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诗注我”:唐宋诗歌引李白诗歌自注的生成与演变

注释数量、注释类别、注释态度、注释意义四个要素是梳理唐宋诗歌引李白诗歌自注发展历程的维度,以之作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诗歌引李诗自注始于晚唐,晚唐成为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生成期,此期的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较少,注释态度是认同,注释意义单一;北宋初至南北宋之交是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发展期,此期的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增多,注释态度是认同与否定并存,注释意义多元;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更多,注释态度是认同与否定并存的拓展,注释意义全面,标示着南宋初至宋元之交诗歌引李诗自注进入繁盛期。三个时期在继承与发展中推进了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生成与演变,其文化语境是唐宋诗人的游览经历、唱和活动、表达需要与接受态度等。

论地方戏曲剧种的分级传承保护——以泰宁梅林戏为例

地方戏曲剧种的文化空间,是有人类参与演出和观赏的物理场与文化场,具备存在于祠堂、宗庙、戏台、文化广场等表现形式的自然属性,以及具有岁时性的节庆、季节性的习俗、周期性的祭祀仪式等展示形态的文化属性。对地方戏曲剧种文化空间,可以采取分级保护传承的方案,需要遵循多方协作原则、动静结合原则、主次分明原则的三项原则。

沈辽贬谪的双重心态与永州地域文化

北宋永州当时的山川地理环境和柳宗元、元结文化名人,以及其中特立独行的隐士和佛道人士等人文景观,既是勾起沈辽贬谪苦闷心态的直接来源,同时也是其良好的缓解剂。他贬谪时长期苦闷与短暂适意的双重心态中,前者占据主导地位,且至其离开永州时,亦未能完全消解。他真正以闲适自得的心态处世,还有待于隐居池州时期的到来。

论唐代诗人对嵇康的否定

唐代诗人在认同接受嵇康名士风流的同时,否定的声音也未停止过。他们对嵇康的否定涉及到他的"养生"、"慵懒"、"饮酒",以及他的思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诸方面。对嵇康的否定折射出的是唐代诗人的时代风貌。

“致广大而尽精微”——论王文诰的苏诗评点对苏诗本意的探索

王文诰对苏轼诗歌的评点,体现出自觉探索本意的意识。其所采用的评点方式,有"旁证"、"内证"、"臆说"三种,即"以史证诗"与"以经证诗’、"以诗文证诗"、"以诗解诗",具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他之所以自觉探索苏诗本意,与清代注评苏诗的学术特点、乾嘉学派重视从经史层面治学的风气、他的敏锐洞察力和渊博学识,以及有意识地宣扬苏轼思想人格有紧密的关系。他对苏诗本意的评点虽然存在失误,但瑕不掩瑜,功劳值得重视。

南宋党争与湖州德清沈氏家族及其文学语言的心理特性——以沈与求、沈介为例

德清沈氏家族自宋初至宋末,与党争发生关系的有沈与求、沈介、沈诜三人。沈与求为主战派谏官,他虽无意介入党争,却客观上推动了南宋党争,且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沈介为议和正旦使,为维护秦桧以来的"国是",不报金朝欲南攻之实,实为罪人。南宋党争对他们文学的影响当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影响到其文学语言的贴切性与情境性。以南宋党争与德清沈氏家族及其文学创作的关系为考察对象,能够看出即使是同一个家族,对党争的态度也可能完全不同,以此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黄庭坚的三篇佚文

文章认为《云巢诗并序》、二篇《鲁直帖》是黄庭坚的作品,为《山谷全集》《全宋文》所未收,并做了相关论述。

《全宋文》、《全宋诗》补正——以沈辽、沈括、蒋之奇为考察对象

《全宋文》、《全宋诗》是汇集宋代诗文的巨著,它们的面世,对促进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由于参与整理的队伍庞大,包容的材料相当丰富,编排的体例不一等原因,难免存在着疏漏。根据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可补《全宋文》沈辽散文七篇,由沈辽《云巢编》附录可补《全宋文》蒋之奇散文一篇、补《全宋诗》蒋之奇诗歌一首。并对《全宋诗》收录的沈括三首诗进行辨证,且从《全宋文》中辑录沈括诗歌七首。

沈辽的隐逸心态与池州地域文化之关系

归隐于池州之后,沈辽先前贬谪于永州的悲剧心态才得到了明显的改变,这与池州与永州地域文化的差异关系甚大,可以说沈辽心态由沉郁转向旷达,池州特有的地域文化起到了甚为关键的角色。他以选择隐逸池州为乐,而池州的九华山、秋浦、齐山,以及池州的地域文化带给了他潇洒自得的心态。他又仿效李白、杜牧等人,开凿了池州的左、右二山,不仅为池州的地域文化涂上了浓厚的一笔,而且使它们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不可抹去的痕迹。

