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铸唐宋:姚鼐诗学理论及其实践

熔铸唐宋是姚鼐诗学理论的宗旨。这一宗旨的实践由两方面展开,一是推崇诗学中的"雅颂"传统,推举儒者之诗,突出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二是在具体诗法上,学习杜甫和黄庭坚,以文法为诗法,偏重诗歌结构和内在气韵的流转。姚氏诗学理论具有纠偏的时代意义,在创作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

论晚清古文理论中的声音现象

论文考察了桐城派和湘乡派关于古文声音理论的论述,指出"因声以求气"是这两个古文流派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古文是"语言型"文学有关,古文写作要自然流畅,有自己面目,必须重视文气。诵读和摹拟是古文写作的内在要求。同时,中国文字具有"因声得义"的特点,声音的组接使得古文的声音赋予某种意味,这种意味蕴藉美的因素。晚清古文的声音现象进一步被强化是古文成为美文的重要前提,也使得古文的实用性减弱。

莲池书院与以吴汝纶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

清代河北一地古文兴盛得力于张裕钊、吴汝纶的倡导,贺涛潜心于古文教育也使得北学中的古文之学有了显著发展,此一现象都是以莲池书院为中心而展开的。可以说,莲池书院与有清一代河北学风演变。

曾国藩士大夫之学及其内在逻辑

曾国藩读书善识大体,是经世之学。其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归属士大夫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认识始终以"事"为中心,在礼学经世思想蕲向下,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嗜好辞章,使学术的本质转化为学术的功能,使得事功实践与知识阅读融通起来。曾氏所学不是出于著述,而是作为事功和德性开启的前提条件,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终指向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总判断。

论《庄子·人间世》寓言主体的政治身份

《逍遥游》《齐物论》论述的政治身份是圣人,而《人间世》寓言主体的政治身份是君子百官。君子百官是庄子"古之道术"政治图式的重要一环。在这一政治理想图式中,圣人无名;君子百官各司其职,因时而用,这是《人间世》思想的重要背景。该篇通过颜回、叶公子高、颜阖三个寓言故事的描写和有关才之有用无用的讨论展开论述,其落脚点在于君子百官这一政治身份,不宜扩大到普遍的人世间。

《文赋》“短韵”辨析

“短韵”不是指小文章,而是指赋文写作当中的事类单薄,不能使所赋对象浏亮明白。并进一步讨论了“韵”与文思之间的关系。

陆机文的特质

陆机"不能持事"的性格与强烈的事功意志之间的内在矛盾,在其入洛之后的感物念故的题材书写中,不仅没有弱化陆文的表现力,而且构成陆文特质的重要方面。陆机奉行两汉儒家旧贯之精神,在体物观览、察时变化、应感触类上,理在物先,呈现出某种机械反应论特点,而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并不明显。陆文的情感抒发不是高扬情志,迥异于魏晋"尚尚文辞""重智术"一派。陆机是儒门从经术到文章转变的重要一环,它上承蔡邕、王粲,下开杜甫,在文的情理结构、表达方式及文辞文律等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关于易堂九子立言主体性之考察

明末清初易堂九子将立言置于"三不朽"秩序中重新审视,提出"文以意为主"的判断。"意"是作者与世界经世关系的界定,是对事实和历史经验的判断。意的提炼要求"积理"与"练识"。易堂九子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待文学与道学,立言干预时政,纠正道学之弊,要求文学与经世的合一。易堂强调立言的主体性,价值取向上认同"志士之文"。

试论《逍遥游》主题的政治性

《逍遥游》是庄子精心营构的一篇旨在阐明古之道术的经典文本。小大之辨的政治内涵是小不慕大,大不鄙小。圣人治理社会的方式是不以物为事,无小大之别,因任其小大而为小大,小大适其性而自为逍遥。只有实现群体逍遥,圣人才能获得最大逍遥。《逍遥游》只是描述圣人逍遥的境界,而圣人如何治理天下、内圣外王的展开、圣人与群体之关系等问题却被悬搁。古之道术的政治理想,作为庄子批判现实社会和诸子学派的武器,虽然后世未有实现,但其蕴育的批判精神却永放光芒。

梅曾亮京师古文领袖地位成因考

梅曾亮在京师古文圈子的领袖地位是由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的。嘉道之际经世学风的兴起,"姚门弟子"中梅氏年寿最长,此是天时;梅氏居京二十年,桐城古文得以扩展,此为地利;梅曾亮与京师士人的雅集,则是人和。

