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圈农民收入差异的实证分析

从不同区域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及“倒U”型假说、收敛性等多个角度，分析了武汉城市圈农民的收入差异。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绝对差异逐年扩大，而相对差异基本保持平稳；该地区1996～2007年的农民人均收入不能满足“倒U”型假说，而是表现出较小的波动性；武汉城市圈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存在缓慢的σ-收敛和明显的绝对β-收敛，估算的收敛速度为3．5918％。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外资开放与产业升级——一个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价值链(GVC)兴起的现实背景下,产业升级不仅仅是从低附加值产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更是产业内的生产链段的延长,从低附加值链段转向高价值链段。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修订带来的外资进入提升这一政策冲击,深入研究了GVC背景下,外资开放对本土产业升级的作用。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外资进入对本土产业升级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在考虑控制行业选择性因素、同时性政策影响等情况下依然稳健。第二,水平、上游和下游外资进入对产业升级影响存在差异,水平外资进入对产业升级没有显著的影响,表现为锁定效应;上游外资进入不利于产业升级,表现为挤出效应;而下游的外资进入对产业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升级效应。回归结果表明上游外资进入率提升0.1,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率降低0.057;下游外资进入率提升0.1,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率上升0.0052。第三,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加工贸易的产业效果更大,金融危机限制了外资对本土产业升级的作用。上述结论具有如下两点政策意义:一是,中国应该继续加大外资开放,在外资开放中实现了在全球价值链中链段的延长和产业升级。二是,在具体的开放政策设计时,应特别是重视吸引下游外资进入,通过产业关联作用带动本土中间品供应商的发展,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武汉市RFID产业发展现状及典型实例研究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随着网络信息的增长,无线射频(RFID)技术在零售业、服务业、物流业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分析了武汉市RFID产业发展现状,对"武汉通"和"武汉图书馆RFID智能图书管理系统"两个武汉RFID技术应用的典型实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武汉市RFID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赢得机遇的关键在于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基于投资欧洲的实践

金融危机后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失业问题成为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主要障碍。然而,以中国在欧洲投资的体量而言,由于当前中国投资所占份额非常少,远不足以对欧洲构成实质性的影响。欧洲当前严峻的失业状况,有其深层的历史、经济及制度的根源,是欧洲自身的问题,与中国企业的投资没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欧洲失业是当前欧洲环境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它的确影响到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策略选择。其主要表现为,中国企业不能直接复制国际企业（包括欧洲跨国企业在内）危机前进行国际产业链整合的模式,必须谨慎甚至放弃＂转移价值链＂的投资策略,进而采用＂延展价值链＂的投资策略,从而包容欧洲失业所造成的对外来资本的诉求,创造中国与欧洲双赢的局面。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发生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纯粹技术进步逆向溢出的各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并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6个方面测算了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

人力资本与国际R&D溢出——基于OFDI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

利用国际R&D溢出模型研究了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传导机制的国际R&D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运用五个不同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检验了人力资本因素对这种逆向溢出效应的吸收效果。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未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也还未能达到有效吸收对外投资传导的国际R&D资本的要求,致使其未能在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国际R&D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08年中国省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3条渠道传递的国际R&D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无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却显著促进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揭示,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利用3条渠道的国际R&D溢出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赢得机遇的关键在于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基于投资欧洲的实践

金融危机后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失业问题成为了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主要障碍。然而,以中国在欧洲投资的体量而言,由于当前中国投资所占份额非常少,远不足以对欧洲构成实质性的影响。欧洲当前严峻的失业状况,有其深层的历史、经济及制度的根源,是欧洲自身的问题,与中国企业的投资没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欧洲失业是当前欧洲环境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它的确影响到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策略选择。其主要表现为,中国企业不能直接复制国际企业(包括欧洲跨国企业在内)危机前进行国际产业链整合的模式,必须谨慎甚至放弃"转移价值链"的投资策略,进而采用"延展价值链"的投资策略,从而包容欧洲失业所造成的对外来资本的诉求,创造中国与欧洲双赢的局面。

