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校本科专业以评促建的路径分析

近年来,高校专业评价工作陆续展开,以评促建成为重要话题。地方高校本科专业需要深刻认识本科专业评价的现实意义、地方院校本科专业在专业评价中的优势与劣势,还要及时认识和跟进专业评价的规则变化。在具体办学过程中,既要对标对表对照评价指标,有针对性地增强补弱,还要积极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形成恰当的教学目标,并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夯实教学内涵,凝练专业特色,形成教学质量的实质性提升。地方本科院校以评促建,要求所有专业建设者端正态度,时刻注意各方面工作的协同发展,做到以计划为先导,切实保证计划落到实处,并且要积极争取学校学院的各项支持,形成具有长效机制的改进模式,才能真正达到在评价中求发展的目的。

论司马迁的贵族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司马迁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与其贵族精神密切相关。其作品体现出深邃的哲思,表现出关爱社稷民生的思想,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热爱荣誉、追求高远的强烈意识,在艺术创作中体现出勇敢创新、追求自由的美好精神。司马迁之所以具备鲜明的贵族精神,与其出身、成长经历及坎坷命运密切相关。西汉盛世造就贵族精神的张扬,汉武帝专制又导致贵族精神的消解,司马迁的贵族精神属于时代之顶峰。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瑞昌剪纸中的常用动物意象及其民俗意蕴

动物是瑞昌剪纸艺术善于表现的重要对象。在瑞昌剪纸艺术中,经常出现的动物图像包含家畜家禽、野生鸟兽、虫鱼以及想象中的动物等不同种类。瑞昌剪纸艺术中刻画的动物形象,往往也是中国文学中传达各种不同的文学意义的符号,由此构成异彩纷呈的文学意象。瑞昌剪纸艺术中的动物图像传达的意义主要有崇尚高贵、祈求祥瑞和展露安居心态等。

汉代社会思潮与引文风气的盛行

汉代著述盛行引文,我国早期社会思潮及汉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是促使这一风气得以盛行的重要原因。早期"法先王"思想是引文风气形成的心理根源;官方的崇儒、考选制度的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宗经思潮是促使引文风气流行的外在能源;学术上求博学、重训诂以及"述而不作"、尊崇师法等风习是推动引文风气流行的直接动力;在文学层面,说理文的发展和说理技巧的日益成熟,是引发这一现象的又一诱因。武帝以来,引文风气愈演愈烈,主要体现在引文数量的激增和引文范围向儒家经典的集中。

试论蒲松龄的科举观

蒲松龄生活在科举考试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年代,他受家风影响,毕生都在追求及第登科,并于诗文中流露出对科场的深深眷恋。《聊斋志异》中虽有不少失意学子的描写,然更多的却是金榜题名大团圆式结局的安排。蒲松龄并没有攻击八股文;他虽痛恨腐败无能的考官,却从未反对科举制度。

早期文体理论文献源探析

中国古人关于文体的论述源远流长。隋唐以前的文体理论资料非常丰富,相关文献源也复杂多样。搜集早期文体理论资料时,需要关注以下几类文献:一是以《独断》《文心雕龙》《诗品》等为代表的文体专书,这些书中展现的文体意识各不相同;二是以《史记》为代表的各种史书,其中载录了古人对于文体的直接评述、重大文体制度的变革过程、历代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和大量的文体经典作品;三是早期字书、注疏和文学别集总集、子书类书、出土文献等其它书籍;四是序言、诏奏、书牍等单篇文献。有时还需要关注唐代以后的各种辑本,乃至今人的汇集成果。搜集文体理论资料时还必须时刻注意作出相应辨析,具体包括所辑文献的性质问题、时代问题、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等。

从植物意象看瑞昌剪纸“以人为本”民俗意蕴的存在

在瑞昌剪纸艺术中存在着大量的植物图像,这些图像正如文学意象一般,传达着丰富的地域民俗意蕴。瑞昌剪纸艺术中的植物意象主要包含花草、树木和果蔬三大类。瑞昌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热爱生命、珍惜生命、追求幸福的理念。从瑞昌剪纸艺术中的植物图像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中浸透着的"以人为本"的民俗意蕴。

《战国策》与战国文学地理

《战国策》中的许多说辞可以视为成文,考察这些成文对于战国文学地理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通过对《战国策》相关作品的考察可以发现,战国前期文学创作较为萧疏,中后期则呈现出繁荣的态势;当时的文人尤以魏、赵、齐、秦、楚居多,周、卫等蕞尔小国也有不少作品呈现;《战国策》记录了战国文人异地创作的情形,而不同地域的文化逐渐融通,地域特色逐渐减弱,应是中华文化日渐成熟的一种体现。

