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罪案件处理程序之简易化

本文从认罪案件这一特定角度出发,探讨了刑事诉讼程序应进一步简化,论证了在许多环节上还可进一步通过改革提高诉讼效率。并对认罪案件的简易化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即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给予认罪案件以更简便、快速的处理,将简易化从审判程序前移到审前程序,从现有的简易程序扩展到普通程序,从一审程序延伸到二审程序,从而使简易化贯彻于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尽可能地提高诉讼效率。

论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

信用卡透支，是指持卡人在其信用卡帐户无存款或存款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信用卡从发卡银行获取短期、小额贷款用于消费的行为。透支是信用卡的一大特色功能，是信用卡市场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信用卡的透支功能，信用卡只能作为结算凭证，类同于支票结算，没有优...

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本文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司法价值作了较全面的评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我国移植和应用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并就如何移植辩诉交易制度问题提出设想方案 :一是在简易程序中的应用 ,构建与公诉人不出庭相配套的庭前辩诉协商制度 ;二是在证据存疑案件中的应用 ,通过辩诉协商 ,达成“裁量不起诉”协议或者减轻处罚的协议 ,以解决疑案悬案 。

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及程序研究

经济犯罪的特性决定了适用非刑罚处罚可以取得较好的行刑效果与社会反应;我国转型社会中经济犯罪的复杂性又使得其在我国刑法领域率先引入非刑罚处罚方法成为可能。非刑罚处罚,实际上就是不以刑罚来处罚,而是用刑罚以外的替代措施进行处罚,但非刑罚化处罚的社会效果要高于刑罚。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考虑,非刑罚处罚应当贯彻于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之中,三种机关都应有权行使相应的非刑罚处罚措施。

《监督法》实施与人大司法监督的改进

监督法的实施对促进人大依法开展司法监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人大司法监督工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有必要在贯彻监督法的过程中,进一步探索相关完善措施.本文着重从司法监督效力、人大司法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对个案监督如何取舍、完善司法监督程序、改进具体监督措施等方面,论述了改进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方式与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基本理念及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要处理好人权保障与打击犯罪、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监督制约与司法独立、国际准则与本国国情这五大关系。我们应当以人权保障前提下的犯罪追诉原则、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的无罪推定原则、“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原则、监督制约条件下的司法独立原则以及司法国际标准优位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理念。

创设司法改革的“试验田”

我国三大诉讼法的相继制定和修订，是我国诉讼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然而新法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结。富有生命力和原创力的司法实践活动不断地推动着诉讼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热切地呼唤着新的理论成果和实施方案的出台。为顺应改革之近切需要，是否可以创设司法改...

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本文从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公诉人不出庭情况下如何适用简易程序、起诉书送达期限和办案期限、诉讼文书的内容、“辩诉协商”设想及书面审理方式的采用等六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简易程序的有关问题。作者试图在改革和完善现行刑事简易程序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借鉴了西方法律的长处，提出建立“辩诉协商”制度和“书面审理”制度的设想及有关法律规定，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比较注重探讨操作刑事简易程序适合案件过程中的各个具体法律规定环节的达成。

量刑建议的实践困境与解决路径

由一些基层检察院试行的量刑建议制度,虽经十余年的探索与尝试,仍未能全面推广开来。当检察院与法院在量刑问题上有争议时,出现了难以协调好法官自由裁量权和检察院求刑权的局面是该项制度面临的实践困境之一。检察机关引入量刑建议制度的初衷是通过自身合理参与刑罚裁量的行为来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摆脱困境的路径之一是对量刑建议权重新认识。量刑建议权并非专属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诉讼请求而非法律监督。终极选择应是建立单独的量刑程序。

论惩治商业贿赂的制度缺失及完善

为有效惩治商业贿赂,立法上应通过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整合相关规定,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等责任追究手段;执法上要贯彻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少数,挽救大多数;处罚上要实行行政处罚先行、刑事处罚紧随其后的政策;并有必要组建专门的反贿赂机构打击商业贿赂行为。

借鉴保释制度的若干思考

保释并不是个人绝对的权利。虽然保释的运用是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但在刑事诉讼运作过程中,审前羁押的适当运用仍是必要的。正确认识公民个人的保释权,处理好保释权与国家刑事侦查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求得两者的平衡点,也许更有利于在我国引进或移植保释制度。保释作为一种权利而言,首先,应理解为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即刑事诉讼程序上的申请保释权或要求释放、恢复自由的权利。这种申请权必须获得法律程序上的相应的保障。其次,保释也不是纯粹的权利,而附有许多相应的义务。笔者在借鉴保释制度的基础上,对改革和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提出以下强化保证人的责任、强化对被取保候审人的约束性以及强化对保释尤其是对未成年人保释的社会保障机制等三项建议。

