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IM的桥梁健康监测系统设计与应用

桥梁健康监测系统通过应用现代传感和通信网络技术,对桥梁在荷载作用下的结构响应和变化数据进行全天候自动测量和记录,实现监测数据超限报警,评估结构健康的数字化应用。应用BIM技术可以更直观地对不同监测点的空间地理位置、监测状态进行实时展示,同时提供监测数据查询和特征值统计分析的功能。以湖州创业大桥为例,针对基于BIM的桥梁健康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应用进行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别诉讼程序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罪犯实行特殊保护和司法救济也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本文通过对设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别诉讼程序的可行性分析,进而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适用的一系列特别诉讼程序展开研究,以期对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立法,充分保护未成年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促进社会和谐有所裨益。

对当前公诉工作的几点思考

公诉工作处于检察业务工作的中心位置,直接体现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执法形象。由于受传统公诉制度和理念的制约和影响,公诉工作并没有完全顺应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变化,一些内在的规律、特点尚未引起高度的重视和关注,一些固有的经验、做法值得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试析公诉案件之质量预警指标——以云南省玉溪市为例

案件质量是公诉工作的生命线。高检院公诉厅《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实行办案质量预警机制的规定(试行)》的执行,对新时期公诉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标准,各地在贯彻执行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本文以2005——2006年玉溪市检察机关执行预警指标的情况为切入点,找出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分析原因,研究对策,并从法理和司法实践层面探究执行预警指标对办案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探寻提高公诉案件质量的长效管理机制。

检察机关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的对策探讨

检察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对惩治犯罪、维护稳定不仅义不容辞,而且责任重大。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应牢固树立全力维护稳定的执法指导思想,增强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意识,全面正确履行各项检察职责,坚持打防并举的方针,加强与公安、法院等部门的密切配合,并通过创新机制、科技强检等举措,严厉惩治犯罪,切实维护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再论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完善

本文针对法学理论界和司法界对我国民事检察制度存在的存、废之争,分析阐述了我国建立和完善民事检察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民事检察制度对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促进公正执法、惩治司法腐败以及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依法治国方略具有的重大意义。

打造城市新名片共建文化旅游之都--长安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调查

本文结合西安市长安区的区域发展实际,针对该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分析,通过数据统计和类比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树立"五个"战略思维,统筹全域大旅游协调发展;创新模式、广泛宣传、打造长安文化旅游名片;整合资源,全面开发长安深度文化游。

证人出庭作证实践问题探析

修改后刑诉法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从我国国情和刑事司法实践看,所有案件、所有证人一律出庭,既无必要,也不现实。检察机关对证人出庭作证应把握三个原则:必要性原则、全面衡量原则、审慎原则。要高度重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证人不愿出庭、不敢出庭、不能出庭等现象,并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证人出庭作证对公诉能力也提出了新要求,公诉人必须提高证据研判能力、证据鉴别能力、交叉询问能力、临庭应变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检察职业良知的内涵及其养成机制

检察职业是一项神圣的职业,党和国家赋予了检察官崇高的地位——在政治上,检察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在法律上,检察官是法律守护人;在社会上,检察官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这就要求检察官具有较高的检察职业道德和操守,除了职业意识、职业理念、职业精神、职业价值、职业纪律、职业素养、职业情感外,职业良知也很重要.检察职业良知是检察职业道德和检察文化培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检察官树立“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信念、规范公正廉洁的司法行为和提高综合素质、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刑法应增设“亲亲相隐”犯罪从宽处罚制度

对"亲亲相隐"犯罪如何处罚,在司法实践中面临两难选择,且关乎刑法人性化和亲民化的实现。"亲亲相隐"犯罪从宽处罚制度虽然与罪刑法定等原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但可以通过合理的论证和解释进行化解。增设"亲亲相隐"犯罪从宽处罚制度,有传承中华优秀法律传统、发挥德治的教化引导作用,对实现刑罚的人道性、推动刑事司法理念的变革以及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个案难题都颇有益处。

检察委员会组织体系之完善

检察委员会(下称检委会)是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设立的法定专门机构,其在促进司法民主、提高案件质量、防止司法腐败等诸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检察机关最高业务决策机构的检委会,其组织体系构造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必须从委员结构、机构建设两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这既是检委会改革的重点、难点,又是一条必由之路.