贫穷的书写: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的经济生活状况及其成因与文化品格——以苏颂、苏泂诗文为主要考察对象

贫穷生活状况在苏颂、苏泂的身上得到了很好体现。他们的贫穷生活状况持续的时间长,涉及的范围广。其中祖辈、父辈经济积淀缺乏,家族人口众多是其共同原因,而政治斗争、清廉品德、不立田产是导致苏颂生活困顿的原因,仕途失意、战乱频发、天灾不断则是造成苏泂生活窘迫的因素。苏颂、苏泂在贫穷生活状况背后,表现出的是安贫乐道的文化品格。

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教育与家族文化传统

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出现五世十人登科的盛况,并非偶然现象,这与苏氏家族非常重视提供良好的科考环境和学习方法的科举教育不可分离。文学和天文历法学作为家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苏氏家族重视培养文学创作能力的文学教育,与对科学的热爱所采取的科技教育关系密切。而安邦匡朝、忠君爱民与父母在世尽职赡养、父母过世则尽丧礼的道德教育,对苏氏家族忠、孝家风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同安苏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形成,离不开家族教育,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苏泂《金陵杂兴二百首》传播接受考论

苏泂《金陵杂兴二百首》的完成时间,不晚于嘉定十年(1217),最迟在这一年已开始传播。它的传播包括二百篇的单行传播、单篇的寄生传播、二百篇的寄生传播三种形式,且以二百篇的寄生传播形式为主。借助单行传播和寄生传播形式,《金陵杂兴二百首》得到了南宋中后期诗人、诗选诗论家、文献学家三个群体的推崇。南宋中后期诗人通过作跋和题诗于后的方式,赞赏单行的二百篇诗作;诗选诗论家通过选诗和评点的方式,认可寄生的单篇诗作;而文献学家则通过整合和评断的方式,推许寄生的单篇诗作和二百篇诗作。虽然他们的推崇并非完全合理,但仍然值得肯定。

应用性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二课堂深化建设浅析

针对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二课堂建设的不足,提出建设设想。这样有益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和创新综合素质,能促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在院系和高校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就业满意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对保障机制中的教师、学生、学校三个元素进行资源的整合和利用,需要注重专业化、定期化、层次化,并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做有针对性的完善,使之往良好的方向发展。

宋代科举视野下家训诗文的双重性

宋代家训诗文展示了文学家和理学家在教育子弟读书治学作文时对科举的妥协性和超越性。文学家一方面不得不指导子弟为科考写好时文,并做有针对性的训练。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传统的文学创作能力,以绍承家学。理学家不仅批判,而且接受科举制度。虽然对科举的弊端甚为了解,对科举造成士子不学无术的困境深有体会,但他们亦不免参与科举。然而恪守道德心性之学的理学家,并没有为科举而止步,那些学术功底较为深厚、对理学较为看重者,亦能超出科举的窠穴,至少他们认为科举与治学是不矛盾的,并以此教育子弟。宋代科举视域下的家训诗文的双重特性,是宋代崇文抑武政策、家族制度转变等的重要产物。

沈辽年谱简编

沈辽是北宋中期一位书法、文学兼长的诗人,自从明道元年(1032)出生,至元丰八年(1085)二月九日卒,可以大致作出编年总案。目前研究者尚无作此工作,梳理其年谱有重要意义。

陶渊明“好名”的原因探析

陶渊明"好名"的原因包括:内在精神的需要、历史文化的熏染、家族功勋的陶冶、社会风气的影响、先贤道义的作用以及道家思想的缺陷等几个方面。这些原因进一步说明了他的"好名"的客观必然性,有力地证实了他的人格的复杂性。

陶渊明的“好名”解析

陶渊明具有"淡泊名利"的人生追求和品性,同时也"好名",但是这两方面是不矛盾的。他的"好名"主要表现在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来求名。而且他的"好名"又具有独特性。

沈辽与陶渊明归隐思想异同论

沈辽与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人不同,他既在精神上与陶渊明契合,又在形迹上仿效之,最终走上了归隐的道路。沈辽与陶渊明的归隐都受道家委运任化思想的影响,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但沈辽参杂着道教的以归隐求长生不老的思想,这与陶渊明坚持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与无神论有所不同。

再论陶渊明的自卑情结对其影响

陶渊明具有自卑情结。自卑情结对他的人生追求、诗歌创作，以及田园生活等均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为：推动他追求声名的高标准化、想象的完美化，以此获得对现实困境的超越和人生优越感。

陶渊明对“名”的追求与其归居田园的关系

陶渊明对"名"是喜爱的,也是有所追求的。他既追求奇伟的功名、崇高的德名,也追求独特的文名。这三者中,由于奇伟功名追求之愿未遂,使他走上了归居田园的道路,并在此道路中,逐渐形成了他对崇高德名和独特文名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