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立法的正当性质疑

授权立法职能极度膨胀,立法范围过于广泛,立法权深度过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法律问题。授权立法的正当性缺陷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性不足;二是导致立法权与执法权由同一机关行使;三是导致权力的被授予者再度将权力授出。立法权的泛化倾向和立法权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人民失去对法律的控制的后果,法律自身会因为过分顾及集团利益而偏离人民性,法律体系也会因利益主体和立法主体的多元化而影响其统一性。

论行政行为补正制度

行政行为补正是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对程序存在轻微瑕疵的行政行为进行的补救,通过补正使原来违法的行政行为成为合法行政行为并维持其法律效力。行政行为补正的理论依据有行政程序双重价值理论、信赖保护原则、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三个方面。目前我国行政行为补正制度并不完善,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构建我国统一的行政行为补正制度。

论依法行政之“法”的跨部门性

依法行政之"法"不限于行政法,也包括其他部门法,这主要受制于各部门法在原则、理念等"求同"领域的相同性和相通性,以及行政事务的广泛性、法源共享、行政案件的复杂性等因素。其他部门法作为行政依据必须符合行政法无特别规定、蕴含一般法理、不为行政事务的本质或行政法理所排斥等基本条件。其在依法行政中的功能主要包括依据、依照、适用、参照、法理上的参考等。行政法应加紧构建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共享、共用、共建、互补、存异等关系形式。

授权立法正当性缺陷的矫正机制

授权立法的正当性缺陷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性不足;二是导致立法权与执法权由同一机关行使;三是导致权力的被授予者再度将权力授出。对这些正当性缺陷的矫正措施包括:严格授权条件、严格授权明确性原则、加强授权立法程序的民主性、严格授权立法的功能限制、建立对于授权法和授权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

行政法的嬗变:由公法到公私法合一

公法私法的融合趋势、弱权力和非权力行政领域的出现、行政权力权利化和职责化、平等型行政法律关系的生成和拓展等因素,导致作为传统公法的行政法正逐步嬗变为集公法私法于一体的法律部门。私法介入行政法必须遵循法定、私法优先等基本原则。行政法的私法化不是全方位的,它受权力弱化、平等理念的深化、权力职责化、行政公共性和服务性理念的拓展等因素的掣肘。

行政受益权研究

行政法上的受益权是指行政相对人依法通过行政主体的作为和不作为而获得各种权利和利益的权利。它是积极国家、给付行政模式下行政相对人的最重要的权利。受益权与传统生存权之间是交叉关系。受益权的外延极其宽泛,而这主要取决于受益权是一种融合的权利。以受益权作为行政给付的现代权利基础,有利于扩大受益对象和授受范围,拓宽国家与政府义务范围,拓展积极国家理念,并有利于给付行政模式的建构。

行政行为公定力质疑

行政行为公定力与现代行政法理念相悖,对我国无效行政行为防卫权制度的设立构成了障碍,影响了法治状态下权利与权力新型关系的构建。具体表现在:行政行为公定力缺乏实定法支持,有悖于公平正义理念,其理论依据缺乏合理性,其理论构建缺乏逻辑上的周延性。因此,行政行为公定力应退出行政行为效力领域,并确立以权利直接制约权力的独立价值取向。

立法授权原则探析

立法授权应遵循必要性原则和明确性原则。必要性原则要求立法机关在立法授权时必须充分考虑授权立法的存在条件是否具备 ,采取授权立法是否符合社会需要 ,能否降低所规范社会事务的重要程度 ,能否影响有关法律制度的协调一致性。明确性原则要求立法授权时 ,必须明确指明授权目的、理由、内容、范围、时限、审批备案制度等 ,应遵循一事一授的原则 ,避免成批授权或者一揽子授权 。

行政权力权利化研究

以往有关权力权利关系理论范畴的研究重点是何者为本源以及二者之间的目的与手段关系。随着给付行政模式的展开和授益行政行为的增多,非强制行政领域开始出现和得到拓展,权力的强制性逐步为法律的强制性所取代,传统行政权力中的暴力、武力、强力等因素或成份开始萎缩,行政权力权利化倾向日渐明显。实证动态敦促学界必须加紧研究权力权利关系中尚未研究的领域,如权力权利的同源性、互为形式与目的、互相转化、权力权利化的负面效果及其排解等。

行政事实行为的功能及法制化探析

行政行为过程由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组成,事实行为在行政行为的成立、生效和实施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从完善行政行为理论体系和保障权利的角度出发,应将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行为的范畴并加强事实行为的法制化进程。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几个问题探析

文章认为我国目前有关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设计和法律规定正在走入一个误区 ,其制度的目的背离了行政诉讼制度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合法权益的初衷 ,表现为对证据合法性标准的不合理突破、被告行政机关举证认定规则的放宽和举证责任的不合理分配 ,这极有可能影响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

