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韩”的新式里程碑——严复《辟韩》及其影响与反思

韩愈横空出世后的一千两百多年里,他成了文学界、思想界绕不开的典型。有人对他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人对他唾之如懦夫禄蠹,历来毁誉参半。在历代非韩的历程中,有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对韩愈的批判对当时与后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严复《辟韩》一文乃继北宋契嵩《非韩》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以韩愈为抨击对象的力作。考察《辟韩》的创作原因与动机可以进一步了解严复对韩愈的态度;并由此全面考察严复的韩愈观,从而对《辟韩》及其在历代"非韩"史上的影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并以此为视角反思历代"非韩"的特点与作用。

试论宋人对韩愈“不平则鸣”理论的接受

从《送孟东野序》开始到《柳子厚墓志铭》,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不断发展,"不平则鸣"原本探寻的是文学创作的起源,后来在这种文学起源论中又加入了"穷苦之言易好"之创作理论,并且一步步强化这种创作理论,从而使后人在认识"不平则鸣"时只注意到后面的创作理论,甚至将"穷苦"作为"不平"的代名词,使韩愈的两种起源窄化为一种,而对"不平"的本原意义有所忽略。在"不平则鸣"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宋人的理解与接受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从王禹偁开始到刘辰翁,在接受韩愈这一理论时都各有特色。宋人的接受亦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宋之争视域下桐城派对韩愈文道观的承变

考察有清一代之文论,不能绕开桐城派文论。在桐城派文论中,文道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派文道观与韩愈文道观有着非常奇特的关系,即从最初的接近到后来的疏离。桐城派初创期的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等人承继韩愈文道观,倡导文道合一,道为根本;兴盛期的姚鼐、方东树、梅曾亮等人稍作变通,坚持文道兼顾,偏重于文;没落期的曾国藩、吴汝纶等人则提倡文道分离,以文自期。三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对韩愈文道观的接受呈现出承中有变,代有侧重之特色。而这种变化过程,也正是中国文论史上的文道关系从混淆非文学与纯文学的矛盾体逐步走向纯文学中和谐统一的过程。其中原因,除了作家自身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影响便来自于以"汉宋之争"为核心的清代学术之争。

试论宋人对韩愈“以文为戏”的接受

宋人诗文中“戏作”之多,实属空前,恐亦绝后。这不仅与宋代的社会环境以及文人心态有关,而且与宋人对韩愈的“以文为戏”的接受有密切的关系。韩愈的这种创作理论与实践深深地影响了宋人,并且,通过宋人的接受对后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术视域下《韩文考异》对清代之影响

《韩文考异》是朱熹晚年一部颇为成功的校勘学著作,它的出现为韩文提供了最为可靠的文本依据,成为后世韩集传本的不二祖本。同时,此书也较好地体现了朱熹的文献观、理学观以及文学观,从而对后代校勘学、后代韩集版本以及韩愈思想与文学之批评影响深远。以清代学术史为视角,考察《韩文考异》的影响,将有助于进一步彰显此书的学术价值,也有助于蠡测有清一代对朱子学及韩学的接受情形。

应用型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模块化教改探索

从地方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现状出发,借鉴德国高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本课程的模块化教学改革做了初步的探索与研究,对课程内容进行了重组,对教学方法与手段进行了一定的革新,并尝试了新的监控与评价体系,以便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品德素质,提升学生的鉴赏、评论与写作等方面的思考与动手能力。

对外汉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探讨

对外汉语专业是一个新兴的本科专业,近年来对其教学的研究与探索逐年升温。主要探讨了此专业开设《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必要性,并对教材的选择、教学目的的确定、教学方法与教学侧重点的选择、教学难点问题的应对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浅谈《论语筆解》

本文认为现存《论语筆解》乃韩愈所著《论语注》与韩、李《论语筆解》的综合,其中可能亡佚了一些原始材料,也可能有后人增补的一些材料,但总体来说仍可视为韩、李所著。

契嵩的“非韩”及其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意义

北宋仁宗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高涨,"尊韩斥佛"思想也随之达到高潮。为了抑制时人对佛教的攻击,契嵩举起"非韩"大旗,力图护教。对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等,契嵩的接受以批判为主,区别于之前释智圆的韩愈接受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非韩"对当时的排佛运动、韩愈评价、理学建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外汉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模式改革初探

"中国古代文学"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外汉语专业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应根据应用型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以及对外汉语专业培养跨文化交流人才的需要,以开放性教学模式、多维立体模式以及"理论联系实际"模式改革教学方法。