论杜甫开元天宝时期诗歌中的时空意识

杜甫开元天宝时期的诗歌以天宝六载为界呈现出不同风格,可通过时空意识观察此阶段其诗歌技法及精神上的成长。杜甫诗歌技法的成长首先体现在空间意识的转变:从较为简单地追求背景的开阔到自觉追求华美空间、神境空间及终极家园的阔大;其次则体现为时间意识的转变,后期对个体岁月流逝更为敏感,且通过用典更多关照历史时间,组诗中时间安排更为精巧。此外,前后期诗歌中时空意识不同的融合方式,也可见杜甫诗歌技法之精进。杜甫的精神成长主要有三,一是在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失意中,始终保持着开阔的精神追求;二是以个体生命贴近历史生命,使二者达到完全的融合;三是将关注点从个体转向群体。

论易堂文论思想的学术背景

易堂九子经世思想有着明显的史学特点。与程山七子论争之分野,表明易堂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积理"、"炼识"的文论思想是易堂为纠正明末学风和探索学术新秩序的自觉实践。

成同时期湖南士人的古文与事功

咸同时期湖湘士人的古文实践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曾国藩开创的湘乡文派是建立在湖南固有的"情韵"和"义理"两个文学传统基础之上,也取决于湖南地域独特的地理和风俗。湖南士人事功视野中的天下意识、政治自觉和义贞独立之精神对湖湘古文产生了极大影响。

由“神明”到“规矩”——易堂九子的文法思想

易堂九子是明末清初重要的士人群体。他们的文法理论构成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唐宋派和桐城派相比,易堂九子的文法理论具有形而上色彩,这与明末清初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他们主张由规矩到神明,既是易代之际立言的法则,又针对有明一代的模拟文风,具有现实意义。

青春做伴读好书

时下有觉悟的中国人，不断呼吁要阅读经典，让经典走进中学。无疑，阅读经典是人类不断认识、反思和改造自身历史的重要方式。但如何阅读经典，有何倚重，特别是对那些还在成长中的中学生来说，这不是个小问题。

《庄子》的言说与意义

庄子坚守"道"的统一性和整体性,重新审视"道"被言说的悖论处境、意义和可能性。"三言"是庄子思考"道"言说的集中表现,"道枢"突破了言语的局限性,使得言说久长而有意义。"言"只有在活动和交往中才存在,它始终与具体的对象结合在一起。庄子对于"言"的讨论是置于活动和实践中,这使得其关于言说的思考有很强的实践性,即"道"的人间性格。

《庄子》藐姑射神人的意境论意义

《庄子.逍遥游》精心营造的神人形象是中国哲学思想向文学形象过渡的重要一环,它所揭示的文学类型意义影响深远。神人具有内圣外王的特点。在意境论意义上,内圣指向大而美的艺术风貌,神人踪迹无定的特征丰富了文学想象,使文学艺术表现力向幽深和邃密方向发展;外王则要求大而美的意境内涵须有现实世界的"事"经验充盈其间。用禅境或神韵来阐释意境,是理解中国古典意境论的偏隅之见。

关于古代文论选与古文论研究的反思

郭绍虞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是三十年来古代文论最有代表最具影响的学术成果。反思新时期古代文论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选取文论名篇要充分考虑文论著述者的言说方式和言说意图;解读名篇既要遵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自身逻辑,更要做文本的历史还原工作;重建古典写作世界并阐释其当代意义是古文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论曾国藩的气性与其古文思想之关系

曾国藩古文思想是如何内在于他的气性和事功世界中,探讨这一问题,或更能认识其古文思想的个性特征,而非泛化的影响之谈。曾氏对文境的把握建立在熟读体悟自得的基础上,而体悟自得与其“类”的思想方式密不可分。由古文而向事功、书法等其他领域的推衍,使得曾氏古文思想及理论呈现动态特征。强调刚健俊伟的气势,主张阳刚的文境,为曾国藩文论主要观点,而晚年偏重“趣味”“闲适”的审美趣味,这与其以柔济刚的人格理想关系密切,有相当的“事经验”。曾国藩的至性与善诙谐,使其理学修养与文章写作之间找到了和谐的融洽面,并深化了文学的审美性。曾氏在朗诵中的感悟与评点,使其古文思想及理论偏重于赏评,故而可看作是鉴赏批评之学。

言说的德性

早先有竹帛，后来有纸张，现在是网络，人们言说的方式更为自由方便。人们言说的内容广为流播，其影响别人或后人者，大抵都可归入著述之列。古人强调著述者的心志，譬如写诗，要“发乎情，止于礼义”，有几层：一是强调诗歌言说主体要心志平和，顺乎天地四时的和气，把自己情志置于先王制定的大礼大法中酝酿，这样的言说中正不偏。二是强调主体的言说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本来，人们的言行举止也是一种言说，影响他人，但能留传下来的书籍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更为深远。三是人们的情感或偏或正，或激或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