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汉语言文学的学科特征与人才培养定位问题

应用型本科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有两大特征:一是学科呈梯形结构,即学科基础平台深厚但并不刻意追求高尖端科研立项和科研成果;二是不取研究型大学的狭义的"文学"概念,而取广义的"文学"概念。由于应用型大学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与职业的具有"对称"与"非对称性"的双重特性,因此该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既不是研究型大学的"学科专才",也非高职高专的"职业匠才",而是"职业专才";是培养"和谐发展的人",不是培养"有用的工具"。应用型大学汉语言文学改革猜想有三:首先是以"泛文学概念"改造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加以改造;其次是建议国家高校学科目录中增设"汉语言文学写作",作为应用型、教学型大学的专业;第三是建议高校学科目录中一级学科"文学"之下设置"汉语言文学与企业文化"专业,作为应用型、教学型大学的专业。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新解——以《示众》为主要视点

在《呐喊》和《彷徨》中,特别是《示众,》鲁迅确实是从启蒙主义角度来写"看客"的。鲁迅笔下的看客一般都是以无名"庸众"的形象出现的。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鲁迅眼中的"看客"形象到底是文学想象还是一种理性分析?如果是文学想象,那么,它与五四时期启蒙主义者的启蒙预设关系到底有多大?不论是从往昔的历史事实判断还是从后来的社会实践的验证,所谓五四的"启蒙"的辉煌成就,那都是一种知识精英们的自我陶醉的神话!鲁迅本人也是这个神话的制造者和阐释者之一。

论毛泽东诗词的“虎气”

毛泽东诗词的"虎气"主要表现为王者之气、阳刚之气和人间正气。形成"虎气"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少年时期的"毛奇"性格和宏伟的人生志向。中晚年以后毛泽东个性,体现为"虎气"和"猴气"的混合体,但其诗词创作还是以虎气为基本格调。毛泽东的王者之气,指的是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定乾坤的从容与澹定;这也正是1945年那首风韵天成的《沁园春.雪》重庆刊出后,蒋帮文人和词者众,但即使技艺再高,也难以模仿和超越的根本原因。

连总生平考述及连战家族渊源论争

闽连氏"不祧之祖"连总生于何时、何地、名号如何、事功如何,是福建哪一支连氏始祖等系列问题,是揭开台湾连战家族渊源奥秘的关键问题之一。著名历史学家连横的祖籍源自哪里,主要有两说:一是福建长泰江都说,经由此说,"追本溯源",又衍生出大田魁城说;二是湖北应山说,两说目前都还有硬伤之处,不宜过早下结论。

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想象及其局限性

受晚清以降"国民性"问题探讨思潮的影响,鲁迅在其小说中以文学的形象展开了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想象",并企图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达成他的启蒙主义的目的。可是"国民性"之所以会成为"问题",一方面缘于晚清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急于探寻百多年来落后挨打所造成的"原因",另一方面缘于西方传教士出于征服东方的目的而有意设置的一种话语"圈套"。以本质主义的视角解读鲁迅小说的国民性问题,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说明中国的文化出了问题了;刘禾以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问题,则认为"国民性"本身就是一个被虚拟出来的伪命题,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想象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福建文化视野中的闽中文化概念辨析

三明文化四不像尴尬处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准确定位自己的最为主流的文化概念与最为核心文化内涵,因此文化研究总是在周边的客家文化、福州文化、闽南文化、闽北文化之间游移,漂浮不定。三明市核心的文化概念是闽中文化。闽中文化的发展轨迹可分为前奏阶段、标志性阶段、成熟阶段三个阶段。闽中文化特征是主流性与指导性、封闭性与独立性、混融性与包容性三方面。

福建省域与福建舆图史话

福建行政区划变迁很复杂,版图时大时小。福建省域内部道、州、郡、府、县的设置也屡有变更,但总体趋势是越设立越细致。第一个具有省级建制的是秦朝设立的"闽中郡","福建"之名,得于唐代中期设立的"福建经略使"。因地处东南一隅,与省域变迁相对应,福建舆图的绘制由粗糙幼稚到精致成熟,技术手段不断变化。大抵有三方面的来源:一是全国地图中的福建地图绘制;二是福建区域地方志编撰,配有的部分舆图,如域界、山川、郭邑等;三是中国人绘制的福建地图。此外福建还有各类专业古地图,如海防地图、邮政地图等。

乡村与都市的双栖生活: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沈从文具有乡村与都市双栖生活的阅历。他从遥远的湘西流寓到北京,表明他本身就有着现代性企求。他漂泊在都市,思想上、情感上却无法融入现代都市生活,在现代都市里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他常常以"乡下人"、"乡巴佬"自居并以此为视角反思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即体现了非都市而赞湘西(农村)的反思现代性的价值取向。

冯雪峰的左联活动与左联“组织”形象的构建

冯雪峰参与左联组织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从左联的酝酿筹备,到左联的成立、发展、壮大,他都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左联“组织”形象的构建经历了一个从左翼文化(文学)阵线滑向亚政党组织的过程。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冯雪峰在左联组织中的一系列活动,对左联亚政党的“组织”形象的构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俗见把左联的运作过程中所暴露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的飞行集会等极左倾向与极左行为,简单地归咎于受到“党内几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的消极影响是不准确的。

林语堂幽默理论的文化学探赜

林语堂为了使其幽默理论本土化,一方面努力从民间文化、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幽默基因,虽易导致幽默的泛化,但自有其文化学的意义;另一方面,他在中国倡导幽默的实践中,对幽默理论本土化的文化障碍有所察觉,但估计明显不足。30年代左右翼文人对“论语派”的攻击,与其说是政治冲突,毋宁说是一场以幽默为媒介的文化冲突。

