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的刑行衔接——基于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之体系性建构

对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教育矫治,当前《刑法》的刑事处遇措施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教育行政处遇措施性质不明和理论指引缺位,导致教育矫治措施适用对象杂糅,程序衔接不畅。专门矫治教育是一种拘束型的司法处遇,而专门教育则是一种教育型的行政处遇。在专门矫治教育和专门教育的决定和执行过程中,应当贯彻分类分级、权利保障、司法监督分工合作和动态流转等原则的理论指引。在廓清性质和遵循原则的基础上,从对象、程序、执行方面配套必要的刑行衔接机制,对象衔接需基于科学评估开展分类分级,程序衔接包括决定机制分流与救济程序前置,执行衔接依靠多元主体推进双向流转。

论现代教育的生命旨归

教育立足于本体生命而敞开,其本真是引导人之心灵的事业,旨在发展生命,完善生命,提升生命的质量。脱胎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教育在面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的功能逐步异化,背离了个体成人的生命本真。竞争性特质促生教育的超前焦虑,功利性特质背离教育的人性关怀,物役性特质遮蔽教育的审美观照,造成个体自然生命的“气性”流失,社会生命的“仁心”疏离与精神生命的“雅乐”失缺。基于生命教育的立场,现代教育应立足于生命关怀的原初性旨归,唤醒生命主体之自觉,激发个体自我成长的内在生命力:其一,以进取之志,向道而行,彰显生命之气,以此养成科学有为、积极进取之心志,促进个体自然生命原初能量之“气”性的充分显现;其二,以恻隐之慈,寻善绎善,绵延生命之仁,以此培育个体立己成“仁”的仁心及天下为公的“大爱”情怀,涵育社会生命之“仁”;其三,以富足之道,祛昧脱俗,体悟精神生命之雅,以此关怀个体生命的审美之需,有效调和现代教育之物役性遮蔽教育的审美观照的矛盾之境,颐养生命之雅趣。

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根基:基于文化、为了文化、创新文化

教育学是"成人"的学科。"成人"意味着教育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陶冶与养成。要使中国的教育学科取得长足的进步,在世界教育改革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我们就不能不思考"文化"之于教育的独特性、底蕴性、生长性等问题。首先,中国的教育学必须基于中国的文化。文化是中国教育学之根基、魂魄与内在心灵。在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进程中,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往往容易受到西方所谓"普世理念"的倾销与影响。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种倾销与影响其实是"教育殖民"的反映与体现。事实上,用一种文化来统摄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是危险的,也是有害的,会造成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的缺失。其次,中国的教育学必须是为了中国的文化。通过教育传承与保有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这是国家安全的根本需要;通过教育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与卓越,这是教育多样性的必然选择;通过教育的耳濡目染让学生喜爱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并为之自豪,这是铸造学生文化底蕴与人文修养的重要手段。最后,中国的教育学必须创新与改造自己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乐于创新的,喜见发展的。中国教育学的使命即是在融入世界先进文化,即"预流"的过程中,不断包容、借鉴、改造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使其在新的时代、新的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以产生第二次新的文化生命与形态。这是当前中国教育学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与使命所在。

论教师的“希望”之路

传统的教师发展观往往过于强调教师的"悲壮"色彩,将教师比作"春蚕""红烛""落红",更多看到的是教师工作的艰辛,想到的是教师职业的倦怠,听到的是教师些许的抱怨。这种工具理性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取向的传统教师发展观,常常会使教师缺失心灵成长与精神解放的力量。"希望哲学"则给教师的成长观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可能,为教师的未来成长点燃了希望之光。希望哲学认为,虽然教师或许尚未实现心中的"希望之目标",但"尚未在"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动力、吸引力和魅力,它会引导教师不断走向超越自我、溢出自我、完善自我的成长历程。希望哲学不仅重视理想与憧憬,而且还非常关注"希望"得以实现的智慧方式。因此,在希望哲学的视角下,要将教师的成长看作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重视教师个体的心灵成长和精神解放,将教育智慧转化为教师的实践行动。

论教育研究的现象学范式与实证主义范式的差异

作为一门研究如何"成人"的学科,教育学既是一门社会科学,更是一门精神科学,带有鲜明的人文属性和价值特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仅仅依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是无法建立起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和奇妙的宏大运思的学科体系的。相反,教育所具有的"精神性""价值性""审美性""伦理性"和"艺术性"等特质却可以通过现象学研究范式来得到彰显。借助隐喻,从"看"与"思"的理论探微中我们可以探寻到两种范式的教育研究的本质差异之所在。首先,与实证范式的"看"不同,现象学范式的教育研究的"看"具有"可能性"与"延展性",从而分化出"本质直观"与"客观注视"的区别。其次,通过"思"的"技术取向"与"精神取向"的比较,我们可以厘清现象学范式的教育研究更为关心要走向主体本身,要关心主体发展的"生长性",从而树立起"统摄性"的发展意识。再次,从"本我—我思—我思对象"的三重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现象学范式的教育研究关切主体的"生存之思"和"自由之思",以此增强自身的非反思性的"自身意识",以便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对象化"的思考迷误中抽身出来。

