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内面的生”——和辻哲郎的尼采论及其思想史位置

尼采是把握现代东亚思想绕不过的人物。和辻哲郎的尼采论构成其学术生涯的起点,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据承前启后的位置,在全球尼采研究史上也具有前瞻性价值。尼采哲学自19世纪90年代被引介到日本,时人以哲学或文学的视点观之,且多评价消极。和辻返回尼采以权力意志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剖析了尼采对现代哲学的创造性整合,阐扬了尼采对本能的发现。继而,和辻将自身秉持的人格主义立场与对尼采哲学的理解相糅合,把追寻“内面的生”的“美的态度”当作拯救生命危难、重启哲学活力的契机。和辻对尼采“诗人哲学家”的定位超越前见,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当中也隐含着日本现代思想的关键困境。

文化递归视域下的“日用感觉”及其文艺创新

文艺创新是尊重文化递归的逻辑原则和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的历史需要相统一的时代吁求。基于传统文化的递归原理,我国传统文化所呈现出的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的特点表明中华文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稳定性、包容性、创造性。中国人在“一个世界”的存在论结构中形成了独具“审美—伦理”价值的“日用感觉”,它是中国文艺实践性的重要特征。日用感觉的艺术呈现是新时代文艺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关键路径,应物感、人间感、世情感则是新时代文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日用感觉的三个具体路标。

中西美育精神的比较阐释及“游艺”范式的当代转化

立足中华文明传统,探索会通古今中西、适应当代生活经验的美育范式是时代性课题。西方美育精神以“教”为本,是一种包含观念认知、形式鉴赏、创作技艺的“游戏”范式。中华美育精神则以“学-习”为体,是一种蕴含情理交融、天人合一、技近乎道的“游艺”范式。两者的不同源于“两个世界”和“一个世界”的存在论结构差异。“美育的生活化”与“美育的共育化”是“游艺”范式当代转化的两条路径,将为中华美育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可鉴契机。

“民艺”美学与乡村美育:日本方案及其命运

"十四五"时期,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愈发突显,乡村美育的思路、方法问题需要获得合致现实境况的回应。深入我国乡村审美文化经验,从中提炼标识性的概念命题,既富有理论意义,还将为引导乡村美育乃至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方向发挥有针对性的作用。现代日本的"民艺"方案作为他山之石,能够为我们思考当前的时代课题提供参照和借鉴。"民艺"美学发源于乡土,立足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探索建立反思现代性"艺术"的审美范畴。这份方案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却为带动百年来日本乡村建设发挥积极持久的作用,由此为探询何为有效的乡村美育、乡村何以走向自我美育等课题展现了一种可能。

“写实”的内面——和辻哲郎思想“转向”的审美理路与主体困境

和辻哲郎的思想“转向”问题是日本现代思想史上的难题,也构成了反思“二战”前日本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切口。和辻哲郎的“转向”以古佛品鉴为起点展开,他将反映“艺术本质”视为“写实”的真义:一方面,以美术视角看待宗教对象的做法继承了费诺罗萨、冈仓天心开拓的路径;另一方面,将写实之“实”定义为“内在真实”是他异于师辈的看法。对“宗教之美”的探讨被和辻哲郎转化成“美之宗教”的议题,同时代的浪漫主义取向在和辻哲郎处清晰显现出来。和辻哲郎对内在真实的强调与教养主义理念相融合,展现出一个转向内面的西化主体。和辻哲郎希望以转向内面的方式解救当时日本的颓废风气,却在事实上更深地丧失了批判性。和辻哲郎的“转向”意味着关注对象的转换,而非深层逻辑的根本改变。和辻哲郎的困境为其后期的思想限度埋下了伏笔,也为我们管窥现代日本思想理论的困境提供了视点。

以“巫”释“文”:白川静的汉学路径及东亚构想

日本汉学家白川静的学问体系以“巫”为视点,具有独特性。通过以“巫”释“文”,白川静对融“文字—文学—文化”于一体的中华文明传统进行了整体考察。他提出,中国汉字源于神圣文字的传统,中国文学源于咒诵文学的传统,中国文化的述而不作理念源于原儒传统亦即“巫”的传统。白川静致力于考掘万物有灵、神人共生的古代东亚世界,旨在寻找抵御现代性危机、实现东亚和平的路径。他的运思方式看似复古,实是新造,可为当下中国人文研究创新文明阐释、激发理论潜能提供启示。

