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学院与德国语言文化外交的演变

歌德学院以致力于德语教学和宣传德国文化而闻名于世,在德国现代史中的三个阶段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纯粹教授德语,到二战时期被纳粹的对外宣传所利用,再到联邦德国时期以语言文化使者的全新形象走向世界。歌德学院虽为民间机构,但它积极配合政府外交步伐,努力推行文化传播,始终践行着联邦德国的外交主张,对德语的普及和德国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分析歌德学院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20世纪30年代以来德国外交主张的变化,也为文化外交和语言政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魏玛时期德国的电影文化与社会现实(1918—1933年)

魏玛共和国(1918—1933年)时期的电影文化是德国现代史的时代风向标。新兴的电影文化成为德国文化的轴心,电影院与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蓬勃而生;随着白领雇员阶层的出现,文化偏好发生转向,电影观众大幅增加;科技的进步和艺术家的思想解放以及美法两国对德国电影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魏玛时期电影反映了德国政治、经济、社会、民众心态等诸多问题。魏玛时期电影文化现象构建了一部社会史,这对于了解魏玛共和国提供了一些启迪和思考。

大萧条时代美国电影文化消费探析

从1929年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到20世纪40年代中叶,美国一直笼罩在大萧条的阴影下。但此时电影业蓬勃发展,美国人对于电影的消费显露出极大的热情,从而折射出美国人奢侈的物质消费观受到极大的冲击,文化消费开始与物质消费出现分庭抗礼的局面。美国人的工作伦理也从此有所改观,娱乐休闲的地位大幅提升。这一切最终促成了美国大众消费的转型,美国人的消费观也在大萧条时代进一步发展塑成,现代化程度进一步完善。

缺氧诱导因子α与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缺血再灌注损伤(IRI)一直以来是器官移植中无法避免的难题,同时随着研究逐渐发现IRI广泛存在于心、肺、肝、肾等器官组织的相关疾病中,诸如心肌梗死、急性肺损伤、肝纤维化、肾损伤等疾病。IRI也被发现存在于一些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治疗过程中。因此,如何解决IRI成为制约临床治疗相关疾病的难题,也是一直以来研究的热点。随着对缺氧诱导因子(HIF)家族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HIF参与了器官缺氧信号通路及相关炎症反应,尤其是HIF-α在其中发挥的明显作用。针对HIF-α参与的相关信号通路及研究成果,有望改善和降低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对此,本文就HIF-α在心肺肝肾等器官相关疾病中的近年研究成果做一综述,希望从HIF-α及其参与通路中的重要靶点入手,提供研究解决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新的方向。

“兰普莱希特争论”中的宗教改革史研究

19世纪末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普莱希特认为宗教改革开启了以货币经济为特征的所谓“个体主义时代”,并对兰克史学深受路德教义影响,歌颂精英人物、充斥神秘先验主义色彩等特点进行了批判。这些观点成为19—20世纪之交“兰普莱希特争论”中天主教史学家和兰克学派史学家批判的焦点。虽然兰普莱希特从文化史、经济史等角度分析宗教改革史,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但实质上他笔下的宗教改革史尤其是路德形象依然未能跳脱出新教资产阶级史学的框架。

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化史编写状况探析

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实证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史学界则出现了文化史编写热潮。文化史固然补充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真空地带,国际史坛上文化史亦状态活跃,但德国文化史编写仍面临重重困境:除自身缺陷之外,还要面对政治史强有力的压制,需要突破德国"历史主义"主导下的学术氛围与政治环境的双重夹击。因此,德国文化史发展的"先天不足"为德国传统史学走向20世纪新史学转型的艰难之路埋下伏笔。

“帝国知识”:19—20世纪德国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知识生产

19世纪中叶左右到20世纪初,随着德国的崛起,帝国的学术研究也迎来高峰时期。为了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新的学术领域争夺知识霸权和话语权,德国学者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涌现出如李希霍芬、斯文·赫定、勒柯克和艾尔伯特·赫尔曼等一批杰出学者。他们通过地理探险、考古调查、历史研究等层面对中亚的“丝绸之路”作了全面的考察,为德国的丝路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时,正值德意志帝国殖民扩张时期,而德国的丝路研究构成了“帝国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带有深刻的刻板印象,充斥着对域外世界的想象。故而,德国的丝路知识具有学术性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双重特性,中国学人须对其话语当中蕴含的知识霸权进行反思。