汉魏六朝鸟兽虫赋三题

鸟兽虫赋是汉魏六朝时期赋的重要内容。本文从鸟兽虫赋大量涌现原因、鸟兽虫赋题材走向、鸟兽虫赋表现手法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鸟兽虫赋进行探索,以期对其有一个大概认识。

从清人接受视角看陆游与韩愈的诗学关联

韩愈是中唐文坛领袖,陆游是南宋中兴大家,两者相距近四百年之久。对于二者的诗学关联及其在清代的命运,历来论述寥寥。以接受史为视角,考察二者在清代的接受情况,会发现诸多相似之处:首先,清代是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再者,二人皆是清人推崇的具有变革创新精神的诗歌大家;其三,二人诗歌在清代的升降起伏与唐宋诗之争密切相关。这些共通之处,为研究二人诗歌关联提供了一个逆向视角,也为探索清代的学术风气与审美思潮提供了线索。

民国时期韩愈研究的新变及意义

韩学研究经过清代的巅峰阶段后,进入到一个风云动荡、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民国。民国时期的韩愈研究一方面继承前代优秀成果,一方面不断追求创新,在韩集整理与校注、生平思想研究、诗文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多成果,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诸如在研究主体、研究方式、研究重心、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阶段性方面都发生较多新变,形成了韩学研究史上又一个小高潮。考察此期的韩愈研究状况,对韩学史研究、民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以及中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人对韩愈“气盛言宜”理论的接受

"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重要文学理论,它与"不平则鸣"一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来说,"气盛言宜"更侧重于散文方面。韩愈在粱肃文气观的基础上提出"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观点,在"气"与"言"的关系及如何养气等方面多有开拓,从而影响甚大。在"气盛言宜"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宋人的理解与接受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胡瑗到李涂,不管是文学家还是理学家,在接受韩愈这一理论时都各有特色。宋人的接受亦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梅、欧的韩诗接受及其诗史意义

在苏、梅、欧活跃于诗坛之前,北宋的诗坛已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从"白体"、"晚唐体"的气格不振,再到"西昆体"的华而不实,北宋诗歌急需自救、自立。韩愈的诗歌于是进入宋代诗人的视野,并被苏、梅、欧三人一眼觑定,极力师法并大加推广。在他们的努力下,韩诗的某些特色加以发展并逐渐形成宋诗自己的特色。可以说,宋诗特点的最终确立与宋人对韩诗的接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挽歌略考

挽歌,即葬歌,从挽歌诗名的演变,挽歌主题的发展、历代对挽歌的态度三个方面对挽歌作一分析。

论宋人对韩愈“文以明道”的接受

文道关系自南北朝起就是文学家、文论家讨论的重点论题。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推行古文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文以明道"说,这种古文理论对宋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的文学家、政治家以及理学家都从不同角度或继承、发展,或批评了韩愈的文道观,宋人的接受又对后人产生了影响。

晚清文学流派与政治集团的互利共赢——以后期桐城派与李鸿章为例

晚清政坛,湘军集团式微,淮军集团崛起。作为绵延了两百多年的文学流派,后期桐城派与淮军集团由于地缘上的独特关联,更因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的师友渊源,产生了交集与结合,这种结合主要是通过淮军政治领袖李鸿章得以实现。通过考察后期桐城派与李鸿章之交往,探究后期桐城派对淮军政治、文化之贡献,厘清淮军政治对后期桐城派发展与承传之影响,从而为全面研究桐城派以及晚清重臣李鸿章提供一个独特视角。

雄奇与谐谑下的悲凉底色——论韩愈的悲凉诗风

在韩愈现存的三百余首诗歌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诗歌具有悲凉意味,然而韩诗雄奇与谐谑的外表掩盖了悲凉的内蕴,故学术界较少论及韩诗悲凉一面。韩诗中的悲凉之作按题材内容可分为四类,即对亲友的哀痛相思之作、仕宦不顺、处境困顿之作、贬谪之作、忧讥伤时、咏景感怀之作。在每一类中都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中都灌注了韩愈悲凉的情感,深藏着一种悲凉的意蕴。

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韩愈是中唐儒学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振兴者,他对儒学思想的贡献具体体现在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与重视"师道"四个方面,宋人对韩愈的思想颇为重视,宋代儒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进行接受自不待言,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接受,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在接受中又有创新,这种发展创新是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