广松涉的“身心”论及其审美启思

广松涉是战后日本富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创立“广松哲学”著称。作为对同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盲点的补充,“身心”论在广松哲学体系中占据独特地位,是架接其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桥梁。二战前后国际哲学界及其影响下的日本学界的身体论转向,共同构成了广松涉“身心”研究的思想史语境。广松涉将身体视为能够扩展至世界范围的开放系统,主张在函数的、机能的关系态中重构“身心”。通过身体机能状态的自为化,现象世界在人的意识中“转成”。自他关系内在于“身心”,使人超越人称之别达致“共同主观性”。广松涉的“身心”论再塑了生命的内涵,从关系主义的角度为审美理论更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抗战动员中的地方“戏改”及其艺术社会史意义——以“桂剧改革”三场讨论为中心(1936—1940)

抗战期间,"桂剧改革"在传统地方戏曲的现代转换方面进行了首次较完整的历史性实验。"桂剧改革"的取径与方法并非如后人回顾的那般顺遂自然,而是在三场重要讨论中艰难成形:1936年的讨论,对桂剧应以抛弃、改良或改革的去路争持不下。1938年的讨论,迫切于抗战动员的需要,在"旧瓶新酒"的讨论中渐重于改良之径而忽视"艺人"的问题。1939年至1940年前后的讨论,伴随欧阳予倩二度入桂及大批文化人会集于桂林,以历史考辨与现实观察为基础,在继承过去改革"戏曲"思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确立了改革"艺人"及其主体性塑造"机制"的方法。这一理论取径与方法思路的艺术社会史意义在于,它为其后"桂剧改革"实践的正式展开乃至新中国"戏曲改革"方针的制订提供了潜在的历史参照。

近年海内外“坤伶登台”研究热的反思——兼论“艺术社会学”视野下深化理解的契机

"坤伶登台"是近现代戏剧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近年已成为海内外文艺、文化、历史多领域的研究热点。从方法论视野上,现有研究可分为"性别研究"视野和"社会文化史"视野两大类。性别研究从性别身份议题出发,关注"坤伶登台"现象中女演员的特殊遭际,但多倾向于思想观念的阐发。近来,海内外学界受"新文化史"转向的启发,对话性别研究的同时,以社会文化史视野考察"坤伶登台"的发生机制、女演员的身心状态与身份抗争,但对其身份转换在中国社会历史延续性进程中的意义缺乏观照。基于此,"艺术社会学"视野的引入,强调以底层性、乡土性为核心的研究,能够对前两种路径形成双重反思,同时提供深化理解"坤伶登台"的新契机。

“后见”的阐释伦理:伊恩·布鲁玛的历史书写及其文化政治

后现代理论影响史学研究之后,历史如何叙述?伊恩·布鲁玛的历史书写在当代西方公共知识界具有代表性,蕴涵着鲜明的方法论意义。布鲁玛的“书写”状态关联着基于历史感的“后见”视角,这一视角通常给人们一种不佳印象,主要表现为四种常见型态:(1)选择性记忆;(2)胜利者立场;(3)历史神话化;(4)独白式研究。布鲁玛在反思的基础上,展现出与它们相关而又殊异的别种理解可能,即“后见”是史学研究的根本视角,但关键在于如何形塑有益的“后见”。他的历史书写受到后现代主义与阐释学的理论启发,尊重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的、多元差异的叙述,并主张通过反复阐释,力求达致历史的“真相”,同时避免陷入相对主义。布鲁玛的“后见”观具有批判的、对话的伦理性质,赋予了历史研究新的文化政治动能。

走向人民美学——贺敬之1943—1945年戏剧创作的理论意义

戏剧文化的变迁与重大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的密切关系[1],是近年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关切之一。尤其是现当代中国的'戏剧',既有承袭悠久传统的一面,又受现代西方的影响,它的独特内涵与价值,它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历史关系,这些探讨在建国七十周年的今天尤具意义。其间,贺敬之先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提及他,人们几乎都能脱口而出:'我国著名的诗人''戏剧家'。诚然,贺敬之作为主笔之一,创作了已被公认是'红色经典'的歌剧《白毛女》。