林语堂幽默理论本土化的成功与缺失

文章从成功与缺失两个向度,考察了林语堂为实现西方幽默理论本土化而实行的某些手段、策略,描述了林氏幽默理论本土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认为他对“幽默”概念的翻译是本土化的基础,而他借用梅瑞狄斯的“喜剧”概念阐释幽默,也导致了幽默泛化的不良后果;注意引用本土事例、以中国关学的“味”、“趣”等去阐释“幽默”的特性、用英国式的幽默改造中国的幽默形态等,是林氏幽默理论的本土化阐释的主要手段;因疏于与本土既有的幽默概念或喜剧美学因素的辨析,又使得他对本土幽默内涵、范式的多样性缺乏足够的重视,由此造成林氏幽默理论陷入文化与逻辑的双重困境。

颂诗的流变与诗学意义新解

文章纵向上追根溯源,横向上东西对比,较系统地甄别“颂”、“颂诗”的概念内涵、缘起及其演变过程。认为挚虞、刘勰等人对颂诗文体概念界定过于狭窄,给后人留下消极影响和文化后遗症;颂诗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市民社会相对应,分别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宗庙意识、社稷意识和广场意识。人们又可以通过对颂诗的解读,从中剖析出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文艺团体是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冯雪峰文学社团观侧论

冯雪峰认为,“文艺团体是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文艺上的团体,绝不能代替政治的结社”,也就是说,文艺社团的灵魂是自由的,文艺社团与政治组织应当有区别,这表明他对文艺社团高度政治化、政党化、行政化倾向的警觉。冯还认为,文艺团体的根本目的是为推进人民的精神自由服务的,这又表明其文艺社团观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作为一种理论预设,这本身就蕴含着不可调和的逻辑悖论。即一方面把文艺社团看作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另一方面又把文艺组织看作是革命斗争的工具。解放后的冯雪峰一度身居文艺界高层要职,既享受到体制化、政治化文艺组织给他带来的种种政治、经济上的实惠,又饱受体制化、政治化文艺组织给他带来的一系列灾难。虽说他和他的同道者们举办同人刊物理想的破灭了,但它对建国初期文学生态的体制化与反体制化、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双方力量消长,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冯雪峰与王瑶对新文学“性质”的界定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文学运动性质的界定影响巨大,带“元理论”性质;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对毛泽东的界定既有遵循,又有偏离,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学史家的学术追求。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元话语,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泛“国民解放运动”的概念,认为“五卅”之后,“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即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一场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此革命逻辑支配下,冯雪峰对革命图景的想象充满着相当的气势:一是渲染革命的铁血狂欢;二是把革命的流血牺牲化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与潇洒;三是把精神的变革包容在革命含义之中。中国“知识阶级”的概念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梁启超等革命者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需要对西方“intelligentsia”一词进行译介、阐释的产物。冯雪峰以“革命与知识阶级”关系的向度,参与了“知识阶级”概念的本土化阐释与命名工作,但他却以替“知识阶级”划分类群的方式,促使“知识阶级”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目的是借此虚拟的历史叙述,为重构革命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与文学的关系寻找理论依据。

郁达夫涉闽诗文与“闽都”形象的构建

郁达夫的散文、旧体诗以及日记,与古代的文人雅士的诗文一起,参与了闽都(福州)形象的构建。他饱览福建地方史志,对闽都福州的历史变迁,发展脉络把握十分清晰;他具体而细致地描写福州风光、尤其是福州的形制风貌,三面环山,中流一水,城中有山,山中有城等特点;他推崇闽学,景仰闽都人才荟萃,风雅不绝;他赞赏并陶醉于闽都之美女、美食、美味。

学术视角下的译介实践——评冯雪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

以往学界对冯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更多的是从政治学层面加以肯定或否定。事实上,冯氏的译介工作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学意义,但其学术意义是主要的。肯定者(左翼文坛以及后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称赞他此举是如何做了“偷运军火给奴隶”的伟大工作,如何自觉为普罗文学运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作贡献,这显然是一种事后“追封”行为。否定者(右翼文坛以及“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判定他是“穿制服”的文艺理论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幌子“横暴”左翼文坛。各方似乎都过分强化与渲染冯氏译介工作的政治意义,而有意遮蔽此举所蕴涵的学术意义。文章力图拂去意识形态的迷雾,凸显其学术意义。

从“假洋鬼子”形象看中国士绅的蜕变

文章试图从中国士绅的蜕变角度重新审视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形象。学界以往对“假洋鬼子”形象的内涵的理解有不够准确之处。假洋鬼子可以说是新式士绅的代表,其从“文童”到“假洋鬼子”再到参加“柿油党”等身份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科举废除后中国古典士绅的土崩瓦解而新式士绅兴起的必然进程。假洋鬼子的“革命”、假洋鬼子的入党等行为,体现了近代中国士绅政权化、政党化的蜕变趋势。因此,假洋鬼子形象不仅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学、文化史的意义。

毛泽东诗词问句思想内涵初探

毛泽东诗词的问句 ,思想深刻 ,内涵丰富 ,概而言之 ,可分为苍天大地之问 ,神仙世界之问和人间世界之问三大方面内容。逼问苍天大地 ,体现诗人主体力量的强大与张扬 ;借问神仙世界 ,表明诗人与神仙同一亲和的浪漫主义艺术气质 ;追问人间世界 ,显露出作者哲学家的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