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学习界面对本科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基于创造性思维的中介作用

为了检验了不同类型的在线学习界面是否会影响及如何影响本科生在线学习时的学业成绩,文章通过更换学习材料的内容和类型、招募不同高校的本科生被试,开展了三个在线教学实验,结果显示,与直接触摸界面的学习相比,间接触摸界面的学习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同时这一现象背后的内在机制是创造性思维的提升。

流浪动物慈善救助中的“远狗近猫”效应及其机制探析

已有的亲社会研究都在关注对人的慈善捐赠,关于流浪动物的慈善救助并未有人探讨。由于日常生活中流浪动物救助信息通常会同时呈现动物类型和空间距离,因此本文基于动物类型和空间距离之间的联结来探讨二者对流浪动物救助意愿的影响,以及其中的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1个内隐联想测验、1个田野实验和7个不同情景的线上实验和实验室实验,本文发现:猫与近空间距离更匹配;狗与远空间距离更匹配(实验1a、1b)。因此,在近空间距离的情况下,呈现流浪猫(vs.流浪狗)引发人们对流浪动物的更高救助意愿;在远空间距离的情况下,呈现流浪狗(vs.流浪猫)引发人们对流浪动物的更高救助意愿(实验2、3、3S、4、4S、5);加工流畅性是内在中介(实验4、4S、5)。此外,思维模式会调节上述“远狗近猫”效应,也即该效应在基于情感的思维模式下存在但在基于理性的思维模式下消失(实验6)。理论层面,本文关注了流浪动物这一新颖的慈善捐赠对象,验证了动物类型和空间距离的内在联系。本文还识别出了流浪动物救助中的“远狗近猫”效应。实践层面,“远狗近猫”效应可以指导慈善组织和机构根据动物类型和空间距离的匹配来合理呈现救助信息。

社会拥挤对消费者感官刺激偏好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本研究通过1个田野实验和2个实验室实验探讨了社会拥挤对消费者感官刺激偏好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相比于不拥挤,社会拥挤会增加消费者对强(vs.弱)感官刺激的偏好(实验1),这一效应受感知控制缺失驱动(实验2)。权力感对社会拥挤与消费者感官刺激偏好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实验3),即当个体的权力感较高时,社会拥挤对强感官刺激偏好的促进作用才成立;反之,这种效应便会消失。

他人和自身着装风格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基于调节定向理论的阐释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搭建了着装风格(正式vs.休闲)影响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模型框架。在观察者视角下,他人正式着装(vs.休闲着装)时,消费者通过关注收益、积极情绪体验、抱负目标状态表征这三个动机特征维度表现出促进型反应;通过关注威胁、消极情绪体验、警戒行为策略这三个动机特征维度表现出预防型反应。在穿着者视角下,消费者自身正式着装(vs.休闲着装)时,通过理想自我导向、抱负目标状态表征及积极情绪体验这三个动机特征维度表现出促进型反应;通过责任自我导向、道德需求、消极结果关注这三个动机特征维度表现出预防型反应。上述过程中自我建构、卷入度,自我监控及环境规范通过影响调节定向的特征状态发挥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应继续关注特质性和情境性调节定向对消费者着装反应的交互影响,用调节定向理论阐释其他着装类型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着装风格导致消费者促进定向还是预防定向的调节变量,以及着装风格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其他后效。

关系强度对消费者忠诚度的影响——以网络游戏玩家为例

消费者的忠诚度一直是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关注热点,而如何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消费者忠诚度成为难题。特别是在日益壮大的游戏市场,面对着丰厚的利润和无穷的潜力,企业对如何留存玩家也更加关注。以游戏玩家为例,使用强弱关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探讨关系强度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调节作用,从而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拓展。通过Mturk收集了288位网络游戏玩家的数据,分析发现玩家之间的关系强度可以影响玩家对游戏的忠诚度,并且口碑、关系转换成本以及游戏类型会调节关系强度对玩家忠诚度的影响。

人之将尽,消费国货?死亡信息的暴露增加国货选择的现象、中介和边界条件解析

死亡信息无处无时不在。恐惧管理理论认为,死亡暴露会促使个体采取两种防御机制:支持文化世界观和提升自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的数据显示,死亡暴露会促使这些消费者偏爱国货、支持文化世界观,内在机制是爱国主义情绪的唤醒。但对将购买外国货视为追求高自尊和高身份的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而言,尚没有学者检验死亡暴露会促使他们继续购买外国货以提升自尊,还是转而购买国货以支持文化世界观。本文用实验检验了这两种竞争预测,发现死亡暴露会增加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国货选择,但机制是补偿个人控制感的缺失。同时,已有探讨死亡暴露与国货偏好的研究并没有检验何时死亡暴露将不再增加国货偏好,本文发现启动亲密的人际归属感是边界条件。