革命与文明:“新中国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开放时代》是国内较早设置革命史研究专题的刊物之一,近十余年来,围绕“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和“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研究”,开展了多次专题研讨。

走向“世界美学空间”的“美育”——一个“明治-五四”的概念史考察

“美育”的概念史事关东亚现代性的核心难题。“明治-五四”作为整全的历史思想视野,有助于澄清世界“美育”的跨文化逻辑,昭示中日“现代”的认识论起源。“世界美学空间”揭露了美育解释背后的现实动能及权力争夺,重建了美的话语、东亚民族国家与现代世界体系间的关系想象。美的意识进入东亚,以明治日本三位一体地架构“美术-美学-美育”为开端。作为思想装置的“明治”,不仅内在于日本现代史,同时对现代中国产生值得推究的影响。东亚视角的引入,为重新界定五四以降“美育”的中国故事带来新的可能。

审美文化的政治时刻——论20世纪30至40年代周作人对柳宗悦的理解

中国与日本在近现代史上的复杂关系众所周知,而身处其中的中日知识人、知识团体基于何种立场与诉求进行彼此认知、开展历史互动,以及相关历史实践承载着怎样的文化信息,时常是后来的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由于当事人面对的历史情境是具体的、即时的、动态的,他们对特定对象的择取与关注通常与其自身的现实诉求相关。因而,将他们看似自然、顺畅的认识与理解状态,

日本电影“战后怀旧”叙事的三重困境——以《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系列为中心的考察

系列电影《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对"昭和三十年代"的怀旧叙事与文化想象在日本获得持久、广泛的认同。在对和平、人性、未来的讴歌背后,电影叙事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现出三重困境:以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超克历史创伤的深层逻辑,致使对战争的反思实则具有脱离历史的人道主义色彩;剥离于生命经验与历史生活的文学理解,导致文学未能真正成为认识自我、社会、世界的有效契机;服务于对年轻世代寄予乐观期待的主题需要,使得对青年自我感遗失问题的反思客观上被回避。"昭和三十年代怀旧热"的发生,展现了日本观众对影片怀旧神话的集体移情,其中暗含日本社会近年难以切实安顿自我与他人、当下与未来的无意识焦虑。

日本形象的三种西学建构及范式反思

战后以降,日本的国际形象主要由西方的理论框架与学术话语所建构。核心的三种西学建构路径及其特征是:一、文化论范式,战后初期由《菊与刀》所开创,致力发掘"日本性",具有去情境化的本质色彩;二、语言论范式,以1960—1980年代法国结构—后结构主义为代表,将日本视作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契机,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把握较显欠缺;三、文明论范式,尤指冷战结束后从文明史高度重审日式现代性的倾向,相对忽略现代日本走上西化道路的历史隐暗面。重构日本形象的潜在可能蕴于反思日、西现代学术的西化倾向,探索融"文字—文化—文明"为一体的"汉字圈"视野与理论创造。

中西美育精神的比较阐释及“游艺”范式的当代转化

立足中华文明传统,探索会通古今中西、适应当代生活经验的美育范式是时代性课题。西方美育精神以“教”为本,是一种包含观念认知、形式鉴赏、创作技艺的“游戏”范式。中华美育精神则以“学一习”为体,是一种蕴含情理交融、天人合一、技近乎道的“游艺”范式。两者的不同源于“两个世界”和“一个世界”的存在论结构差异。

走向“历史”与“社会”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读方维规《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

"理论何为?" 20世纪末起,这一问题就不断为西方学者所考问。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对"理论与常识"关系的讨论便是一例。在其1998年出版的《理论的幽灵》(Le Demon De La Theorie)中,开篇即检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文学界日益制度化、教条化的理论境况。在他看来,六七十年代强烈的理论冲动,早已被冻结在不经思辨的解释框架与知识生产体制中,本应警惕、反思常识与庸见的"理论",其批判性与论战性愈来愈无迹可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