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研发嵌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外资研发嵌入的城乡收入差距数理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一步利用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和有向无环图方法实证研究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显示:(1)从理论来看,外资研发嵌入的增加一般会缩小东道国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如果东道国是大国,寡占反应理论导致的“战略效应”会拉大东道国城乡收入差距,该结论对于跨国公司利润汇回和东道国乡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稳健性;(2)从历史来看,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类似“直接效应”的“创新效应”在占比上明显下降,而类似“战略效应”的“要素积累效应”在占比上明显上升,其中的劳动力报酬边际递减程度在占比上甚至略胜资本净积累程度;(3)从实证来看,与理论模型研究结论类似,外资研发嵌入有效地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论对于分区域的讨论、影响路径的分析具有稳健性。

外资研发嵌入与人力资本形成——人口迁移的作用

笔者在构建包含外资研发嵌入、人口迁移、人力资本数量积累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逻辑框架和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FGLS、工具变量法、系统GMM及PSTR等方法实证验证上述逻辑框架。研究发现:一方面,外资研发嵌入对本土人力资本数量积累存在异质性,有利于通用性人力资本数量的积累,不利于专业性人力资本数量的积累;外资研发嵌入有利于人力资本结构向通用性方向发展,不利于人力资本结构向专业性方向发展。实证研究中,相比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外资研发嵌入更有利于城市人力资本积累;相比受教育年限较短的人力资本,外资研发嵌入更有利于受教育年限较长的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人口迁移会弱化外资研发嵌入对人力资本数量积累的影响,不影响外资研发嵌入对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实证研究中,相比省内迁移,省际迁移在影响外资研发嵌入作用人力资本数量积累和结构变迁的过程中表现更为突出。结论对不同模型设定均具有稳健性。

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与企业机器人应用

本文基于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的匹配样本,借助2011年《社会保险法》实施这一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地考察了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如何影响企业机器人应用。研究发现,《社会保险法》实施后,高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相对于低劳动密集度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应用机器人。机制检验发现,社保缴费负担影响企业机器人应用的核心逻辑在于要素替代和劳动力流转效应,而非企业被动进入困境的流动性约束效应,具体表现为劳动力要素相对价格上升、雇佣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雇佣不稳定性增强、企业培训经费显著上升,但企业内部资金流并未进一步紧张。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保险法》更能够促进成本转嫁能力弱、以规模扩张和追求高质量产品为目的以及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应用机器人。本文揭示了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与企业转型升级并不矛盾,也为妥善应对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和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困境提供了证据支撑。

劳动保护与企业智能制造转型——来自机器人进口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借助《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一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劳动保护如何影响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高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相对于低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更倾向于应用机器人。这一结论在排除各种可能干扰因素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劳动保护确实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存在要素替代效应倒逼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但更重要的是劳动保护稳定了雇佣关系,技能—资本互补效应加速了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本文揭示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加快制造业智能制造转型并不矛盾,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助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推进落实是政策应有之义。

简政放权、企业家活动配置与企业产品范围

企业内产品范围调整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渠道。本文利用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准实验,考察简政放权影响企业产品范围调整的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简政放权能够促进企业产品范围扩张,且结论稳健。机制检验发现,简政放权主要通过优化企业家活动配置促进企业产品范围扩张,即简政放权后企业家会减少非生产性活动投入,转而将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到研发和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中,进而促进企业产品范围扩张。本文进一步将企业产品范围调整进行更细致地分解以验证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结果发现简政放权不仅带来企业内产品范围调整,还促进了企业内资源优化配置。因此,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消除企业家活动配置扭曲,这是政策应有之意。

外资研发嵌入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技术创新表现的作用

本文构建了外资研发嵌入、技术创新表现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逻辑框架,利用中国2003—2016年省级统计资料,在测度各省份外资研发嵌入指数和技术创新表现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2SLS模型、GLS模型和Sobel检验等方法实证研究了上述逻辑框架。研究发现:第一,外资研发嵌入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种促进效果在中东部地区更为明显,而在西部地区不明显;第二,技术创新表现在外资研发嵌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且异质性明显,其中,市场创新绩效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技术进步方向发挥调节作用;第三,市场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中的技术水平层面,而在技术效率层面不显著,技术进步越偏向资本,市场创新绩效就越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上述结论在不同模型设定条件下具有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