地震重灾区丧失子女者的创伤后应激症状2年随访

目的:了解地震重灾区丧失子女者创伤后应激症状(PTSS)变化情况及相关因素。方法:汶川地震后1.5年和2年时,对极重灾区155名丧失子女者(研究组)和35名未丧失子女者(对照组),采用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TSD-SS)和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进行评估与调查。结果:震后1.5年时,研究组的PTSS检出率和PTSD-SS总分高于对照组(均P<0.001)。震后2年时,研究组的PTSS检出率和PTSD-SS总分仍高于对照组(均P<0.001),研究组的PTSD-SS总分低于震后1.5年(P<0.05)。研究组中,尚未再孕者的PTSS检出率和PTSD-SS总分均仅在震后2年时高于已孕或已育者(均P<0.05);受教育程度低者的PTSD-SS总分仅在震后2年时高于受教育程度高者(P<0.01);与震后1.5年时相比,震后2年时男性的PTSD-SS总分上升,女性总分下降(P<0.01)。结论:本研究显示,与震后1.5年时相比,丧失子女者的PTSS检出率在震后2年时下降,且症状减轻;但丧失子女者中尚未再孕再育者、受教育程度低者以及男性的症状呈加重趋势。

震后6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创伤后应激症状及相关因素

目的:了解汶川地震6个月后都江堰地区青少年创伤后应激症状(Posttramatic Stress Symptoms,PTSS)的检出率及人群特征,并分析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便利取样,选取都江堰市区内学校规模较大、学生生源来自城镇和农村的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抽取学生2004人,其中初中7～9年级777人(年龄11～14岁),高中10年级1227人(年龄15～17岁),用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lf-rating Scale,PTSD-SS)、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 Checklist,ASLEC)、儿童简易应付方式问卷(Children 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CSCSQ)、自编一般人口学及地震暴露情况调查表评估创伤后应激症状及其相关因素。结果:(1)PTSS的检出率为15.9%,女生检出率高于男生(19.0%vs.12.2%,P<0.05),15～17岁年龄组检出率高于11～14岁年龄组(19.4%vs.10.4%,P<0.05);(2)使用协方差分析后,女生PTSD-SS总分仍高于男生,15～17岁组仍高于11～14岁组,农村学生仍高于城镇学生[(39.0±14.0)vs.(35.6±13.6),(39.2±15.1)vs.(34.8±11.4),(40.0±15.7)vs.(36.7±13.3),Ps<0.05],但非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间PTSS-SS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60);(3)较多的震后负性生活事件(β=0.387)、消极应对方式(β=0.258)、有家人伤亡(β=0.184)、其他财产损失(β=0.059)和目睹经历(β=0.136)是PTSS的危险因素(Ps<0.05),而积极应对对PTSS有保护作用(β=-0.178,P<0.001)。结论:震后6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创伤后应激症状的检出率依然较高;减少灾后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并引导学生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对促进其心理康复有重要作用。

消费者触摸渴望的形成机制解析——基于认知体验视角

对消费者触摸渴望形成机制的探讨,有利于线上和线下企业制定如何补偿和满足消费者触摸渴望的营销战略。迄今,关于消费者触摸渴望形成机制的探讨主要从信息加工视角、动机视角、决策视角以及先天观视角着手。但这些视角均不能解释为何同一消费者在不同认知体验下在触摸行为反应上的差异。本文提出个人控制受威胁感这一认知体验是消费者触摸渴望形成的前因变量。具体而言,本文发现,个人控制受威胁感这一负性认知体验会导致消费者触摸渴望的增加,内在机制是为了满足对环境的控制需求(实验1,2)。本文进一步发现,当强化消费者的自我价值后,他们对环境的控制需求下降了,因此消费者的触摸渴望将不再受个人控制受威胁感的影响(实验3)。最后,本文还发现,强化自我价值对个人控制受威胁感与消费者触摸渴望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仅在高自尊者(vs.低自尊者)身上出现(实验4)。论文结尾讨论了本文所关注的个人控制受威胁感这一认知体验视角对已有触觉研究、已有个人控制感研究等的理论贡献。

