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欺诈行为研究——以刑法为视角的分析

诉讼欺诈是一种独特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事实上,诉讼欺诈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因而应按诈骗罪定罪量刑。诉讼欺诈行为侵犯双重具体的社会关系,但其直接客体是单一客体。诈骗罪中的被骗人与被害人不必是同一人,但被骗人与财产处分者必须是同一人;在被骗人与被害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被骗人为基准来判断处分意思和处分行为。

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进行刑法立法时所采用的标准样式。纵观现代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一法典型立法模式、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和修正型刑法立法模式。每种刑法立法模式都有其各自的刑事政策功能。从中国刑法立法的现状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形成固定、成熟的刑法立法模式;(2)刑法立法模式单一、呆板,缺乏活力;(3)刑法修正案模式不能适应刑法立法的全部需要;(4)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国家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需要,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应当做如下调整:(1)建立刑法典、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相结合的刑法立法模式;(2)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3)调整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结构。

网络“裸聊”行为之刑法规制

裸聊是网络色情现象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裸聊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部分裸聊行为如发生在单个成年人之间、发生在隐蔽场所的,因不会扰乱社会秩序,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裸聊不构成聚众淫乱罪应当定性为传播淫秽物品罪。而网络裸聊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极易诱发未成年人犯罪,严重破坏社会道德风尚,引发家庭矛盾,导致社会不安定,我们应当用刑法来加以禁止。

中国共同犯罪立法模式的归属与选择——“双层递进式”共犯立法模式的提倡

当今世界各国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可以归结为统一制正犯立法模式与区分制共犯立法模式两大类型。中国共同犯罪立法模式在解释论上应当归属于统一制正犯立法模式。相比较而言,区分制共犯立法模式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与中国现行共同犯罪理论与实践也具有更多的共通性,因而,从应然的角度看,中国应当采用区分制共犯立法模式。在传统区分制立法模式下,由于正犯承载着定罪与量刑的双重功能,出现了"正犯理论的实质化"倾向,这种倾向暗含着破坏刑事法治的风险,因而在立法论上应当采用"双层递进式"共犯立法模式。"双层递进式"共犯立法模式根据分工分类将共犯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根据作用分类将共犯区分为主犯和从犯;分工分类解决犯罪参与人的定罪问题,作用分类解决犯罪参与人的量刑问题,分工分类与作用分类的结合很好的解决了犯罪参与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其程度问题。在"双层递进式"立法模式下,可以根据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来区分主犯与从犯。

检察机关代表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正当性研究——以侵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犯罪为范例的考察

对侵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的犯罪有必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都不能代替民事赔偿。在侵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的犯罪中,如果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单位或管理部门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或社会利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根据是检察机关享有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不得对侵害公民私人权益的行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理论解读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肇始于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的学术论争,以安塞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运动使这种思想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发展成一股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浪潮。对于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涵义,可以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去理解。观念层面上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一种理念或者思想,从合目的性的角度出发,将刑法视为实现刑事政策目的手段之一,将特别预防和防卫社会作为刑法的主要任务和首要价值,在法治的框架内灵活地对待犯罪和罪犯。实践层面上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一种趋势或者动向,指的是刑法的制定和适用要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反映刑事政策的动态变化,从防卫社会的目的出发,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现代理论基础有三:即机能主义的刑法观、相对主义的犯罪观和非刑事化的刑事责任观。

城市农民工法律援助问题研究(下)——关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弱势群体

农民工目前总数已超过一亿,成为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中真正的主力军,他们的合法权益往往受到各种侵害,而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对其利益的保护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在这种情形之下,通过法律援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已成为农民工最经济且最有效的选择。本文以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农民工的再社会化诸问题为视角,探讨了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之处,并就其完善措施展开讨论,以期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假释撤销条件比较研究

撤销假释是对假释犯不遵守假释条件的惩罚方式之一。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再犯新罪应当不分犯罪性质、罪过形式和刑罚轻重,一律撤销假释。在假释考验期内,发现罪犯尚有漏罪,不应撤销假释,而是应根据漏罪的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对于假释期间违反应当遵守的假释条件一律撤销假释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只有对情节严重的违反假释条件的行为,才应当撤销假释。

商业贿赂罪之刑法本体界定

商业贿赂首先是一个经济法上的概念,然后才是一个刑法上的概念,必须区分经济法上的商业贿赂和刑法上的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犯罪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商业贿赂犯罪是对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贿赂犯罪的集合称呼,它包括一系列具体罪名,而不是仅仅指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犯罪。