舆论监督与司法权威

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司法公正树形象”、“维护司法权威”以来,司法权威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前不久,上海市委于今年2月11日召开了题为“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全市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强调指出,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围绕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治市各项工作,不断提高上海法治化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此举的社会反响较为强烈。本刊特邀复旦大学法学院诉讼法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司法权威的内涵和生成条件、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等问题进行专门研讨,为司法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拓展与被监督:中国特色检察监督制度之修构

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监督制度是我们在理性择取的基础上并加以民族化改造的成果。在我国权力架构中,为弥补一元分立权力结构模式下权力制衡因素的缺失,实质上是借"法律监督"之名,让检察机关担当权力制衡的角色。实践中,检察机关一直强调自身司法机关的属性导致其实际权能限缩于诉讼领域,法律监督演化为诉讼监督,这与检察机关的应然角色不符。拓展检察机关具有权力监督内涵的权能是修构中国特色检察监督的首举之棋,应把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落到实处,审判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内容,而不是重点。为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行使处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与行政权、审判权保持一种相对协调平衡的状态,扩权之前必先找到适合我国权力结构模式和司法体制的监督检察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三论

刑诉法修正草案明文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为避免立法冲突,建议将刑诉法第93条中的"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针对修正草案在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方面存在的两点不足,建议:其一,适当扩大证人出庭作证的除外范围,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修改为"被告人的直系血亲、被告人的配偶及其直系尊亲属、被告人的兄弟姐妹除外";其二,调整对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处罚力度,并增加规定经济处罚。对证人没有正当理由而逃避出庭或者拒绝作证的行为,原则上应当一律予以处罚,但处罚幅度可酌情调节。刑诉法修正草案将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扩大到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范围过大,不符合"简易审判只适用于轻微罪行"的国际准则,建议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刑罚的公诉案件,可以采用不开庭的方式审判(即采用书面审加当面讯问核对的方式),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对可能判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公诉案件,应当进行开庭审判,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刑事诉讼“审前会议”之立法比较和实务运作

在比较和参考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澳门地区的"审前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刑诉法框架下"审前会议"的具体运作方法。(1)为增强审前会议的案件分流功能,审前会议的议题范围除立法明确规定的以外,至少还可以包括以下两项重要内容:听取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和听取是否适用刑事和解的意见。(2)审前会议在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应对讨论的问题作出必要的处理决定。包括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等。(3)在特殊情况下,审前会议可以进行必要的审前证据调查。适用审前会议调查证人的目的和场合限于以下两种:一是为及时收集和保全证人证言,以免证据灭失;二是为保护证人目的而适用审前会议调查证人,作为证人出庭之替代。

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问题──1994年全国诉讼法学研讨会综述（刑诉法部分）

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问题──１９９４年全国诉讼法学研讨会综述（刑诉法部分）柯葛壮１９９４年全国诉讼法学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和武汉市中级人民院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３１日至１１月５日在武汉市联合召开．出席会议代表百余人，共收到论文７０余篇，其...

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的界定和实务运作

附条件不起诉，又称缓诉、缓起诉、起诉犹豫、暂缓起诉或暂时不予起诉等等，基本上都属于裁量不起诉范畴，只是这种不起诉尚未最终确定，需对犯罪嫌疑人经过一段时期考验后，再确定不起诉；如在考验期内犯罪嫌疑人不遵守有关规定，则提起公诉。有些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均在裁量不起诉中采用缓诉制度。我国早在刑诉法第一次修改之前，就曾在司法实践中试验性地搞过一些缓诉，学界也有建议在立法上建立缓诉制度。但刑诉法修改时，并未采纳。其后，立法上虽无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不放弃探索和试行种种名为缓诉或附条件不起诉的做法，主要是针对青少年罪犯适用，对一些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予以一定期间考察后，再最终决定是否起诉，以体现对青少年罪犯的宽缓处理和教育挽救。

国有资产流失犯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对于国企改制中隐瞒国有资产的行为,根据参与人占原企业人员的多少,应分别认定为共同贪污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国企改制中贪污罪既遂应当以行为人实际控制财物作为标准,认定实际控制应当从一般人的标准来看行为人是否可以对财物进行支配,成为现实的、必然的财产利益。区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将公共财物通过亲友及其单位而非法占有的贪污罪与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应考查行为人的亲友有无实质性的经营活动和非法利润的数量是否严重违背市场等价交换规则。对于违规分配"奖金"、"红利"的单位行为,应区分情况作出处理。应用"他人"一词代替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中的"亲友"。

我国刑诉法中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之体现

我国刑诉法中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之体现柯葛壮这次刑诉法的修改，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吸收采纳了国际上通行的刑事司法准则，在力求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人权方面有许多新的突出的规定，受到国际舆论的好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其渊源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数十年来联合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