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

辛亥革命后英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西藏,迫使当时北洋政府同意召开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是妄图分裂我国西藏领土的影响极为恶劣而深远的会议。柳升祺教授因研究藏族近代史而对西姆拉会议进行了专题研究,认真读了我国李铁铮教授、英国的兰姆、马克斯韦尔和印度的古普塔等学者的有关著作。他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国外学者受到限制,使这次会议的事实真相得不到彻底揭露,加之某些国外御用作家故意掩盖事实或制造混乱,更为此问题的澄清增添了困难。柳升祺教授从《艾奇逊条约集》真伪版本入手,在前人基础之上,加以他访英之便查阅有关档案和著述,再结合他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此文,本刊乐于发表,以飨读者。

热振事件见闻记

关于1947年西藏热振事件，近年中外藏史著作多子论述．然其取材依据毕竞以亲身阅历之记录为最上。当年．柳升祺先生适旅居拉萨．即就所见所闻，详加记述，并探讨其源委．撰成一文，名《西藏政变实录》．因藏中戒严，与内地交通梗阻．故将全文托人送至印度．复交航邮，寄至上海．以笔名星．首先披露于当年8月25日《新闻报》上。事逾五十年．此文已成为珍贵史料，唯原报已难觅见，令特重载于下，易名为《热振事件见闻记》，文字稍加梳理，改正几处手民误植，其余一仍其旧，以供研究近代西藏史学人采用。

拉萨三大寺的学制

格鲁派之所以能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异军突起,与其完善的寺院制度和健全的僧侣组织密不可分。而拉萨三大寺又为格鲁派寺院的最高学府和学院制度的典范。深入细致地叙述寺中知识分子也即僧侣组织中的脊柱——“贝恰哇”的修学制度和管理体制,旨在反映格鲁派宗主寺在培养和管理宗教人才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评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史观及其它

范普拉赫先生《西藏的地位》一书,本刊已发表了几篇书评,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柳升祺先生的这篇书评,就该书中的几个主要观点进行了深入剖析,深刻揭示了范普拉赫先生西藏史观的渊源,指出其完全继承了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衣钵,颇值得一读.本文删节本曾在《中国西藏》发表,现本刊征得柳先生同意予以全文刊登.

西藏名义辨析

汉语文中,西藏及藏族这两个名称,是比较晚期才通用的。古代汉文史籍中另有汉称,涵义颇嫌含混。唐代典籍所称的吐(土)蕃(番)既指其族,又指其政权所及的地域;至五代、两宋,以迄元、明的部分记载中,虽然原来的吐蕃政权早已崩溃不存,但仍习惯沿用吐蕃,后来亦用西蕃(番),泛指其族,并兼指其分布地域和某些分散的政治势力。所以,吐蕃一称是既包含有民族的概念,又包含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政治组织的概念。

读《被隐藏的中印边界史》书后

印度教授卡鲁纳卡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博士写的《被隐藏的中印边界史》,一九七四年在加尔各答出版,包括两个部份。第一部份主要讲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会议同围绕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中印边界问题;第二部分是关于一九五○年的朝鲜战争和我国的抗美援朝运动。本文所谈仅限于第一部分,特别是《麦克马洪线:从神话走向现实》和《印度东北边境:英国的遗产》这两篇论文。

忆九世班禅

忆九世班禅柳升祺记得第十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生前讲过这样的话：历辈班禅从来是爱国的。这使我回忆到一件往事，虽事隔多年，而记忆犹新。这是１９２５年我在杭州一个旧制中学读书时，一天意外见到了第九辈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的一段经过。确切日期想不起了，但...