死刑执行法律监督的立法完善及机制改革

由于死刑执行法律监督的立法过于狭窄、概括;法律未赋予检察机关指挥死刑执行权;检察机关监督死刑执行的手段单一;检察机关承担死刑执行法律监督的部门和人员不合理;部分死刑执行临场监督人员存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的思想等因素,导致死刑执行法律监督不到位,影响了监督力度和效果。建议将"临场监督"改为"全程监督",构建检察官指挥死刑执行的监督模式,增加检察机关监督死刑执行的手段,合理配置死刑执行法律监督人员,细化死刑执行临场监督规则等,完善死刑执行法律监督。

行贿罪情节严重的标准应予细化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对行贿罪规定了三个量刑档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是，什么是行贿罪“情节严重”，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而刑法又把行贿罪“情节严重”限定为“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司法实践中，要认定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情形十分困难，致使对行贿犯罪查处不难但判处较轻，这也是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处行贿犯罪案件较少的原因之一。

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应把握的要点——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为切入点

黑恶势力犯罪作为有组织犯罪的特殊高级形态,大多具有涉案人员多、违法犯罪事实多、涉嫌罪名多、违法犯罪时间和地域跨度大、定性难、取证难、深挖“保护伞”难、财产处置难以及法律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等特点,因此其办案要点应区别于普通犯罪。笔者结合近三年本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办案经验和思考,探索总结了一些思路和方法,以期为更好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提供一些参考。

将他人委托行贿的财物以自己名义赠予如何定性

[案情]2011年上半年,钟某（已另案处理）为从甲县公安局收购该局查获的易制毒化学药品,找到时任该局副局长、犯罪嫌疑人陈某,请其转送时任该局局长杨某（已另案处理）一块5.85万元手表,陈某应允。陈某将该手表送给杨某,谎称手表是其同学在香港为杨某选购的,未提钟某。杨某收受了手表,并叫陈某重新换开一张属杨某身份证号码和名字的发票。

对如实供述罪行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如何适用法律

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关于贪污罪、受贿罪的处罚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新增加的第三款规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这是针对贪污、受贿犯罪分子作出的特别从宽处罚规定。

廉洁职业精神的基本要求与培养

廉洁职业精神建设是检察职业精神的重要一环，既影响民众对检察官职业形象的评价，又影响检察官公正廉洁司法。在检察职业精神的五个方面中，如果说忠诚是基石、为民是根本、担当是关键、公正是核心的话，那么廉洁就是底线和基础。司法责任制改革后，检察官要“独挡一面”，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担责，而且要终身负责，廉洁从检尤显重要。

对符合绝对不起诉条件自侦案件撤回起诉后应作出不起诉决定

司法实践中，对于已起诉到法院、尚未宣判的符合绝对不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撤回起诉后到底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还是应当将案件退回侦查部门并建议作撤销案件处理，各地操作不一，存有争议。

“结缘”二十八年

我比《人民检察》小10岁，我与《人民检察》结缘28年。 1988年8月我参加检察工作时，就知道检察系统有一本兼具理论性、实践性、权威性和指导性的专业期刊《人民检察》，但那时院里经费紧张，全院仅订了几份，一年到头很难看上几期，而且有时看到的刊物已经被认真学习的干警在上面划划写写，甚至有些篇目被私自裁剪了。在2005年之前，云南省玉溪市两级检察机关仅有两名干警（已调离）在该刊物上发表过2篇文章，这让全市检察干警羡慕不已，什么时候能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也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对公诉工作的影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这对检察工作尤其是公诉工作必将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