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 看当前安全生产司法的新特点

2022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和《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工作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安全生产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和《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推动溯源治理工作情况》。“两高”近日在安全生产司法领域动作频频,释放的司法政策信息十分密集,笔者特对其进行解读。

应急救援队伍体系的法治化完善路径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国家、地方、基层、社会四大类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仍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及其人员的地位、职责、身份尚不明确,对应急救援队伍及其人员的保障激励措施远不完善,各类队伍参与应急救援的协同机制也不够顺畅。应当在法治化轨道上推进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加快出台《应急救援队伍管理法》,重点明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的角色定位,完善应急救援队伍和人员的保障激励措施,健全应急救援的协同机制。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党的二十大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鲜明的历史逻辑、深厚的理论逻辑和坚实的实践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70余年的接续发展,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国家安全形势和治理需求发生重大变化,构成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历史逻辑。通过将当代中国安全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中的国家安全治理理念构成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从实践中探索出的中国式国家安全治理路径构成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包含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要在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深入完善我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

增进交流 提高地方立法水平——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鸿潮对话

应急管理部成立伊始,我国的应急管理法制体系建设就作为应急管理领域的一项重点工作来开展,各地陆续制定或修订了一些应急管理领域的法规、规章,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方立法的活力,涌现出一批应急管理地方立法的优秀范例。但是从当前应急管理地方立法的整体情况来看,相关立法工作仍然存在顶层设计不足、内容精细化程度不够、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大量重复上位法等问题。

论学校应急管理机制的完善及其法治化

学校突发事件及其应对具有与一般公共突发事件不同的特点与类型,因此有关其应急管理机制的研究应当以此为基础。当前中国的学校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远不完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善学校应急管理的多元协作应对机制、学校网络舆情与突发事件信息传递机制、学校应急预案的编制与管理机制、学生心理支持与干预机制和学校突发事件问责机制,并最终推动这些机制走向法治化。

经营自主权在我国的公法确认与保障——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经营自主权的权利观念和实践始于改革开放,经营自主权与改革、开放及三十年来的法制建设均密切关联,历经了从国家政策到私法再到公法确认与保障的过程。经营自主权的公法保障,虽已取得一些成绩但更暴露出诸多问题。对此,应以财产权利取代经营自主权作为公民经济权利保障的主流,有关公法制度本身也需进一步完善以适应经济权利保障的要求。

论公共应急管理机制的法治化——兼辨“一案三制”

应急管理机制是人类在应对突发事件的长期过程中不断积累、沉淀下来的相对固定的策略和方法;应急管理体制是运行这些策略和方法的组织载体;应急法制则是应急管理机制和应急管理体制核心内容的法律化表现形式。因此,应急法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本质上就是要实现公共应急管理机制的法治化,其目标是及时回应应急管理机制发展过程中的法律需求,将其上升为法律并给予良好实施,以保障应急管理机制的有效、有序、有力运行,在我国当前的重点则是完善应急指挥机构、应急保障体系、现场应急决策三个方面的法律制度。

坚持党的领导和建成法治政府:前提和目标约束下的党政关系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界定党政关系,需要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建成法治政府为目标,两者可以在依法执政的方针下获得统一。据此可以得出界定党政关系的法律标准:应当由政府而不是党的组织来行政,政府应当依据法律而非党的政策来行政,政府的行政活动应当向权力机关负责。目前的党政关系和上述标准还有差距,党的组织还直接行使着一部分行政权,政府在某些领域还是依政策行政,政府主要还是向同级党委而非向权力机关负责,对党的机构违法行使行政权的行为还缺乏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机制。只有逐一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构建起良性的党政关系。

试论信访的功能收缩与制度重构

本文在揭示现行信访制度因功能错位而带来的种种矛盾与悖论的基础上,提出收缩信访制度的功能,将涉讼案件从中剥离出去;并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的议会监督专员体制,建立我国的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以完成信访的剩余功能,即在作为一种非讼救济手段的同时,继续履行其广泛收集民意、监督国家机关的职责,完成整个制度的重构。

公共应急管理中的市场机制:功能、边界和运行

市场机制在公共应急管理中的优势在于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储备部分应急资源,通过降低价格促进公共应急产品和服务的普及化,合理引导公共应急资源的分配和流转。除了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基本产品和服务外,其他公共应急需求都可以通过市场来满足。市场机制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运行可以分为能力储备、能力激发和能力输出三个阶段。目前,我国的公共应急市场还很不成熟,其形成和发展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长期培育,重点是通过立法确立强制性的标准以适当刺激社会需求。

