的教育界风潮——以马叙伦的经历为视角的考察

五四运动后,作为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教育部的控制力大为减弱,教育界风潮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政治势力日益渗入教育界,与教育界原有的各种派系因素交叉混杂,使得这些风潮变得更为复杂。民国初年以来教育界各方趋新势力,在这些风潮的激烈争斗中逐渐分化。马叙伦1922、1924年两次出任教育次长,与这一时期北高师(北师大)、农专(农大)、美专、东大、女师大等校发生的风潮关系密切。在这些风潮中,总体而言他倾向于国民党、北大"法日派"方面。他的经历为深入考察这一时期的教育界风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

“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

蔡元培的辞职及由此引发的"挽蔡"斗争,是"五四"运动中的重要插曲。这一事件中除了反抗北京政府这个大题目外,还掺杂着当时教育界复杂的人事关系。蔡元培辞职、复职问题一波三折,且各方均试图对此施加影响,以形成对己有利的局面,但真正能够直接影响其决策的主要是汤尔和、马叙伦和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蒋梦麟等人。相比而言,沈尹默、胡适等人对蔡元培在出处等重大问题上的影响力则要小得多。最终,汤尔和等人主导的"留蔡助蒋"方案得以实现,对此后北大历史的发展至关重要。

从史学到文字学:马叙伦早年学术兴趣转变的内在思路

马叙伦早年学术转向问题,前人了解较为表浅,因所涉背景复杂,研究相对薄弱。从表面上看,他的学术成果十分驳杂,而细别之,则有其前后兴趣转变的内在思路。从中可以看出其治学重点由史学、经学转向文字学的变化脉络;所受影响前期以陈黻宸为主,后期则以章太炎为主。这一转变反映了晚清中国学术发展转向的多面相与多样性。因此,尽管马叙伦的学术路径并非近代学术发展的主流,却从另一角度显示其具有相当重要的典型意义。

广帮与潮帮:晚清旅沪粤商管窥

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的开放,给粤商带来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此后近半个世纪里,粤商在各埠十分活跃,上海是其重要活动区域之一。其在沪的活动起到联系近代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两大区域的作用,对沪粤的社会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并进而影响晚清政局。本文试图在充分挖掘史料基础上,重建部分相关史实,作为对其深入探讨的基础。

钱玄同笔下的1920年北高师校长风潮——兼论五四后至北伐前夕的校长风潮

五四运动后至北伐前夕,教育界风潮不断,其中1920年北高师校长风潮的影响较大,除牵动陈宝泉、陶孟和、蒋梦麟等教育界名流,更涉及北大、北高师乃至江苏省教育会。关于此次风潮,作为近距离观察者的钱玄同在致周作人的信函中透露了重要信息,本文对该函的解读为考察风潮背后的因素提供了宝贵的线索,由此得以管窥教育界相关各方包括江苏省教育会、章门弟子及马叙伦等人与此次风潮的微妙关系,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校长风潮大抵与大学的办学模式、人事关系、政局变动以及社会整体变迁等因素相关。

强学会成立时间考证补——兼谈强学会与强学书局的关系

强学会是维新志士最早组织的学会。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这一团体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但该会究竟成立于何时,却一直存在不同说法。从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一些记载看,该会成立于1895年8月。1978年,汤志钧先生率先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他利用《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等史料,认为该会应成立于1895年11月中旬。此后,赵丰田先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重要佐证。徐世昌是强学会成员之一。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强学会(强学书局)的记载,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一手史料。从他的记载看,1895年11月5日强学会已经成立。徐世昌日记也为探究强学会与强学书局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