论荣国府真正的掌权者王夫人

《红楼梦》中平淡而深藏不露的王夫人,用“贤”掩“诡和深”,以“慈”苫“狠与辣”,紧握大权,在幕后操纵着贾府,才是荣国府真正的掌家人。薛宝钗的身上印射着王夫人的影子。年轻的王夫人就是薛宝钗,年老的薛宝钗就是王夫人。

低T_(3)综合征与脓毒症预后关系的研究进展

脓毒症是由感染导致的一种死亡风险极高的重症疾病,机体对严重感染的免疫反应失调是脓毒症发生的主要机制。感染诱发的各种炎症刺激因子不仅损害机体正常脏器功能,还可导致内分泌代谢功能紊乱(以下丘脑-垂体-甲状腺素轴主导的内分泌代谢损害为主)。脓毒症状态下各种炎症因子的共同作用可使下丘脑-垂体-甲状腺素轴功能及外周甲状腺激素的转化等受到抑制,导致机体发生以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_(3))水平下降为主的甲状腺激素紊乱,称为低T_(3)综合征(LT3S)。LT3S可以降低脓毒症患者的能量消耗、保护机体应对危重状态,也可在脓毒症基础上加重对脏器功能的损害,增加患者死亡率。因此,LT3S与脓毒症患者不良结局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为明确LT3S与脓毒症预后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将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以上主题开展的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全球化多元化时代及其国际组织与国际治理

本文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2016年10月9日、10日在西北大学两次演讲的内容整理而成。入江昭教授196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8年当选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主席,1982年入选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84—1989年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91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担任查尔斯沃伦讲座教授,2000年荣获日本天皇颁发的荣誉勋章,2002年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入江昭教授以研究美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国际史见长,注重国际关系史中的文化研究取向,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称之为"非同寻常的天才史学家",认为其学术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美国外交史特别是美国与东亚关系史的诸多新解释,更在于推动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范式转变。2016年10月8日至11日,入江昭教授在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我国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李廷江先生的陪同下应邀专程访问西北大学,期间就近年来研究与思考的问题发表两次演讲,并回答了师生的提问。以下内容根据录音整理而成。

“双减”政策下家长行为的逻辑分析

基础教育历经一轮轮减负,学生课业负担仍有增无减,家长对减负政策的不理解、不接纳、不支持成为推行减负改革的阻力因素。在"双减"政策下,家长应积极行动,推动减负改革。家长行为是由认知、情感、实践构成的复杂体系,遵循着严密的逻辑。在认知层面,家长应逐步认识到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迫切性、实施"双减"政策的有效性、推行素质教育的必然性;在情感层面,家长要依次学会拒绝从众心理,破解"剧场效应",理性看待"影子教育",走出"囚徒困境",减轻教育焦虑,合理设定教育期望值;在实践层面,家长应按序做到密切家校联系,协同育人,关注孩子身心健康,建立友好亲子关系,引导孩子自主学习,营造良好家庭学习氛围。

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的国际传播

德国文化史家卡尔·兰普莱希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作多部文化史巨著,并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史观点。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在德国学界引发巨大争议,同时,在欧美国家乃至东亚国家广泛传播,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和热议。这一史学现象得益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与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新史学运动之间的同频共振,反映了20世纪初以来日益紧密的史学交往。另一方面,德国以外的学者出于为自身研究需求服务的目的,更多地聚焦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中的“新史学”部分,一定程度上对于这种“新史学”的实际价值和意义未予以彻底的剖析,对于他的文化史观中所渗透的德国传统史学的底色也没有察觉,这成为史学传播与交流之中的典型案例。

“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

19世纪末,围绕着兰普莱希特著多卷本《德意志史》及其文化史观,德国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结果不仅兰普莱希特本人身败名裂,他所倡导的史学革新也备受阻挠。兰普莱希特著作和理论的缺陷、他对兰克史学和政治的历史编纂的批判否定,是引发争论的最主要原因。而争论的"半途而废"和传统史学的重新巩固也与兰普莱希特的妥协让步有密切关系。兰普莱希特在争论中的明显失败,对于德国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教训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