论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市场机制——从社会动员的缺陷说起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对,要求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公共应急组织体系。传统的社会动员机制自身存在许多缺陷,且忽视市场机制在公共应急体系中的作用,难以实现上述目标。市场机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储备全社会的公共应急能力,降低公共应急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并提高公共应急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些作用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中尤为明显。我国的公共应急市场还很不成熟,其形成和发展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长期培育,一是要对社会需求加以适当刺激,二是要对企业加以保护和激励。

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理想与误区——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说起

通过对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的分析可以发现,行政规划的确定将对众多社会群体的法律利益和事实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有必要构建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作为公有制前提下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器,并以主体性公众参与作为目标模式。在行政规划的公众参与过程中,容易因公众参与的无限扩张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无法决策,或因公众利益的分化和参与不平衡导致社会公正受损,或者发生公众意见对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偏离,对此均应竭力避免和纠正。

论公共应急领域的地方“二次立法”

为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而进行的地方立法,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为适宜。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在立法空间上,应当排除法律保留事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中央职权事项等内容,而把落实法律授权,并就突发事件应对做出程序性、保障性和补充性规定作为立法重点。

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理想与误区——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说起

通过对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的分析可以发现,行政规划的确定将对众多社会群体的法律利益和事实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有必要构建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作为公有制前提下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器,并以主体性公众参与作为目标模式。在行政规划的公众参与过程中,容易因公众参与的无限扩张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无法决策,或因公众利益的分化和参与不平衡导致社会公正受损,或者发生公众意见对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偏离,对此均应竭力避免和纠正。

论应急处置状态结束的法律机制

应急处置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状态,其结束机制是应急法上的一个核心命题,在其他国家法律上往往与紧急状态的结束机制一并得到解决。但我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却回避了这一问题,导致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无法得到解决。为此,本文提出了将来在法律中建立这一制度的设计方案,包括结束应急处置状态的义务主体、方式、条件和效力等;同时提出了司法机关等事后审查者就现有制度条件下,如何在个案中判断应急处置状态结束的递进式的规则体系。

应急行政行为的司法认定难题及其化解

在涉及行政紧急权力的诉讼中,法院首先需要甄别被诉行为是否真正具备应急性,以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以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主要从事实证据、职权、程序等常规性形式审查标准入手认定应急行政行为,效果不佳。对此,应当认识到应急法中控权性规范密度比较低、以应急性规范为主的特点,从法定化的应急体制、机制中挖掘可资利用的观察点,将案件系争的应急行政过程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建立起符合应急行政活动本质特征的司法认定标准。

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日常机构的设置模式与制度架构

应急管理日常机构既负责政府应急管理的日常事务,又负责政府应急响应中的具体协调。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应急办存在着权力过小、层级过低、能力有限、和其他机构职权冲突等问题,将其简单扩充、升级又会导致新问题,需要加以改革。在应急管理日常机构的各种代表性设置模式中,美国的FEMA值得借鉴。我国政府应当组建一个综合性的应急管理部门,整合部分职能单一的应急机构,并对其他履行应急管理职能的部门行使协调权,同时承担政府应急办公机构的职能。

论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行政诉讼法》修订中的一个遗漏

原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曾经规定、但被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剔除的"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情形,并不是真正的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指的是行政行为成立要件不完整但事实上又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了影响,由此产生争议所引起的诉讼。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地在实质上解决行政争议,此类案件应当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根据其特殊性规定具体的审理和裁判规则。但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行政诉讼的受案标准进一步从"行政行为"扩大为"行政争议"。

论民事责任在国家赔偿中的适用——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一种可能途径

国家赔偿法是一个兼具公、私法属性的法律部门,民法规范是国家赔偿法的法律渊源之一,民事侵权责任在国家赔偿中有其适用的空间。同时,在国家赔偿中适用民事责任用以补救《国家赔偿法》法典的自身不足,也是当前条件下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一种可能途径。

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党政互动模式:角色难题与解决路径

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可能超出政府的能力范围,常常需要执政党主导决策、实施动员、协调资源。但执政党的机关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直接实施具体的管理活动缺乏法律依据,还加大了自身的责任和风险,并打乱了整个公共应急法制的制度设计。因此,执政党机关应当退出对突发事件应对中具体事务的介入,通过政治过程以相对超脱的身份对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发挥影响,将具体的管理过程交给行政机关去完成。2013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为突发事件应对中党政良性互动模式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