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三部论杜著作的评价

BBC专题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形式不同,层次有异,基本观点、主体倾向有相同性,都以杜诗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以杜甫为儒家文化的精神英雄,通过杜诗认识中国文化特质。其中漫游诗人的比较,文明悲剧情感分析,视角颇新。又关于杜诗三次转变的说明,深入的文本细节辨析以及对真挚感与惊奇感的强调,都极具启发性,突出了杜诗文化文学价值。

《八子百选》与《唐宋文醇》隐曲关系考——兼论《唐宋八大家文钞》在东亚书面语共同化进程中的范式意义

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曾在朝鲜、日本广为流行,朝鲜文人以之为必读的经典,熟悉者甚至可以集八大家语句为文。朝鲜正祖李祘非常重视《文钞》,《八子百选》即是他对《文钞》的再选。在编选过程中,朝鲜君臣关于篇目取舍的讨论体现了对八大家古文较深入的研究和对传统经典篇目的了解。《八子百选》选文总数仅为《唐宋文醇》的五分之一,但有三分之一篇目不同于《唐宋文醇》。李祘强调自己的选文"醇之又醇",表现了对《唐宋文醇》的纠正,这是由朝鲜传统的"小中华"意识生发出的轻视满清文化、推崇明文化的情结。这一理念客观上推动了唐宋八大家古文的传布,巩固并加强了东亚共同书面语言的稳定。

流行文化对经典文本变异的影响——论白居易“七老会诗”与“九老图”《九老图诗》的源流关系

《白氏文集》中"七老会诗"与《唐诗纪事》所录《九老会诗》来源各有不同。后者是独立于文集之外的,不仅与白氏所记"七老"有异,而且有新增"赞二老绝句"及序,新增内容与白集相关文本不符,似非出于白手。"九老"之说源起宋初,九老图在北宋已很流行,至欧阳修、司马光以史家地位加以肯定,九老之说渐成定论。这一组诗南宋后又多以《香山九山诗》为名,故事地点再次发生变化,这应与流行的九老图变异相关。宋孝宗命人拟作,宋高宗为此图题诗,强化了《香山九老图》一题的权威地位,至明清正式以《九老图诗》一题单独进入白集之中,流行文化产物也成为了经典文本。由于传入时间与文本类型有别,尚齿会在日本、韩国则有不同面貌:白居易在世时七老会图即传到日本,且七十卷本《白氏文集》古钞卷是日本的主要传本,故其尚齿会多以七老会为名;七十一或七十二卷白集刊本在朝鲜更为流行,"九老图诗"在朝鲜影响更大。这些变化反映钞本向刊本转变中所受到的流行文化的影响。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初杜甫行迹考论

比照相关史料与杜诗,可对杜甫在战乱初一年的行迹详加说明,订正前人注解之误:其在至德元载六月初叛军入关后,开始离京携家逃难,七月初到达三川后,舍家寻找朝廷,八月后被困长安,至来年四月底投奔肃宗到凤翔,又于本年八月中旬北上与家人在羌村会面。其逃难至三川为止,没有北上至延州;其赴羌村探亲,直接原因是得到了家人消息,而非肃宗对他的打击。其往羌村全程有十多天,享受了官员待遇,途中所作诸诗是《北征》的前奏,这也是《北征》的构思过程。这一年诗人经历了国家盛衰骤变,也经历了荣辱之变。羌村短憩,诗人苦难的心灵得到安抚,压抑至久的情绪得以释放。其后之诗情更为深沉,表达也益雄浑自然,与其这段经历大有关系。

名家选本的初始化效应——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在宋代的流传与接受

《唐百家诗选》应是宋敏求、王安石合作编纂而成的,杨蟠是王安石追随者,本书初刊于杨蟠在温州太守任上,编者独归王安石一个,与当时新党新造王氏著作的风气相关。伴随王学影响,本书自北宋后期至南宋高宗朝,一直是诗家与诗话讨论的话题。南宋中后期,王学失势,而《唐百家诗选》一书仍流传甚广。由吕祖谦《宋文鉴》收本书王序及丽泽书院以此为教材之事看,书院与塾学教材的角色进一步强化了本书的权威地位,使之成为初学者必读之书。通过比较相关选目可见出南宋其他几种唐诗选本多受其影响,对多数读书人的诗学观念具有初始化的作用,江湖诗风的漫延与这一选本的作用也是有关系的。