汤姆斯·马吝入藏始末

汤姆斯·马吝(Thomas Manning1772——1840)一七七二年十一月八日生于英国脑福尔克(NorfolK)一个牧师家庭。他一生事迹平平,也未留下重要的著作,但因为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于1811年进入拉萨,成为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所以西方人士、尤其英国人每谈到他们同我国西藏发生往来经过时,无不要提到他,并给以相当高的评价。根据有关他一生的有限记载,马吝自幼聪颖,才华出众。

《康藏密教访求纪行》读后

我第一次见到邢肃芝君是在一九四四年的拉萨。当时我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英文秘书,初到西藏,人地生疏,我们只匆匆一面,再未接触,印象不深。但我记得邢君已在哲蚌寺学经多年,告一段落,正准备返回内地。又记得就在那年,他去过一趟山南的扎里名山。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一部份在缅甸经商的云南商人退入西藏,加上原来在拉萨的内地人,人数不少,但据我所知。

新年笔谈藏学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借《中国藏学》一角,说几句想说的话。回想1952年我大学毕业后,走进了藏学研究的门槛,当时我还是一个充满旺盛精力的青年人,而今我已年逾花甲。检讨近四十年自己走过来的道路,虽不算曲折,但并不平坦。中国藏学的全面开展,我认为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尽管藏学工作者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限于当时的形势。

伯希和《古伯察、秦噶培<鞑靼西藏旅行回忆录>引言》

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此文通过大量征引和精密的考证指出:古伯察著《鞑靼西藏旅行回忆录》,在同类著作中享誉长久,原因在于作者具有艺术才能,文笔生动,但为了迎合读者好奇心理,不惜违背实际,颠倒杜撰,以致若干情节虽言之凿凿,却不足征信。这一披露和解读的可取之处,在于让我们阅读名震一时的著作也应恪秉科学态度,审慎去取。原文由赫兹列(H.Hazilitt)译英,作为其英译古伯察全书的引言。

十八世纪初清政府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始末

本文根据文献和档案史料，系统论述了１８世纪初请政府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的始末。这段历史，上起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第五辈达赖喇嘛逝世，下讫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第七辈达赖喇嘛坐床。作者指出，当时藏内多事，矛盾丛集，情况复杂，以往对此事件的论述有失偏颇。文中作者详细分析了康熙作出发兵西藏平准噶尔之乱的种种原因，并对康熙平准噶尔之乱的战略和策略及具体部署进行了探讨。

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

一 金瓶掣签是清中央确认蒙藏黄教大活佛的继承人的法定制度,就西藏来说,又是十八世纪末西藏政治事务上的一项最重要的改良措施。这个制度的创始,见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二十七日(10月7日)的上谕。此后八个月间清廷关于西藏事务的指示中屡次提及。五十八年(1793年)四月十九日乾隆的谕旨和同时颁布的御制《喇嘛说》,则总结了创立这个制度的经过,赋予它以较完备的形态。

1727-1728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的治藏方策

本文以清代档案为基础 ,探讨 172 7— 172 8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治藏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实施 ,指明当时西藏内部的治乱与清 -准噶尔蒙古双方和战全局息息相关 ,雍正帝一直认为西南一隅的西藏问题如处理不妥 ,西方北方蒙古诸部则疑贰不附 ,卫藏虽远在边陲 ,实际上是“社稷生民忧戚所系” ,因而秉承其父康熙帝的遗志 。

回顾西藏和平解放时的几个涉外关系问题

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使西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羁绊,为西藏进行社会改革创造必要前提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在大陆进入最后胜利阶段的里程碑。 然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决不甘心退出中国的。他们竭力阻挠我国的解放事业,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动员国际力量干预我国和平解放西藏,并在西藏内部策动一系列的分裂活动,这是有目共睹的。

评李有义著的“今日的西藏”

李有义先生所著“今日的西藏”是在祖国解放初期出版的介绍西藏社会历史概况的一本书。虽然象李先生在代序里所指出,他为了顾及一般读者,只引用了他所搜集的材料的十分之一二,然而全书涉及的范围还是很广,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亦反映了他个人的观点。这些观点和他在解放前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基本是一致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翻版。因此,我认为把李先生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观点提出来加以批判,同时顺带指出他滥用资料的事实,是很有必要的。(一)贯串在“今日的西藏”一书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首先表现在他对待西藏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一些具体看法上。这本书的第四章是专谈西藏社会经济的,并且是全书内容最多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