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乡饮酒礼的“异化”——以宾客“冒滥”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乡饮酒礼出现了异化,“宾客冒滥”便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显宦、生员、捐纳义官以及父祖封赠官滥入乡饮酒礼,造成了“齿德俱隆者反摈之不礼”和“月旦推重者多耻之不赴”的乡饮滥觞现象。而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明代士人推举乡宾时价值观的偏离。受到科举文化的影响,官僚群体追求科举功名的价值理念传达到下层社会,“序爵”“以子贵”“捐纳得官而尚财货”的选贤价值观便直接影响了学校和士人对乡饮礼宾的选举,造成了乡饮酒礼的“宾客冒滥”。明代国家通过改革制度,强化行政监督的方式试图扭转乡饮酒礼的没落。地方士人也以“拒赴乡饮”“重申选宾标准”“组建耆老会”等方式期望能厘正偏离的价值观以让乡饮酒礼重新发挥崇德尊老、宾兴贤能的教化作用。

《龙眠风雅》的编撰及其地方文化权威的建立

《龙眠风雅》是桐城学者潘江为了应对明末清初桐城人文昌盛,却文献缺失、地方失语的尴尬处境,而编撰的大型乡贤文献。清朝初期,桐城望族兴起,地方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龙眠风雅》“宽以收之,严以选之”的编选方式,满足了此时桐城家族“表彰父祖、显亲扬名”的情感需求,并具备“以备国史采之”的文化意义,所以受到乡族的广泛支持。清嘉道年间,因“汉学”的不断发展,桐城赖以生存的“宋学”理论传统遭到破坏,桐城文人的乡贤文献编撰目的开始由“表彰宗族”转向“地域认同”。《龙眠风雅》以乡人为收录主体,以弘扬地域文化为核心主旨,这种乡贤文献合集的编撰行为,顺应了嘉道时期桐城学者建立地域认同的现实需求。其“清真雅正”的选本理念,也始终未脱离桐城士人崇尚“宋学”的价值理论范围,最终奠定了《龙眠风雅》“堪为龙眠史志”的地方文化权威。

《迩训》与方学渐的家族文化传承探析

明清时期,桐城方氏家族,文风鼎盛,俊彦辈出。方学渐作为明末享誉盛名的儒学大师亦是方氏家族文化的发掘者和缔造者。文章以方学渐具有家训性质的著作《迩训》为文本,从家族精神、仕宦之道和家风传承三个方面分析了方学渐对于家族文化的构建:其一,他认为“实行之孝”和忠君的殉义精神是家族精神的核心;其二,他提出仕宦之道要以“勤”和“廉”为第一要义,善施教化则是最重要的循吏职责;其三,他传承了方氏文化世家崇尚儒学、勤于著述的优良家风。经过方学渐“崇实”“性善”思想对于家族文化的升华,《迩训》一书也成为方氏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话语形态,对于方氏家族绵延兴盛功不可没。

流动的文化:明清桐城私修乡贤传记考论

基于乡贤传记概念将前人鲜少涉及的传记史料与地方文化地理著作有机结合,从文献分布、编撰时间轴和文献类型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桐城乡贤传记的的基本情况作出概述:认为桐城乡贤传记的书写区域相对集中,有以宗族为中心的分布特点;编撰时间长且主要集中于三个高峰时期;文献类型分为单独的人物传记和传记附传主著作的合集等两种。作为地方史书写的重要文献,桐城乡贤传记的编撰具有重视考据、以人存史的收录原则、秉公论和崇理学的编撰理念、重视家族文化的书写倾向以及广见闻与通俗性的编撰策略。而桐城士人赓续传承地书写乡贤则是为了保存乡邦文献,构建地域文化,以及广施教化,让桐城才力不限于一代,风气不囿于方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