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2009年中国城市固定资本存量估算

本文在系统回顾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确定了永续盘存法所依赖的四个关键参数—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周期、固定资产价格加权指数、加权折旧年限和初始资本存量,并根据各城市行政区变化调整了统计数据,估算了1996—200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等级城市资本存量。根据不同折旧年限计算得到的两组资本存量序列数据可以作为我国城市资本存量数据的上下限。通过比较本文与文献中资本-产出比和估计生产函数可确认本文估算的资本存量数据是比较可靠的,为后续应用研究奠定了初步的数据基础。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研究目的: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及其地区间的差异。研究方法:根据集聚经济原理构建城市土地产出率模型,利用全国城市面板数据检验基础设施对土地产出率的贡献。研究结果:控制了实物资本和劳动投入密度等土地产出率的基本决定因素后,基础设施资本密度是土地产出率的重要贡献因素,各项基础设施都有独立的贡献;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西部地区的增长对城市土地产出率作用最大,在东部次之,在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各地应根据自身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边际收益有选择地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达到节约土地和促进增长的综合目的。

中原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和回流作用

本文根据集聚经济与增长极理论构建产业集聚和增长极溢出作用模型,分别使用工具变量固定效应联立方程和各年截面方程检测2000-2007年间河南省126个市(县)产业集聚与自身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中原城市群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非农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互相强化,但是非农业就业的空间密度相对过高,已产生明显的拥挤效应和非经济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原城市群地级中心城市对各级市县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种作用在最近几年相当稳定。研究结果为统筹制定配套区域政策提供了依据。

民生目标下政府的支出竞争和福利效应

本文研究不同政绩考核目标下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决策的互动机制,使用全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地方政府支出反应方程,并利用民生类公共支出竞争的空间效应拟合值估计其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空间计量分析表明,同一省区内的城市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政策方面存在相互模仿攀比,民生类公共支出竞争不仅提高了省内民生类公共服务水平,而且牵动了居民消费。研究结果为如何完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和提高民众福利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和统计估计

本文根据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的空间分布构建城市供求潜力指标,估计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供求潜力,分析和评价我国城市经济规模。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发展潜力差距明显,潜力较大的城市在空间上连片分布;城市供求潜力以重点城市和主要城市群为依托按点—线—面依次推进;我国城市系统空间分布与城市供求潜力显著关联。分析还表明,许多特大和大城市可能已经出现集聚不经济,而大批中小规模的地级城市则有尚未利用的发展潜力。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统计测度,研究结果可为各地区制定区域发展战略、选择优先发展城市、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化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车辆密度、劳动生产率与拥堵成本研究

本文根据拥堵外部性和居民与厂商最优化原理构建模型,检验交通密度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百万人口以上和以下城市最佳车辆密度分别为1813和2812辆/km2;在2003-2012年期间,拥堵的城市从16个增至166个,生产率损失从255亿元上升到7877亿元,几乎全在大城市;城市路桥资本上升10%,通行能力增长约16%,大城市投资收益远高于小城市投资收益。

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下的城市地价——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单中心城市模型和中国城市土地市场若干特点建立了城市地价检验模型,并对中国地级以及以上城市地价进行了截面分析。计量估计表明,城市人口和收入是地价的重要决定因素,郊区土地价值和城市交通条件也影响城市地价;估计还表明政府通过控制城市土地供给和选择不同交易方式对城市地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而特定交易方式的影响犹为显著。分析结果还显示地价上涨最大的推动力是旺盛的需求。Robust回归方程估计表明上述统计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规划与市场——中国城市用地规模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规划和市场两种力量对城市用地规模的决定作用。研究方法:根据城市经济学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建立城市用地规模实证模型,对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中国城市用地规模的决定因素与土地私有化的美国城市的用地决定因素惊人地相似,城市规划中很少考虑的工资收入、通勤成本和临时人口等都对用地规模有显著影响,并且,经济因素随着市场的完善对用地配置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研究结论:在经济因素作用下城市用地的扩大是有序的,积极地考虑相关经济因素有可能制定出更有效的用地规划。

东西部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和扩散与回流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增长极理论构建了空间计量模型对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第一个五年的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效益和溢出作用进行比较研究。统计模型估计显示,固定资产的增长是非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西部资产边际产出只及东部的2/3;FDI的效益远高于国内资本,且西进的FDI比在东部有更高的边际效益;西部与东部最大的差别源于劳动力边际效益的巨大差距;西部和东部经济都有显著的集聚倾向。对增长外溢作用的检验表明西部中心城市对县级经济有回流作用,西部中心城市和县级经济都受到东部中心城市的扩散作用,而东部中心城市增长虽比西部快,但是增速却因西部中心城市的增长而相对减缓。本文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的若干政策意义。

城市环境特征品质与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异

从城市环境特征角度研究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区间差异,在Roback理论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估计中国城市消费者和厂商环境特征品质价值的计量方法,并对我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了截面分析。消费者环境特征品质方程估计结果显示:自然环境对我国居民效用水平的影响类似于其对美国居民的影响,工业污染严重地损害了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公共服务水平对我国居民效用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厂商生产性环境特征品质方程的估计结果则表明,城市间交通条件、工业集聚以及生产性服务都对厂商有显著的价值。