论桓温文学集团之特征

桓温文学集团作为东晋中期最为重要的文学团体,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许多不同寻常的特色。该集团创作上以玄言诗为主,山水成为重要题材;持续时间漫长,文学活动形式多样;以政治集团为基本框架,成员多出自世家大族;他们博综众艺,思想自由,堪称魏晋风流名士的代表群体。

从《洛神赋》审读曹植的贵族精神

曹植出身高贵,生性不羁,具有高贵性、自由性和超越性,表现出鲜明的贵族精神。然而现实生活的压抑,使其只能将自己的个性宣泄于文学创作中。《洛神赋》作为其精心之作,集中展示了曹植的贵族精神。曹植与洛神的关系,应是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亦即现实与超越的关系。

论苏轼《和陶诗》的创作缘由

北宋时,陶渊明的地位被推向了顶峰。苏轼在时人的感召下,对陶渊明有着特殊的感识。他平生尤其是晚年之所以创作大量的《和陶诗》,源于其与陶渊明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两人都曾胸怀大志,关心黎民百姓,希望建功立业;都是感情丰富、注重情趣之人;在挫折中都能表现出达观的人生态度;都具有真率自然、不拘一格之性格;都具有共同的诗学观点。但苏轼的《和陶诗》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模拟,其中既有对陶的认同,也有对自身精神的一种超越。

《战国策》说辞文体类说

功能分类是文体分类的重要方式之一。《战国策》所记策士们的说辞多属说体,依据其不同的言说功能,可以将其分为谋说、伪说、谏说、论说、间说、辨说、荐说、辞说及讽说等不同种类。与《左传》、《国语》相比,《战国策》所载说体的文体功能及种类有了较大变化,而战国时期政治社会的大变革、士阶层的发展和壮大、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及《战国策》各篇章来源之不同,是其变化的重要原因。

战国论体文章体式类说

战国时期论体文创作日渐丰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章体式,主要有语录式、对话式、寓论式、专论式、解注式等多种。其中对话式可分为普通式、问答式、问对式和设问式;专论式可分为立论与驳论两种,难体文是战国驳论文中特殊的一种;解注式可分为另文作注和同文自注两种,储说式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体式之一。战国论体文中常以记言部分为主体,善于运用形象的事例或事象进行喻证。这些文章体式日渐成熟,为后世论体文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范式。

传记与典记:战国记体文刍议

战国记体文大致可以区分为传记和典记两类。传记就是以记载人物或事件为主的记述类文章,战国时期的传记文形式多样,列传式以记人为主,编年式以记事为主,纪事本末式兼及记言,其中不乏情节生动、深具文学特色者。典记是以载录典章制度为务的记体文,战国典记文在记叙各种礼仪制度时,行文的逻辑关系清楚明白,又于记述中加入论述,注重阐释与论说,堪称文体上的新变。

《老子》文章体式刍议

《老子》不仅在哲学上成就显著,在文章学上同样具有开创意义。全书81篇可以视为相对独立的篇章,且都以说理为主要功能,应属于论说类文体。从文章学的角度看,《老子》各章体式繁富多样,尤以论说式和诗歌式为多,其中论说式可细分为宣讲式、论证式、同文自注式,诗歌式又可细分为四言句式、顶针句式和散文句式。另外,《老子》书中还存在着卜筮式、谚语式、骚体式、天问式、大赋体式等体式。该书繁富多样的文章体式与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又浸染着周文化的影子。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产业及其品牌现状

近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各种产业上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能源、航空工业、医药行业、陶瓷业等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在文化产业方面,该地区于影视制作、报刊图书出版、广播电视业、文化创意诸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与外地相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文化产业在品牌构建上依然存在着品牌意识不强、品牌的创新能力不够、品牌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没有形成契合等诸多问题。

桓温文学集团发展过程考论

通过对桓温文学集团成员状况、文学活动及创作的考察,我们可以将该集团的发展过程分为形成、鼎盛和消歇三个阶段。桓温的政治历程对该文学集团的发展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该集团鼎盛时期相对较长,在总体上不失为一个较成熟的文人群体。

论先秦著述的形式及其于文体学上的意义

早在先秦时,我国文献的著述方式就形成了记述、告述、追述、表述、论述、注述和拟述等多种类型。记述是著述的最初模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又逐渐产生了其他多种著述方式。著述形式影响到文体的种类,因此,在对先秦作品进行文体界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其所采用的著述形式。

《战国策》成文及其学术价值

所谓成文就是能够单独成篇的文章。《战国策》中保留的大量成文,不但具有深邃的政治思想和史料价值,在文学上也很有特色,是战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战国策》成文的文体类别比较多,其中以说体为主,另有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盟誓载文、祝辞、占辞等,是研究早期文体的重要模本。古人常贬《战国策》内质而赞其行文,多是针对其成文。《战国策》成文的辑录有利于对战国文学地理学作出更为准确的勾画和描绘。《战国策》兼具史书与子书的性质,使《战国策》成文在史学、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语言学诸领域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