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流动·聚合:文化基因视域下民族文化交融研究

民族文化交融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内容与突出表现。从文化基因视域观之,民族文化交融的条件是由原生式、附着式、辏合式、协同式组成的基因共生;其基础根植于以历史记忆、共情与文化认同以及文化传播为主要形式的基因流动;基因聚合的主流方式是偏利型、互利型交融,具体呈现为共享、层累、嵌合等多种表征。

西南少数民族八角纹设计文化基因“数字化”表达与传递机理研究

八角纹在西南各少数民族染织纹样中的传递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类比生物基因“数字对位传递”所具有的高度精确性,如果对染织纹样中的八角纹进行“显微镜式的观察”,可以发现,八角纹隐含着“几何式”与“模件式”两种设计文化基因。其产生与复制的过程,是按照均衡比例的“数字化”机理进行表达与传递;指令信息的明确,使得传递后的设计文化基因具有高度的保真性、多产性与长寿性。本文研究表明,在西南少数民族八角纹等纹样的设计与制作过程中,传递“如何制作”(机理)比传递“制作什么”(纹样)更具有效性。

大理白族扎染蝴蝶纹饰的图像学研究

大理白族扎染纹饰包罗万象,其中蝴蝶纹是最具代表性的纹样,素来深受欢迎。本文基于田野调查,运用图像学“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图像学解释”三层次分析法,深入探赜蝴蝶纹饰的形式与内蕴。我们发现,白族扎染蝴蝶纹饰可分为单一式、复合式、几何变异式三类;其中,技法、结构、色彩等要素决定了蝴蝶纹的艺术风格和外在表征。白族人赋予了蝴蝶忠贞爱情和吉祥美好的象征寓意,并巧妙地通过不同的组合形式形象化地传达出来。白族民众信仰观念的嵌入、村落文化氛围的熏染及多元文化的交融等,正是蝴蝶纹得以长久流传的关键因素。

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资源及其基因图谱编制设想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资源十分丰富,具体可以分为雕塑、金属、陶瓷、编织等八大类别,具有富集性、传统性、共享性和生态性等特征。由于种种原因,南方少数民族手工艺资源存续状态令人担忧。为了科学认识传统手工艺的产生、发展规律,建构科学有效的传承保护机制,其基因图谱编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标准体系构建

标准化是我国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高质量推进的必然选择,其对于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非遗传承保护工作以及解决非遗传承保护中诸多现实矛盾具有重要意义。非遗传承保护标准体系是制度性结构标准体系、梯次性结构标准体系、分层性结构标准体系和程序性结构标准体系的复合体。标准体系的构建应坚持体系化、标准化、量化和多元化的基本原则,遵循基因挖掘、他山采石和梯次推进的主要路径。

艺术场视角下土家族撒尔嗬重构研究

撒尔嗬作为土家族传统丧葬舞蹈,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复杂的重构过程。撒尔嗬的重构是民族文化当代重构的典型缩影。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和场域理论,通过对不同时期撒尔嗬的文化内涵进行梳理与细分,对撒尔嗬所处艺术场的逻辑关系进行探讨,阐述撒尔嗬重构的实践逻辑。认为位置在人们的意识中被建构出来,并且被争夺与占有,位置优先导致附加值的产生使差异表象化,推动新秩序的产生,使撒尔嗬实现重构。

坚持和完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研究——基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调查

保护政策的制定与颁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主导"机制的重要体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实施成效显著,但因相关工作起步较晚,目前还存在着政策体系不完善,政策细化程度不够,部分政策内容缺乏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倾斜性,跟踪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应加快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进程,完善政策体系,推进政策进一步细化,提高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强化可操作性;完善跟踪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工作机制,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完善资金保障政策。

西南地区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

本文基于城市化"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划分,对西南地区城市化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认为西南地区城市化发展应该针对"城市化中心区域"和"城市化边缘区域"进行有区别的战略设计,前者以发展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为战略目标,后者则需要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以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指导小城镇建设,以城镇为中心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乡土知识及其利用与保护

乡土知识是乡土社区基于生产生活和智力活动总结和创造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经验和认知体系,它因其独特的“话语实践”而成为人类知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乡土知识在乡土社区和现代社会均具有多种显在或潜在的利用价值,本文对如何利用乡土知识进行了探讨。