中国转型期城市空间规模的决定因素——统一的单中心城市模型的理论研究与实证

文章根据城市土地经济学原理、结合我国城市特点构建了兼有"封闭"和"开放"特征的单中心城市模型,并发展了经典单中心城市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文章提出的本地性均衡概念弥补了现有理论的不足,有助于揭示城市户籍人口和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和居住模式以及城市用地特征。对中国630多个城市2003-2007年数据的计量分析显示,我国城市用地规模差异的88%可以被模型所解释。特别地,政府规划中较少考虑的城市收入、市内交通条件、流动人口对现阶段我国城市规模有显著影响。计量分析结果还表明,在控制了上述所有经济因素后,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使用了更多的土地。

引力模型与商品市场分割研究综述

贸易保护等因素所产生的市场分割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但是对其全面而准确的度量却长期困扰着学术界。McCallum(1995)应用极其简洁的引力方程定量估计了美国-加拿大边界导致的两国间市场分割程度,出乎意料的结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引力方程也因此被许多研究者用于随后的经验研究、并随着经济全球化被推到了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前台。随着新的贸易特征和贸易理论的出现,对边界效应的估计在理论、方法、结论和解释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根据引力方程发展过程、逻辑关联和理论基础对相关文献作了全面回顾和梳理,并对重要的理论、方法和实证结果进行比较。特别地,本文还对采用该方法研究我国国内市场分割现状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本文分析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协同影响机制,估计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以及在城市规模约束下产业结构转变的边际效益。使用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计量估计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经济效益发生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则随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加。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小于最优规模,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该推动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和人口集聚。

工业集聚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因果关系和决定因素——中国城市的空间计量经济联立方程分析

本文根据集聚经济的微观机制、工业集聚和城市生产率的内生性,以及邻近城市间的外部性构建了空间计量联立方程,并利用2005年数据对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截面分析。3SLS估计表明我国工业的相对集聚和劳动生产率互为因果、互相强化,工业集聚和生产率在相邻城市间有明显的空间粘滞性和连续性。工业集聚的多变量估计还表明我国城市就业的空间密度过高,其拥挤效应导致生产率降低。本文最后简要讨论了研究结果相关的政策含义。

中国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1995～2007年

本文利用相对价格方差法测度中国省级商品市场的对内开放程度,建立商品市场对内开放和地区经济增长联立方程,检验1995～2007年期间两者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内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方程估计结果显示商品市场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均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商品市场对内开放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内生关系,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在经济不发达省份尤为显著。

城市规模、集聚经济与资本的空间极化——基于我国县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的资本流动模型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3-2009年我国653个县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导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资本,城市规模增长促进了资本深化;控制其他因素后,人口规模增加1%推动城市人均资本存量平均增加0.22%,而省会以上城市的管理职能放大了城市规模的作用。

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扩散回流与市场区效应

本文综合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学说构建了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空间计量模型,使用全国除西藏以外的2169个市县数据对2000年至2007年的各市县非农业产出、就业和资本增长所受到的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联立方程估计表明,虽然各级市县产出、就业和资本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要素投入和产出规模以及人力资本和地方要素,但是不同等级的城市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互作用。其中,省会和地级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对下级市县有显著的回流效应,而下级市县的经济增长对位于市场中心的上级城市有明显的市场区增长作用,同级市县经济增长有互相促进作用。本文最后简要总结了研究结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意义。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增收增产效应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07年1428个县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检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对农民收入、农业人均产出水平和农业生产率增长的效应,定量估算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对农民增收增产的贡献以及在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差别。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发现,控制了各地人均资本存量、人均耕地、农机投入以及其他条件造成的各县固定效应后,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产生了政策外溢效应,农民增收增产效应大于相关的政策成本,但是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不具有区域均等化效应,其政策效果在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扩散与回流:城市在中部崛起中的主导作用

本文根据增长极和非均衡增长理论构建了扩散与回流实证模型,使用空间计量经济联立方程对中部地区6省579个市县在2000～2005年期间的非农业经济增长和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中部地区城市增长极的扩散与回流效应主要存在于50～100公里范围内。在此范围内,首先,地级及以上城市间GDP增长有互相促进作用,但是在就业增长上相互抑制。其次,地级市在GDP和就业增长上分别对县级市和未设市的县镇有显著的扩散作用。其三,县级市增长对邻区县级市的GDP和就业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但是对邻区未设市县镇的GDP和就业增长都有显著的回流效应。本文最后讨论了实证结果在制定中国中部增长极和城市圈发展战略中的参考作用。

中国中西部发展中城市的增长极作用

为了分析增长极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对我国中西部地域相连、经济水平接近的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重庆、陕西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942个市县2000～2007年非农业GDP和就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模型估计表明,中西部地区各市县非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自身的投入,同时,中心城市也存在明显的扩散和回流效应。地级市的非农业GDP增长对县级市有扩散效应,意味着城市间经济有一体化趋势,但是地级市的就业增长对县级市有抑制作用;地级城市对相对更不发达的县镇的GDP和就业增长同时具有带动作用;相邻的县级市相互间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是对邻近县镇却有抑制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