触摸,还是不触摸?先前触摸促进新产品接受

已有触觉研究和已有新产品研究都不能回答是否先前触摸一个新产品会影响消费者随后对另一新产品的理解和评估。本文发现:事先让消费者触摸(vs.不触摸)一个外观极度不一致的新产品会促进消费者对另一外观极度不一致的目标新产品的评估和选择(实验1-实验2)。实验3进一步发现,当先前触摸的产品和随后评估的产品在外观极度不一致这一点上不具相似性时(如,当所摸新产品在外观上与常见同类产品一致),先前触摸将不再促进目标新产品的不一致解决,进而不再影响目标新产品评估。最后,实验4剥离了触觉和视觉的影响,发现实验1~实验3的发现受触觉(先前摸)而非视觉(先前看)主导。

拥挤影响消费者情绪和购物反应的元分析

拥挤是由社会(人群)运动空间和物理空间受限引发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客观状态。随着消费者所处的环境越来越拥挤,近些年来消费者行为领域对拥挤的关注逐渐增多,但目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本文通过元分析方法获得了38个研究、81个样本的149个效应值,分别探讨了两类拥挤对消费者情绪和购物反应(趋近型购物反应与回避型购物反应)的影响,并尝试找出以往研究结果表现出异质性的原因。从情绪层面来看,社会拥挤正向影响消费者的消极情绪,负向影响自主感知;空间拥挤负向影响消费者积极情绪,正向影响消极情绪。从购物反应层面来看,社会拥挤会显著增强消费者的趋近型购物反应(ρ=0.208, N=28624),增加风险规避,并负向影响消费者的购物态度和意愿(ρ=-0.135,N=10094);空间拥挤对消费者趋近型购物反应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能负向影响回避型购物反应(ρ=-0.409, N=3223)。进一步的调节分析发现,购物环境类型、研究情境的真实性、是否为学生样本、以及样本来源于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等能够调节拥挤对消费者部分情绪和购物反应的影响。本文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并对管理实践和未来研究提供了建议。

选择红色还是蓝色——背景色彩影响视觉新产品评估的现象、中介及边界体制研究

为提高新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品牌经理和零售商常会精心选取呈现新产品时的背景色彩。尽管如此,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探讨背景色彩是否及如何影响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评估。本文检验了背景色彩和新产品评估间的动态关系,来自消费者和品牌经理的数据都显示:蓝色背景会促使人们更加偏爱中度不一致(vs.一致)的产品,而红色背景下人们对两类产品的评价相似(实验1-2)。这是因为,蓝色(vs.红色)背景激发了关系加工,促进了人们对中度不一致的解决(实验2)。当人们的个人控制感低(vs.高)时,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背景色彩,此时他们的新产品评估将不再受背景色彩的影响(实验3)。

营销领域中包装元素对消费者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包装上的元素信息是消费者感知环境刺激的重要来源,能对消费者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包装元素可分为非语言型包装元素和语言型包装元素两类,它们对消费者有不同的影响。总体而言,非语言型包装元素主要影响消费者的感知和情感偏好,而语言型包装元素更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倾向和行为结果。同时,两类包装元素对消费者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可从神经生理机制、认知加工机制、自我控制的转移和多感官交互几方面进行讨论。此外,两类包装元素对消费者的影响还会受到环境特征、产品特征以及消费者个体特征的调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两类包装元素对消费者尴尬情绪、透明包装的选择以及产品评价等结果的影响。

权力越高越倾向于捐赠时间吗:慈善营销中捐赠者的权力对其时间捐赠意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以往权力研究侧重于慈善捐款(捐金钱),与低权力者相比,高权力者对受难者的同情心少,因此捐款意愿低。但捐赠者的权力如何影响其时间捐赠,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本文利用行为数据和自陈报告数据发现,慈善捐赠情境下,尽管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的金钱捐赠意愿低,但他们的时间捐赠意愿却比低权力者高。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高权力者对他们的时间有更高的幻觉控制,使其遇到时间捐赠呼吁时会表现出更强的行动导向。本研究进一步表明,当个体的权力来源不合理时,慈善捐赠情境下个体的权力对时间捐赠的影响将会逆转。