吴佩孚逝世后的社会舆论反应

吴佩孚之死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从中深刻折射出抗战时期复杂的政治环境。各方围绕着吴佩孚因何而死、是否附逆及其历史功过展开激烈争论。日伪方面指吴佩孚之死为正常病逝,重庆方面则坚称吴氏系死于日方毒害。关于吴佩孚对"和平运动"的态度,日伪和重庆方面更是各执一词,互相攻讦。双方皆高度评价吴佩孚,不过侧重点却大相径庭。此外,中共和部分其他媒体亦表达了对吴氏之死的态度。因此之故,作为"过气"政客的吴佩孚在其身后一度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界的派系之争——以马叙伦的经历为线索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马叙伦的新旧资历使他有机会继续参与执掌中央教育行政。马叙伦任职期间,在协助蒋梦麟改革大学制度、参与文化事业的同时,也无法回避教育界此起彼伏的风潮和派系纷争。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界出现"蔡(元培)系"和"李(石曾)系"之争,所涉及的范围除了中央大学、劳动大学风潮外,还包括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及北平文化教育界等多个领域。马叙伦在这一时期教育界愈演愈烈的派系纷争中逐渐边缘化,这是他1929年底辞去教育次长职务的主要原因。

旅沪广帮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的多元化

近代上海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旅沪广帮与这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广帮把粤语、粤菜、粤俗、粤剧等带有浓厚区域特色的岭南文化带到上海,对沪粤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媒介作用;而他们的一些活动,如聚赌、狎妓,也给近代上海社会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移民与故土:旅沪广帮与晚清广东社会

上海是晚清粤商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旅沪广帮十分关注晚清时期广东的主要社会问题 ,并尽可能地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影响。欲全面了解晚清广东社会 ,必须将他们的活动考虑在内。此个案亦可加深对中国传统移民与其故土关系的认识。

孙中山基督教葬礼问题再探——从宋庆龄与斯诺的一段纠葛谈起

孙中山逝世后,围绕如何操办葬礼及分享孙中山这一政治资源,国民党内外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激烈。葬礼方面,除"国葬"、"党葬"或"国民葬"的分歧外,由于孙中山生前信奉基督教,故在基督教礼仪方面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围绕孙中山身后是否举办过基督教葬礼问题,宋庆龄与埃德加·斯诺之间曾发生过一段纠葛。目前对此也仍有不同意见。从当时留下的各类记载看,孙中山逝世后确实曾经举办过基督教葬礼。举办这一仪式是整个孙氏家属的意愿,而不仅是孙科、孔祥熙等个别人坚持的结果。围绕这一事件产生的种种争论与纠葛,反映了趋向革命的基督徒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面临的某种紧张。

马叙伦与五四运动后浙江教育界的派系之争

民国时期,浙江籍学者在全国教育界发挥重要影响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浙江省内教育事业的发展。五四运动后浙江教育界的不少领袖人物均曾长期在北京活动过,他们返回浙江后,与以省教育会为中心的本地教育界人士有过不少冲突,而且他们内部的关系也错综复杂。马叙伦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五四后曾回淅出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教育厅长等职,他的经历为探讨这些微妙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晚清时期粤港渝贸易关系浅探

晚清时期,重庆是粤商重要的活动区域之一,而论者在考察晚清粤商的历史活动时,对此未予充分关注。实际重庆开埠前后粤商在渝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香港又因特殊原因成为粤渝贸易的中转站,所以,考察粤港渝之间的贸易状况,可为晚清时期粤商群体研究作以补充。

孙中山与巴黎和会——兼论第一次护法失败后孙中山的思想变化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广州国会及南方的一些民间团体极力推戴孙中山前往参加;孙本人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其拒绝赴欧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孙中山虽然没有出席和会,却给和会以相当的关注。考察孙中山本阶段的活动,可以发现其在第一次护法失败后所发生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其晚年转变的重要铺垫。

第十二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综述

2011年10月29～31日,备受史学界年轻学子关注的第十二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香港珠海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和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东京大学的70余名研究生与会。

马叙伦与教育特税督办公署

马叙伦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经费问题则是民国时期困扰整个教育界的核心问题之一。教育特税督办公署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成立的一个特设机构。从马叙伦出任教育特税督办的缘起、经过及各方反应看，这段经历既和他此前在教育界的活动密切相关，又是当时政局变动及教育界派系纷争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