论教育研究的中国道路

教育研究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精神与历史内涵。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教育研究有其个性化的特色发展之路。在汇入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浩荡潮流时,我们应立足于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寻觅中国教育道路的文化根基和未来方向。教育研究的中国道路是思索如何将国际教育改革的“现代性”完美地“嫁接”在中国优秀文化的“主根”之上,形成既有历史文化底蕴又有现代性力量的“砧木”。中国的教育研究需要坚定中国立场,彰显中国力量,具备中国眼光,以明辨、审慎、批判的精神克服教育研究的“西化”现象,实现对外来教育经验与成果的中国化改造。中国的教育研究要以文化唤醒之力促文化自觉,以批判质疑之力促文化交融,以理性启蒙之力促文化反思。中国的教育研究要用“德性”世界的发展眼光来寻绎至善教育的澄明之境;以“成己立人”的教育终极追求,实现个体精神的解放与内心世界的充盈。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现象学教育学派批判

中国的现象学教育学研究深受荷兰乌特勒支学派著名学者兰格威尔德及后来北美的学者范梅南的影响。我们既要看到乌特勒支学派对于现象学教育学运动的重要推动与推广,也要看到这一学派在建构现象学教育学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基于现象学的方法、立场与精神三个层面对荷兰乌特勒支学派进行适度的批判。首先,对乌特勒支现象学教育学的"方法"的批判。真正的现象学教育学必须要坚持教育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意向体验",而不是乌特勒支现象学教育学派所主张的片面、单一的"直接描述"。其次,对乌特勒支现象学教育学的"立场"的批判。真正的现象学教育学必须回到"直观"的立场而不是以"机智"为中心的立场。最后,对乌特勒支现象学教育学的"精神"的批判。现象学教育学主要不是关注教育的微观而具体的"生活经验",而是要关心作为纯粹先验现象主体的教育的主观的"生活世界"。

境外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范式变迁对我国教育硕士课程改革的启示

高质量的教师教育课程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教师。哈贝马斯对人类认识的三种旨趣的分析为理解境外教师教育课程的三次重要变迁提供了适切的视角。"知识关注"阶段的教师教育课程关注教师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包括必要的知识、关键的能力与必备的品格。"实践关注"阶段的教师教育课程注重的是教师日常的教育生活中的鲜活、动态、丰富、智慧的实践。"精神关注"阶段的教师教育课程则关心的是教师的内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洗礼与升华,或者说内在心灵的成长。这对新时期我国教育硕士课程改革走向"精神关注",关注教育硕士生的心灵转向的课程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和路径选择。

文化存在论教育学论纲——文化存在论教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基本主张

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理论是在教育学这门学科究竟主要是一门以哲学运思为主的精神科学,还是一门方法至上的实证科学这一历史性交锋中应运而生的。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提出是对实证主义范式在教育学领域过度宣扬的匡正。教育学是一门有着浓郁的强烈的丰富的人文性、艺术性、审美性、价值性和伦理性的学科。从学科嬗变史、学科本质、学科研究方法借鉴路线图等来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学作为一门“成人”的学科所具有的境遇性、生命性、个殊性、复杂性等特质无法被完全数据化的定量研究所把握。文化存在论教育学分别从教育本质、教育目的及教育方法出发,聚焦三个根本性问题:儿童“是”什么?儿童会成“为”什么?儿童之所以会成“为”社会与文化所期望的那个样子,需“要”什么?针对这三个根本问题,文化存在论教育学提出了理想的教育应确立的四项重要原则:首先,教育要关注儿童的“精神”或者“生命”成长,关注儿童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生命世界;其次,教育是“相遇”的历程,是一场充满“境遇”的人生旅程,多元、丰富、奇幻的教育孕育着儿童各种生长的可能性,教育既关怀当下,又指向未来的生活;再次,教育要注重“关系”的营建,魅力在于生活世界中诸般“关系”的和谐与共融,儿童与教师在美好的教育“关系”中相濡以沫,砥砺前行;最后,儿童是“文化”的存在,教育要关注文化在陶冶滋养儿童的向善、求真、育美中的重要作用。

教育研究的中国传统与特色主张

为了推动中国的教育研究走向世界,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我们不仅需要以博采众长、兼容并包之态广纳世界各国优秀的教育理论与实践,而且还需要念念不忘中国教育之文化根基与人文精神,特别是要做到立足教育研究的中国立场,以深度的文化自觉促进中国意识的觉醒,彰显教育研究的中国传统。"心本体"的教育主张是中国教育学的文化魅力之所在,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体现。首先,涵养"仁心"是中国传统"心本体"教育的中心目标,通过"情"的内在唤醒,"思"的甄别引领,"行"的沉潜往复得以培育;其次,求其"放心"是中国传统"心本体"教育的核心内容,它注重个体的心灵转向与品性浸润,强调教育是一段个体体验内在幸福的真实历程,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修行";再次,磨练"事功"是中国传统"心本体"教育的特色方法,通过儒家"忧世"主张的磨练,唤醒个体兼济天下的志向,通过良知本体在真实生活中的"自我坎陷",来磨砺心志,塑造真善美的心灵。