居住流动性与消费:基于调节定向理论的阐释

居住流动性是指人们改变居住地(即搬家)的频率。作为关键的社会生态因素之一,其会对个体的认知、情绪以及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已有学者从健康福祉、社会关系以及教育结果等方面对居住流动性的后因结果进行了综述。居住流动性对消费者心理和行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但目前未发现有综述研究对居住流动性引发的消费者行为反应进行总结,也未见研究从理论层面对这一影响机制进行归纳解释。在梳理居住流动性导致的消费者心理与行为反应的研究之后,借用调节定向理论对相关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类论述,指出居住流动性会导致消费者分别采取促进型反应策略或预防型反应策略。进一步地,提出居住流动的自主性(主动vs.被动)以及方向性(向上vs.向下)能够解释经历居住流动的消费者何时会选择促进型策略或预防型策略。最后,针对所搭建的居住流动性促进和预防策略框架,提出几个潜在的研究议题,以供学者进一步探究讨论。

稀缺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基于一个更加整合视角下的阐释

稀缺是由资源的真实缺乏或感知缺乏所引起的个体欲望和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一种状态。稀缺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个体的情感、认知、以及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不同类型的稀缺(以食物、产品、资金为代表的有形资源稀缺vs.以时间为代表的无形资源稀缺)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共性与差异?梳理文献发现,有形资源稀缺会使个体产生珍惜性行为、补偿性行为和趋近性行为,而无形资源稀缺只会使个体产生珍惜性和补偿性行为。未来研究应关注稀缺影响个体行为的边界条件,以及时间稀缺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触摸限制”策略会适得其反——触摸限制—多样化寻求效应

有研究表明,商家鼓励消费者触摸产品能够促进消费者对所触摸产品的积极态度和购买行为。然而,在许多线下零售环境中,消费者对产品的触觉输入经常受到零售商、销售人员和其他一线员工的限制。这种“触摸限制”策略究竟是否会导致负面结果?目前未有学者探讨。本文通过一项田野实验和3项实验室实验发现,商家运用的“触摸限制”策略会适得其反。先前限制消费者触摸产品(vs.不限制触摸)会导致消费者在随后选择其他产品和品牌时进行多样化寻求和选项转换(实验1—实验4)。这一效应由消费者感知到的个人自由受威胁所驱动(实验3),并且在消费者提升个人自由的需求较高时更明显(实验4)。本文对产品触觉、多样化寻求和补偿性消费这三个研究领域有理论推进,并对零售商如何运用“触摸限制”策略有明确启示。

数码时代下的产品触觉研究:新主题和新方向

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产品触觉研究在21世纪初涌现。随着过去20年商业实践中触觉技术的更新和各类触觉媒介的出现,消费者面临的触摸决策已不是简单触摸还是不触摸产品,而是触摸哪一媒介(如平板vs.鼠标),怎样触摸(如优势手vs.非优势手,点击vs.滑动),在哪触摸(如纸上vs.屏幕上)等。可以说,数码时代下产品触觉领域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先简要剖析产品触觉领域传统研究分支及其局限性,之后阐释基于这些局限性该领域涌现出的五大新研究主题及背后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数码时代下产品触觉领域的研究框架和未来研究方向。

震后6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

震后6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40.9%和24.6%,二者共病为18.5%;女生、15-17岁的学生是焦虑和抑郁的易感人群;地震中有亲人伤亡(Bata=0.079～0.083,t=3.58～3.84)、震后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Bata=0.439～0.507,t=21.26～26.40)以及消极应对(Bata=0.149～0.220,t=8.12～11.71)是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共有危险因子,主观支持(Bata=-0.119～-0.188,t=-5.60～-8.91)、对支持的利用度(Bata=-0.118～-0.201,t=-5.93～-10.21)以及积极应对(Bata=-0.138～-0.283,t=-6.66～-14.06)是二者的保护因子,而客观支持(Bata=-0.137,t=-6.87)对抑郁具有保护作用。减少青少年震后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引导运用积极的应对方式,鼓励寻求并利用社会支持资源对个体的心理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负面宣传背景下消费者信任重构策略的有效性:道歉,否认还是沉默?

如何采取有效的策略来重构消费者因为负面宣传被破坏的信任,是企业营销管理的重要内容。本研究通过实验模拟探讨了信任重构策略的有效性,发现：对与产品质量有关的负面宣传,相对于与道德行为有关的负面宣传,重构消费者信任的难度更大,但道歉的重构效果最好；对与道德行为有关的负面宣传,否认的重构效果最好；无论哪种类型的负面宣传,沉默都不是理想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