文化基因的类型及其识别原则——基于民族工艺文化的一种构说框架

文化基因研究正在从抽象的概念借译转向具象的基因要素萃取及其关系建构,其急迫性工作是文化基因类型的划分和识别原则的厘定。民族工艺文化作为民族文化体系的一种特殊表现,其基因结构呈现由材、纹、型、技、意、制诸基因要素组成的六元关系,其基因特征的外显是基因要素与环境、文化(符号)、传递史、工艺形态互作表征。民族工艺文化基因类型不仅在纵向上呈现阶元体系,而且在横向上呈现共享与特异、稳定与变异、主导与嵌合、显性与隐性之分异。基于民族工艺文化基因类型的差异和各类型的共有属性,识别原则可厘定为唯一性、主导性、突显性和可持续复制性。

南方山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

本文依据民族学、民俗学和文献等方面的资料，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南方山地民族保护生态环境的优秀文化传统。文章认为，南方山地民族农耕文化不是对生态进行掠夺性开发，而是一种通过开发和补偿两种机制实现自调适的文化系统；南方山地民族尚有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的文化行为。

西南民族地区乡城人口流动的推阻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人口流动的内在机理,从现阶段影响我国人口流动的大环境及西南民族地区的现实区情出发,分析了相关政策、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人口特征等因素对西南民族地区当前乡城人口流动的推阻作用。

神话中的宇宙图式与象征结构——土家族象征文化研究之二

本文依据土家族的神话资料,对土家族的宇宙图式与象征结构进行了解读。文章认为,土家族神话对宇宙结构图式有自己的一套解释,这种解释根源于土家族独特的生存环境;梯玛神图是土家族神话中宇宙结构图式的具象表达;神话中的意象充满着生殖能指与生命喻义,这些意象构成了土家族文化象征的主要原型;二元结构与三元结构是土家族神话中的最基本的“无意识结构”。

摆手祭:土家族社会结构的象征表达——土家族象征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从象征人类学的“社会结构”范式出发,对土家族摆手祭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土家族摆手祭正是土家族社会结构,特别是土家族三元社会结构及其整合的象征表达。摆手祭的三神分别象征着权力、勇猛和财富,三者进而引伸为统治者、士兵和农民三元社会结构;摆手祭仪是土家族社会身份认同与社区结构的仪式化象征表达;摆手变迁实是从性隐喻到政治隐喻的演变过程。

社会工作与新时期民族事务管理的创新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新的时期,民族问题呈现新的特点,民族事务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进一步搞好民族事务管理是我们每一位民族工作者肩负的神圣职责。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理念对民族事务管理的创新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从宗庙祭祀制度看北朝礼制建设

北朝礼制建设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伴随着氏族制度向家族制度转化而采取的政治上与南朝争正朔和文化上同汉族趋一体的基本手段与策略。作为礼制主干内容的宗庙祭祀制度的建设与完备是北朝礼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表征。本文尝试从宗庙祭祀制度这一独特层面论述北朝时期礼制建设的基本路迹与特征。北朝礼制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充满着胡汉文化矛盾与冲突。孝文帝改革是北朝礼制建设的一个转折点,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孝文帝建立了融合各种因子的全新五礼体系,宗庙祭礼正是北朝五礼创制的一个典型代表。

民族传统手工艺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当下困局及解困破局之策——基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的调查

民族传统手工艺在国家与地方各类政策措施叠加,政府、民间和社会多种力量聚合的作用下,保护与开发双线齐进,并逐步由“资源”向“资本”转化,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效应。然而,在全球化、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影响下,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民族传统手工艺资源保护与开发在艺、匠、器、市、制等方面均陷入困局。解困破局之策在于既要倡导规划先行,奠实数据平台之基;又要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支持;更要加强标准规范制定,实施产业提升、一村(镇、街)一品、品牌培育工程。

台湾高山族祖先崇拜文化略论——兼与大陆各族祖先崇拜文化比较

本文在系统分析台湾高山族祖先观念、宗庙、祭祀组织与祭仪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对台湾高山族和大陆各族祖先崇拜文化的许多同质性因素进行了比较。

系统论视域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结构、功能、机制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一项宏大的文化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视域论之,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个整体,不是系统要素的机械性组合体,而是系统各要素的耦合体。国家文化公园在与其环境系统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中发挥多层级的功能价值,其战略性价值意蕴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自信,体现了中国化的理论创造与制度设计,而且助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铸牢,以及文化与生态系统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一系列机制创新,尤其要建立与完善共生、反馈、协同和共享四大机制。

小城镇的成长与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以百福司镇为个案,全面分析民族地区小城镇的成长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小城镇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要实现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必须用新的思路,加强小城镇建设,促进其结构功能的整体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