由皎然与高仲武对江南诗人的评论看大历贞元诗风之变

《中兴间气集》与《诗式》先后出现于京城与江南两个地区 ,两书对江南诗人创作不同的评价正反映大历至贞元初诗风的变化 ,表明地方性诗风已上升为主流诗风。高氏的评论是对大历京城诗风的总结 ,是对王、孟清雅范式的传承。皎然诗论及江南诗风就是对已近于僵化的这一诗歌模式的解脱 ,内容上多奇景怪事 ;在语言风格上 ,以口语素词洗脱前期精丽典雅的“时俗”之调。这一变化对中唐诗歌的发展影响甚大。

论汉武时代士人精神的嬗变

士人精神在秦汉之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士人由五师君友沦为弄臣家奴，失去了人格的平等与自尊；由天下游士变为一主之臣，失去了自由意识；由布衣之士变为仰禄之士，失去了自主性；由四民之士变为儒臣之士，失去了主体意识。士人精神的嬗变至汉武时代趋于定型。

元初私塾诗学教育与唐诗评点本的文化传承功能——《赘笺唐诗绝句选》评点中的遗民之恨与理学之思

联系元初文化背景可看出《赘笺唐诗绝句》虽为民间流行的私塾教材,却包含了编写者在社会骤变之际传承文化与拯济人心的用意,胡氏"赘笺"是对谢枋得《唐诗绝句评点》相关思想的发挥,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亡国之痛;二、忠臣之赞;三、理学之思。这些都比较集中反映了他们作为宋朝遗民与理学家的心理特征与思维特色,是一种在特殊年代的独有的阅读体验,也体现了其时流行的唐诗选本以及评点在传承文化与构建共同文化意识方面的特有功能。

作为审美的、人性的及当下话语参与的文学史写作——读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

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汲取了近代人文思潮中的文学史观以及现代精神分析、文本批评和接受美学的成果,重视经典的解读,微观实证与宏观结论相结合,将文学史的审视与人性精神史的考察融汇一体,使文学史的写作既是对精神历史审美形态的严肃解读,又是对当下精神与审美话语的积极介入,体现了人文学者的求实学风与现实关怀精神,对于推进文学史学科建设的现代化、提升文学史研究的思想性都有启发意义。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子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李商隐《金钥》考述

对李商隐已佚类书《金钥》作了详赡考述。通过钩稽宋人相关目录志与著述材料可以推知《金钥》是一部关于词语典故方面的类书 ,专为写作骈文而用。其基本内容是取前人四六成语分门别类加以编排。《金钥》

时风、家风与陈子昂风骨精神

陈子昂继承和发展了刘勰的“风骨”美学概念,为盛唐文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传统文化精神、时代文化潮流及家庭文化血统,成为陈子昂“风骨”论的文化土壤。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朝鲜刊《刘宾客诗集》考述——兼论刘禹锡诗集单行之事

日本国会藏朝鲜刊本《刘宾客诗集》,为朝鲜前期刊本,其刊地和版式与今传朝鲜刊本《刘隋州集》相同,估计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刘隋州集》内容、形式与今传宋棚本唐诗相同,其底本为南宋陈起棚北大街书坊所刊之《唐诗小集》。据此推测,《刘禹锡诗集》的底本也可能是棚本唐诗中的一种。刘集在北宋中期已散佚,今传《刘宾客集》《刘梦得集》各有所出,其中后十卷为辑录之作,刘书诗文分开编卷,《刘宾客诗集》或许就是其中一种单行的诗集。这一朝鲜刊本对于了解刘集最初情况,甚有价值。

