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奴隶

在中国的历史上,奴隶劳动并未随着奴隶制社会的灭亡而全部被埋葬。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相当迟缓,其残余曾在封建社会里长期留存并发挥影响,在某些时候,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一些社会发展落后的民族相继入主中原,奴隶劳动作为封建经济的补充物再度得到较大规模的流行,影响所及,使南方的奴隶劳动也有一定的兴盛。唐代,奴隶劳动支配的经济领域大大缩小,最明显地表现在均田令规定奴隶不再授田。

宗法公社管探

农村公社产生于原始社会之末、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阶段上,它存留的时间甚长,在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一直以各种脸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古代,农村公社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土地国有制基础上的亚细亚公社,如西周的井田公社,曹魏的屯田公社,北魏至唐的均田公社,唐以后亚细亚公社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二是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家族公社——同一家族在家长领导下的同居共财,它正式萌发于东汉,鼎盛于宋,宋以后仍保持着一定的势头;三是作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附生物的宗法公社(或叫宗法共同体),它产生于北宋,是中国古农村公社的最后一种形式或残缺不全的形式。上述三种形式,直接的继承不明显,而间接的影响则较大,它们时间上虽有重迭,但大体上依次兴起,前后相续,形成中国古农村公社的一个历史发展序列。此序列显示出,重大的转折发生于宋代,宋代是三种公社形式的交替点。

再论宋代的雇佣劳动

雇用劳动在中国历史上源远而流长,宋代,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量的比重突发地陡增,并有着各种不同程度的质的改变,这些变异首先反映于农业、手作业的生产事业上以及相应的当时人们的关系上。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家族组织形式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广大的农村是以家庭作为最基层的社会经济单位进行生产消费和生活的。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在此种家庭社会经济单位中,形成了一种“同居共财”的家族组织形式,它以父系血缘关系而联结起来,数代同堂,成员多达百人乃至千人以上,在时间上绵延几世、十几世,长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对于家庭的财产,实行统一管理,家族组织的成员不得蓄私财,不得分家析产,实行私有制基础上的共同所有。我们知道,从原始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一本系统研究司马迁的论集问世——读张大可《史记研究》

张大可同志的《史记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问世了,共收论文二十三篇,系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这是一本代表《史记》研究新水平,熔科研教学于一炉的专著。本书的鲜明特点之一是对《史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即:总论、疑案探讨、论《史记》编纂学、论司马迁的思想和三十年来《史记》研究成果评述。这些独立成篇的文章,并非孤立零散或彼此无关,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撰述的,是作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史记》进行全面系统的长期探索的结果。作者在有关古今研究《史记》资料的搜集和占有上,涉猎十分广博,功夫深厚。

宋代的家族公社

(一) 作为农村公社形式之一的家族公社,在亚洲的前资本主义历史上,乃是一种甚为普遍的社会组织,一百多年前的印度,犹可看到它的大规模存在,其基本状况是这样的,“家族公社宁可说是氏族公社解体的产物”,“这种公社土地占有形式……只由最亲近的亲属,即未析产的家族成员……共同经营土地的形式,”“共同经济的产品收归公共仓库以供整个公社消费。”(1)在我国历史上,家族公社或叫家族共同体是以同居共财面貌出现的,它同印度的家族公社的规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内容庞杂而形饰纷繁。

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中国的古代社会

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创立的亚细亚理论的结晶,它凝聚了马克思对亚洲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概括了他对人类文明初期所走道路的成功探索,可是国际学术界对这一用语的理解却各自不同,争论达数十年而莫衷一是。目前国内史学界就这一问题继续展开讨论,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搞清楚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亚洲和中国古代至中世纪的许多具体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一、亚细亚理论创立的经过马克思亚细亚理论的创立过程,同社会科学的进展是一致的,同学术界对人类原始社会的探讨是声息相通的。恩格斯在一八八一年回顾这一历程时写道:“

对偶婚试论

一、族外群婚怎样向对偶婚过渡过去,我们对对偶婚的认识比较肤浅,它如何形成?历史作用怎样等?不是过分简单化,就是囫囵吞枣式的概念化.实际上,它并非突然出现的,其形成过程还颇为曲折;不少有意义的转折发生在这个阶段上,它在婚姻发展史上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对偶婚以族外群婚作为自己的母体和出发点,后者则以它作为自己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桥梁和媒介.由于是以族外群婚向个体婚的过渡,必须克服群婚的强大惰性。

先秦的亚细亚公社

历史前进的线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尤其是在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变化之际．如原始社会就常常通过数种农村公社形式从野蛮走向文明．

生产力、阶级斗争和阶级协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本刊编辑部于十一月下旬召开了有成都、重庆、南充部分理论工作者参加的讨论会,专题讨论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提出和讨论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涉及到对一些流行的观点的重新评价,有助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因此,要认真重视,深入探讨。会上,同志们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热烈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生产力动力说;(二)阶级斗争动力说;(三)生产力与阶级斗争动力说;(四)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说;(五)“合力”动力说;(六)生产力内部矛盾动力说。讨论中,同志们勇于探索,发表了一些有独到之处的看法。例如,有的同志提出,应当肯定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不能就此终结,还应当深入研究生产力内部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因;生产力内部的矛盾运动,才是发展的内因。还有的同志提础,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不全部表现为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的某个社会形态中,两大对抗阶级的矛盾是根本矛盾,但并不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因阶段性不同而有所变异。在两大对立的阶级之间,既存在着阶级斗争,又有“阶级协调”。有的同志则提出,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人类社会中实际发挥着影响的“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合力”。在“合力”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基本矛盾。有的同志提出,生产力和阶级斗争是历史进程中既互相联系而又不能互相代替的两种矛盾运动,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缺一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在一个杜会经济形态的上升时期,主要是前者发挥作用;在没落时期,主要是后者发挥作用。现将会上宣读的主要论文(或摘要)刊载如后:

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

宋朝皇帝替自己设置了专司笔札的秘书，知制诰即其一，该官员本为唐之中书舍人，唐代“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唐中书舍人路群……清瘦古淡，未尝言市朝……日谋高卧，有制草则就宅视之”。不难看出，肩负着撰写中央文件重任的中书舍人，同唐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关系还比较疏阔，政治上也不是能叱咤风云的人物。

宋代的官、职、差遣

宋代官制最大特色之一是把官吏的职务分成三个部分,“其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这三者各自分成许多等级,各等级又各有不同的内容,它们既可单独存在,又能合在一块,于是彼此间的交错组合就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官制之网,使宋朝在国家机构的设置、政权运转的方式等方面都和其他封建王朝不相同。(一)什么叫官!宋代的“官”是表示官吏在统治集团中地位的高低和俸禄的多寡,并不表示要做些什么工作,完全是只拿钱不干事的一种官衔,“盖自国朝命官……皆是虚名”。因为自唐以来的三省六部及寺监,在宋代几乎全变成了空架子,形同虚设。

宋代雇傭关系初步探索

一引论雇傭劳动是很早就有的,秦汉间便有关于雇傭劳动的记载,且受雇者确实是以自由人的身分出卖他的劳动力。这些雇傭关系还不是近代意义上资本与雇傭的关系,是以偶发的分散的形式存在着,或是为了某种个人的服役。但这是合乎社会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