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作为阐释并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两个结合”自提出以来就试图回应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合法性的动态实践。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鉴于当前传统文化的复兴日盛,“第二个结合”的意义重大,需要系统梳理。

书院传统的当代价值

后发国家实行的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模式之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全面模仿,近世中国也是如此。但是,此种做法往往导致市场与权力对大学的宰制,使人文精神丧失实践载体。本文认为,现有的大学体系无论进行何种改革,都会被各种利益所裹挟,寸步难行。当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可以发现理想主义的教育实践正在世界范围内复活,如松下政经塾的有益探索。在中国,"书院传统"作为民间教育最重要的历史资源,值得深入挖掘,其传承的"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或许可以在今天开出新意。

官僚制的内在矛盾与官僚主义的多重面向

官僚制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过程。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仅需要与各种政府机构发生联系,而且在各种主动或被动形式中与官僚制不断相遇,分享着一种对其既怨恨又依赖的情绪。如果想有效地改善官僚制、限制官僚主义,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官僚制的"客观性",历史性地理解官僚制产生与运行的内在原理,寻找官僚制与其政治经济背景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由此,才能进一步定位由官僚制派生出的官僚主义问题,探讨官僚制的适用边界以及官僚制与其他类型的组织形式、协作形式的互动方式,以期创造适应当下社会生活的良性治理模式。

疫情危机与中国思想界的任务

对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国知识界尚未发展出恰当的理论和话语去加以描述和分析,也欠缺变革和建设新秩序的想象力和勇气。2020年初,新冠疫情遽然暴发,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疫情极大地挑战了世界各国的国内治理能力与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冲击着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半年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讨论和研判,但我们依然深感已有的讨论仍无法充分回应新冠疫情和时代变局给中国知识界提出的挑战。

重建史观: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思想使命——“变革世界中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研讨会概述

为什么要讨论历史观 每当社会转型处于关键性的节点之时，历史观的争执和历史观的重建就会成为重大理论命题浮现出来，其原因在于，重塑史观意味着争取对于现实和未来的解释权，意味着争夺合法性。中外历史中都不缺乏此种先例，比如中国传统中的“正统论”、西方传统上启蒙史观和基督教史观的斗争。

新时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及未来的可能挑战

如果说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里,我国社会结构从多元的社会群体收拢到了一元的国家系统,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30年就是社会结构重组、从一元系统重新分化为多元群体的过程。一个国家的诸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背后的原因往往在于其社会结构的变动;而社会结构变动的根源,则往往是经济基础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与工业化的步伐推动着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2008年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中国自身的产业结构也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

探索中国发展的新周期

【报告导读】十八大以来，中国局势出现复杂变化。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变化，社会舆论出现重大分歧。本报告认为，舆论的分歧，是因为人们仍然按照原来发展的惯性思维来面对现实变化，而没有意识到中国发展可能已经步入新阶段，迎来了“新周期”。因此，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做的，是去理解“新周期”，探索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哪些要素出现了实质性变化，以及如何理解这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