刘禹锡咏史诗在大和初的影响——兼论中晚唐诗歌学人气渐显之趋向

大和元年左右,刘禹锡终于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贬谪生活,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他固然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满足与欣慰,但政治热情已下降,而将其旺盛的生命力更多地转入到诗歌创作中。不同于韩孟尚怪与元白尚俗,诗人以学者的识力与诗家的豪情在咏史怀古之作中开掘出新的诗境,再次登上诗坛最高点。这既是诗家才力使然,又是长庆之后诗风转变的反映。在贞元、元和相对稳定的三、四十年里,进士科出身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有了全面发展与提升,学者型官员增多,士人崇尚才情的价值观念不断融入史学成分,尚学重识在士人的评价体系中越发突出,史学在士人知识结构中分量加重。刘禹锡咏史让白居易折服,并以此类作品转变仕途命运,即与这一学术背景关系甚大。具体解析刘禹锡《西塞山》、《金陵五题》这类作品发表与被接受的过程,可说明刘禹锡重返诗坛中心的原因以及中晚唐诗风之变的具体过程。

说理、说事、说梦——由一联唐诗的争论引出的学术思考

朱光潜、鲁迅、朱自清关于钱起一联诗的分析体现不同的学术个性。朱光潜是以自己掌握的西方美学心理学知识阐发该诗所包含的审美意义,其学术思路带有晚清桐城派倡导的宋学精神。鲁迅对他的批评及朱自清的分析,体现了乾嘉汉学考据派的学风。晚清桐城派之宋学已溶入西学成分,故近代汉宋之争已具有东西方学术碰撞的因素。他们三人间的争论实质上是晚清汉宋之争的沿续。

陈独秀五古对杜诗的师承--《述哀》《挽大姊》《告少年》三诗笺解

现代学人胡适等指出作为诗家的陈独秀推崇杜诗,作诗多师法杜甫。陈独秀五古《述哀》《告少年》《挽大姊》三诗是陈诗中篇幅较长的作品,一发表就引人关注,对照其自传以及相关史料笺释,可以对其中诗情作更深入的分析;通过比较可见其作多受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的影响。陈独秀既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传承人。

《二十四诗品》的另一传本——《枝指生书宋人品诗韵语集》考辨

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中的《枝指生书宋人品诗韵语集》是传世本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另一传本。其中祝允明与冯梦祯跋语表明 :一、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之说在当时 (万历三十一年 )尚不流行 ;二、文献标题说明《二十四诗品》是由宋代流传下来。以王士祯为代表的清初诗家多认定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之说 ,与他们维护钦定《全唐诗》权威性相关。他们虽见过祝允明这个作品 ,但多有意回避这则文献。

天宝河洛儒士群与复古之风

李肇《国史补》卷下记载了几组开元以来的名人，其中有“位卑而着名者”一目，下列李北海(邕)、王江宁(昌龄)、李馆陶(光速)、郑广文(虔)、元鲁山(德秀)、萧功曹(颖士)、张长史(旭)、独狐常州(及)、杜工部(甫)、崔比部(元翰)、梁补阙(肃)、韦苏州(应物)、戴容州(叔伦)。

生存压力、家学传统与移民环境——韩愈寓居宣城修业考论

韩愈修业备考是在宣城完成的,居家地点很可能是在宣州之当涂县。与战乱中中原士族避乱江南一样,属于离于本籍的寄庄户,其时朝廷加强了对寄庄户的管理,寄庄户若无进士出身或出仕者,则不能享受原有士族的相关待遇,并需交纳赋税。这种境遇促使了韩愈在备考期间求仕之心益发强烈。他在远离京洛文化中心的江南修业备考,主要是接受家族文化教育,没有受到以《文选》为基础的进士科流行文化的影响,故其学保持了山东世族以儒学为中心的家族文化传统。安史之乱后,在南移世族的作用下,江南形成了兴复儒学的文化环境,其中宣州几任地方官都是崇儒之士,韩愈受到了这一环境的影响,当时与天宝年间萧颖士、李华为代表的早期古文倡导者传人多有联系,故能几次得到宣州的举荐。这表明山东士族文化南移及寄庄户生存压力,应是唐代古文运动乃至中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