妨碍信用卡管理罪行为方式探析

在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中,行为人明知其持有、运输的是"伪造的信用卡"或"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是一种对行为对象的明知,行为人虽然对"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施加了影响,因为其不具有合法性,与刑法所保护的信用卡管理秩序也就不存在必然的本质与现象的联系,也就不能反映和体现信用卡管理秩序,因而是行为对象而不是犯罪对象。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与以骗领信用卡方式实施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之间构成手段与目的牵连关系,但由于刑法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定罪处罚,因而虽然是牵连犯,但不能适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而应按刑法的有关规定处罚,这是牵连犯处断原则的例外。

注意义务比较研究

注意义务是现代犯罪过失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也是各国刑法学者们所着力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中外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对注意义务的概念、内容、根据等方面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通过对注意义务进行比较研究 ,可以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提供一定的参考。

对假释适用的例外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的理性剖析

假释适用的例外性规定的实质是在假释制度的公正与效益价值产生矛盾时的价值取向问题。公正和正义在任何时侯都应当成为假释制度首要的价值诉求,因而假释的例外性规定是不合理的。从国家的立场和功利的角度分析,假释禁止性规定的设立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从刑罚发展的历史趋势分析,假释禁止性规定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在将来对刑法进行修订时,应取消假释的禁止性规定。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犯罪构成模式改革

犯罪构成模式是立法者根据不同的危害行为而规定的犯罪成立类型。根据法益侵害的有无、法益侵害的程度、法益侵害的范围和法益侵害的状态,可以把犯罪构成模式分为即成式犯罪构成模式、纵深式犯罪构成模式、多维式犯罪构成模式和企行式犯罪构成模式。犯罪构成模式不仅影响和决定犯罪圈的大小和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而且彰显着不同的刑事政策价值取向,表明国家对不同行为的刑事政策态度。从犯罪构成模式的刑事政策功能的角度看,中国现行刑事立法中的犯罪构成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犯罪构成标准过高导致犯罪圈狭小;法益保护滞后致使刑法的犯罪预防功能减弱;犯罪构成模式设置不当致使刑事法网"厉而不严"。基于刑事政策的目的性,中国犯罪构成模式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对侵害重大法益的犯罪设置即成式或者企行式犯罪构成模式;对常见多发犯罪设置多维式犯罪构成模式;逐渐减少纵深式犯罪构成模式的数量。

商业贿赂犯罪客体解读

商业贿赂犯罪是近年来我国刑事政策上治理的重点。对于这种犯罪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种犯罪的规律和特点,以及对这种犯罪准确惩处,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发生。本组笔谈共有6篇文章,分别从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基本思路、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与立法、商业贿赂犯罪的客体解读、临床医生收取红包行为的性质、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及商业贿赂犯罪的侦查管辖与证据效力等方面展开分析,以期引起讨论。

西方国家“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的实践考察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主导趋势,并且正在成为一种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潮流。虽然主观主义刑法在犯罪论领域的影响日渐式微,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仍有一定的表现,期待可能性成为构成要件、严格责任罪的确立、亲亲相隐行为免责化、被迫行为免责化等就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的反映。西方国家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刑事责任、刑罚设计和刑事司法中。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在刑事责任方面主要表现为为现代刑法制度提供刑事责任的根据,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在刑罚设计方面主要表现为刑罚个别化和刑罚多样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在刑事司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刑事和解。

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入罪的合理性,二是入罪的必要性。确保刑法预防功能的实现以及满足刑事政策的要求说明了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具有合理性。法益侵害的严重性以及动用刑罚的必要性说明了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具有必要性。《刑法修正案(八)》颁行之前的罪名体系无法涵盖危险驾驶行为。

城市农民工法律援助问题研究(上)——关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弱势群体

农民工目前总数已超过一亿,成为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中真正的主力军,他们的合法权益往往受到各种侵害,而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对其利益的保护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在这种情形下,通过法律援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已成为农民工最经济且最有效的选择。本文以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农民工的再社会化诸问题为视角,探讨了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之处,并就其完善措施展开讨论,以期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假释监督保护机构及人员之比较研究

在不同的法律文化和立法背景下,各国对假释罪犯监督保护的机构和人员存在很大的不同。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假释罪犯的监督保护由警察机关实施,这是不合理的,应由假释委员会承担对假释犯的监督保护责任。对我国假释犯监督管理机构改革应遵循“专门机构主导,社会力量配合”的原则进行。

刑讯逼供罪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完善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已成为学界关注和探讨的焦点问题。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罪规定了较重的刑罚,但在本罪的立法上存在缺陷。从犯罪客体考虑,刑讯逼供罪有其独特的犯罪特质,目前归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欠妥当,应归属于渎职罪。在犯罪主体上,应当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身份做出更科学的界定。在立法上,应将本罪设置为情节犯,对造成"致人伤残、死亡"后果的处罚,应当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