论教育研究的现象学范式与实证主义范式的差异

作为一门研究如何“成人”的学科,教育学既是一门社会科学,更是一门精神科学,带有鲜明的人文属性和价值特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仅仅依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是无法建立起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和奇妙的宏大运思的学科体系的。相反,教育所具有的“精神性”“价值性”“审美性”“伦理性”和“艺术性”等特质却可以通过现象学研究范式来得到彰显。

论教师的“希望”之路

传统的教师发展观往往过于强调教师的'悲壮'色彩,将教师比作'春蚕''红烛''落红',更多看到的是教师工作的艰辛,想到的是教师职业的倦怠,听到的是教师些许的抱怨。这种工具理性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取向的传统教师发展观,常常会使教师缺失心灵成长与精神解放的力量。'希望哲学'则给教师的成长观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可能,为教师的未来成长点燃了希望之光。希望哲学认为。

“双减”政策下人才培养的方向及路径:基于三种知识范畴理论的思考

“双减”政策蕴含着“减负增效,提质增能”的基础教育变革转向,是对短视化、功利化知识观的修正,以重塑“育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立场。基于知识与教育的关系,我们构建了“历史的知识”“理性的知识”与“实践的知识”三种知识范畴理论,助力教育回归育人初衷。其一,基于“历史的知识”,以“文化育人”,培育具有文化素养的新青年;其二,基于“理性的知识”,以“情理启蒙”,培育具有情理精神的新生命;其三,基于“实践的知识”,以“实践创生”,培育具有实践智慧的新一代。由此,借助文化素养的夯基铸魂、情理内核的统合筑本和实践智慧的衔接导轨,构建“双减”政策下的人才培养方向。为此,应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覆盖全领域的文化育人机制;关注个体精神成长,健全“五育”并举的协同育人机制;回归教育实践场域,搭建智慧型创新人才教育平台,以此着力培养具有中国特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论教育研究方法论要摆脱唯实证主义的三个“崇拜”——兼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开展教育研究

2014年以来,中国教育学界涌现出一股大力倡导走向实证主义、拥抱实证主义、推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转向的浪潮。教育研究走向"实证"范式的转型在客观上推进了研究的科学性、精确性、可靠性。教育需要有实证的研究,需要有自然科学特别是信息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生命科学等的参与,以形成跨学科的宏大视野、全新格局,这无疑有助于推进教育研究收获新的发现、新的成果、新的思想。然而,教育学科的长足发展,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加盟,作为一门研究"如何成人"的学科,它更需要与文学、美学、伦理学、哲学、人类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联姻,教育研究不仅仅具有着自然科学研究的属性,它更具有艺术与审美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品性。我们呼吁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上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论立场,从而真正推动中国的教育研究进一步走向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体现在其科学的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独树一帜的科学的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论体系既注重事实和经验,又超越了具体、微观、琐碎的"证据",并在"总体性"理论思维中经过唯物辩证法的有效运用,从而达到了对内在本质和规律的充分揭示和把握。可以说辩证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值得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科学的工作者们认真学习与继承。首先,教育研究要摆脱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证据崇拜",走向有思想、有精神、有灵魂的"随机应变"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的"总体性"研究。其次,教育研究要摆脱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强力崇拜",走向以丰富、多元、灵动为重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的"关系性"研究。第三,教育研究要摆脱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测得准’崇拜",走向以生成性、发展性为重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的"运思性"研究。

“智仁勇”三达德视域下教师形象的现代诠释

时代变迁和教育理念的变革使得新时期的教师形象随之转向,传统教师成长观立场的教师形象以其片面解读和文化缺位的弊病分离了教师作为完整个体的整体性意蕴。注重教育境遇中关系的生成,关注教师伦理品性的构建是儒家教育传统的核心旨向。本文基于儒家"智仁勇"三达德之思想体系,倡导新时期教师之貌相。其一,做智慧的智者之师,突破知识内核,转识成智,以"达道"之智、"自在"之智、"择宜"之智,进入澄明之境;其二,做至善的仁者之师,以仁爱为内核,仁而爱人,以"无我"之仁、"护生"之仁、"谛听"之仁,进入至善之境;其三,做虔诚的勇者之师,以德勇为内核,勇而不惧,磨练事功,以敬畏之勇、教化之勇、信仰之勇,进入自由之境。

教育研究的现象学范式与实证主义范式差异

教育学既是一门社会科学,更是一门精神科学。它不仅具有“科学”属性,而且还具“精神性”“价值性”“审美性”“伦理性”和“艺术性”等特质,完全按照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律与方法是无法建立起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和奇妙的宏大运思的学科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