认真对待行政程序“瑕疵”——基于当下行政判决的实证考察

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将本属于"轻微违法"甚至"违法"、"无效"的程序违法反行为定性为程序"瑕疵"的现象,这在个案中会使很多"抓住"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从而信心满满等待胜诉的原告,意外败在"瑕疵"二字,在宏观上会使"轻程序"理念再次抬头、程序正义丧失殆尽。此类误判大多发生于说明理由、告知、表明身份、送达、合议等程序制度,原因在于"程序工具主义"的负面影响。为此,应弘扬程序独立价值,厘清程序违法、瑕疵、错误之间的界限,不应将不影响权利、不影响实体处理结果等普适于所有程序"瑕疵"认定,而应考虑程序违反情形是否妨碍不同程序制度价值的实现,分别设置不同的瑕疵认定标准。

行政给付的性质界说

传统行政法理论将行政给付的性质界定为两点:授益行政行为和经济行政行为。这种界定不仅使行政给付的外延变得极其狭窄,而且克减了给付受益人的权利和行政主体的给付义务。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行政给付的权利基础已由生存权转变为受益权,而受益权的满足已不仅限于经济内容,行政给付也就具有了综合的法律属性:它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行政活动,是国家、政府义务与公民权利的集合体。

质疑“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以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1条为分析对象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1条关于"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的规定,混淆了行政行为成立要件与合法要件、不成立与无效之间的区别,会导致相对人丧失诉权、信赖利益难以实现、行政成本"零回报"等负面效果,且在司法实践中已经造成许多案件对不成立、违法、无效等法律定性,以及驳回起诉、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等裁判方式选择上判断错误、标准不一。建议将"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修改为"行政处罚决定无效",而且鉴于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条已经对行政处罚无效作了规定,应将该法第41条并入该法第3条,作为无效一般标准之"重大且明显违法"项下的具体情形。同时,对我国相关行政诉讼制度设计也应作相应调整。

论积极行政法的构建——兼及以法律促进行政

法律对于行政的"严管"和"高压"策略,一定程度上窒息了行政的活力和创造性。积极政府、服务行政理念呼唤"积极行政法",要求将"促进与激励政府"纳入行政法的核心理念。为使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制度不致落后于世界潮流,"法律对于行政的控制"不应该成为行政法的核心意蕴,"法律对于行政的激励"才是当下法律人应该思考的重要命题。在"积极行政法"理念之下,法律与行政关系的主旋律应当是:法律的价值取向由控制行政权转向保障权利自由和增进福利;在积极行政领域确认"无法律之行政",拓展政府的"造福功能";法律应当摒弃授益行政行为的"行为法定"理念。为践行积极行政法理念,我国当下制度设计中的"合法行政"、"合法性审查"等应作应对性调整。

论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以原告与第三人资格界分为中心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与第三人资格标准均包括"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界限难以厘清。修改后《行政诉讼法》进一步将二者统一表述为"利害关系",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界限模糊性。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身份互易"与"身份排斥"两种关系模式。尽管同为"利害关系"标准,但对原告和第三人存在不同的法律内涵与要求。应有条件地承认间接的、可能的、事实的、民事的等利害关系的可诉性。

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法律属性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属于公法权利或公权利。界定相对人公权利的标准主要有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否与公共利益或秩序相关、权利的载体是公法还是私法等。尽管同为公权利,但相对人公权利与行政主体公权利在受法律保留原则规制的程度、行使的自由度以及权利支配力的强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论职权职责化及其在授益行政领域的展开

职权职责化是权力演进的必然趋势。它强调权力中的职责本位,变以往损益行政行为中职权的支配力为现代授益行政行为中职责的驱动力,并使权力更受约束。授益行政属于积极行政范畴,服务与授益是行政机关的职责所在,因而职权职责化是授益行政的本质要求。授益行政领域职权职责化与权力权利化和谐共存,功能互补。

比例行政原则的经济分析研究

如果仅仅囿于法学领域,比例行政原则中妥当、必要、最小侵害、法益衡量等抽象概念难以摆脱主观色彩。最大限度地使判断标准客观化成为比例行政原则准确适用的重要命题。经济分析法为比例行政原则带来一种数字化的理性视角,弥补该原则运行过程中缺少客观具体衡量标准的缺陷,提供更为理性清晰的推理方式,使其运行不再是单纯逻辑和文字的理论整合。成本收益分析、帕累托效应规则的引入,将使行政手段的类型选择、量度掌控和所涉法益衡量达致理性最优化。对法学中的"比例"进行经济分析,是一种探寻更理性把握比例行政原则的方法论上的尝试。随着学科交叉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以判例制度为核心的司法实践的积累,我国急需构建符合国情的践行比例行政原则的技术理论体系。

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设定权之检讨——以当下制度设计文本为分析对象

当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的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备案、审查、登记、监督和管理的行政规章均通过"列举式"和"概括式"两种方式,将不得限制或剥夺权利、不得增设或增加义务确立为规范性文件的设定权范围,那么,这种方式能否周延地框定规范性文件的设定权范围,规范性文件是否有权设定权利义务,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同时,合法性审查的单一审查标准、"简化制定程序"以及立、改、废"程序同一"原则未得到普及等,也易导致设定权失控和权利义务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