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典型国家的经验检验——基于中巴日韩四国数据的比较研究

现有的投资发展路径(IDP)实证研究主要针对不同国家所处的IDP阶段进行检验,对吸引外资对其对外投资作用的研究较少,而且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开放发展进程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针对单个国家进行检验。本文选择中国、巴西、日本和韩国作为典型国家,采用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吸引外资对其对外投资的整体作用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对于具体国家来说,吸引外资对其对外投资的作用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国家特征影响因素,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更强溢出效应因而对本土企业对外投资能力提升更显著。

复杂环境下特定国家的产业发展机会——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产业发展机会与路径是一国发展战略中面临的重要议题,其现实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分析框架的分层和动态特征。本文借鉴既有的产业发展相关理论,从产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两个方面构建了复杂环境下特定国家产业发展机会与路径的动态分析框架,并使用完整案例诠释了综合分析框架的有效性。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比较研究——以半导体产业为例

为了探索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与传统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形成机制的异同,本文选取以技术推动和垂直分工为典型特征的半导体行业,对比分析了作为产业先行者的日本NEC和后来者的台湾TSMC对外投资的能力来源与对产业发展机会的把握。研究表明,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是其所处产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环境和条件的具体差异会造成企业在进入方式、技术发展、市场机会等方面的差异。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链段”国际竞争力的理解与把握

对于后发的开放型发展中国家,理解并把握可能形成本国特定产业相应链段国际竞争力的要素与机制,是其本土企业在开放条件下争取生存、发展、进而获取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中国对美投资增长:区位优势与驱动因素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目的地。美国自身的区位优势和投资环境是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基本动因,这不仅表现在其拥有成熟的巨大市场以及世界领先的高科技研发和应用实力上,还表现在美国具有稳健、友善的投资软硬环境。金融危机后,美国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把振兴制造业作为政府的要务,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本国的跨国公司回归,鼓励外国投资流入。改革开放数十年来,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成长起来,在对外投资方面积累了一定的能力,在对美投资方面,特别是兼并和收购运作屡有建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

政府与外资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基于智利工业化策略的成功案例

在金融危机和全球化趋势逆转的大背景下,理解东道国的发展取向变得至关重要。智利经历了前工业化、内向工业化、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出口导向化的完整工业化历程,并在政府和外资的共同推动下,成长为拉美地区最开放且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从智利工业化发展历程来看,外资在其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引导外资的能力也逐渐增强。当前,智利政府主要在自身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以合作、开放等手段引入外资,通过自身作为或者引导外资弥补市场失灵,进而促进智利出口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对中国企业而言,投资智利首先要理解和顺应当地的比较优势和政策导向,在此基础上,挖掘自身能力及其在智利社会综合发展取向上的结合点,探索实现共赢的发展模式。

新形势下外资作用和引资策略研究

自我国1978年实施对外开放政策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程,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形势下,有必要对外资的作用以及利用外资的策略进行重新思考。本文回顾了外资作用的实践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新形势下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政府在引资中的作用,最后对新形势下外资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及引资的策略进行了再思考。

中国南北平衡发展差距研究——基于“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综合分析

近年来中国区域发展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南北方地区差距日益成为新的关注点。本文在充分理解区域平衡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生态、民生四个维度出发,构建包括36个基础指标的平衡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结合极差标准化法测算反映南北方地区发展充分性的发展指数,通过基尼系数法测算揭示南北区域内部不平衡性的地区不平衡系数,进而确定衡量南北方地区平衡发展状态的平衡发展指数,并运用2011—2018年31个省份数据予以测算。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南北平衡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但南北总体差距逐步凸显。南方地区在经济、社会、生态、民生领域均存在显著优势。具体地,北方地区新旧动能转换艰难、创新驱动不足、人力资本下行趋势明显是导致南北经济领域差距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均和养老保险失衡是导致南北社会领域差距加速扩大的主要原因;南北空气、水和土壤质量差距悬殊掣肘生态领域的平衡发展,导致差距位于高位;收入水平差距和住房支付压力是导致南方地区民生领域平衡发展水平实现反超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