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与居民金融资产选择——微观分析视角

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家庭层面考察老龄化对居民投资决策的影响,描述性统计表明:较之中青年居民,老龄居民的投资渠道逐步趋于单一化,其资产选择更倾向于安全资产,银行存款是其主要投资渠道。实证研究发现:更高程度的老龄人口比显著减弱了家庭对风险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基金市场)的参与倾向;随着年龄的递增,老龄居民对股票、基金以及风险资产的参与概率逐步降低,其显著性逐步增强;进一步研究表明,以老龄人口比和老龄居民年龄阶段虚拟变量反映的家庭老龄化水平,对居民风险资产投资深度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老龄居民不仅更少可能涉足风险资本市场,而且即便进入市场其参与程度也更低。

集体主义氛围与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相异性研究

笔者基于家庭层面的集体主义视角,运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居民的集体主义氛围对其资产配置和投资组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集体主义氛围促进了居民参与股票、基金、外汇等风险资本市场,而对金融资产配置中现金、银行存款等无风险资产参与份额负向影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集体主义氛围对居民金融资产持有额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对不同家庭呈现出了较明显的异质性,集体主义程度对富裕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影响更大。

社会网络与农户民间放贷行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从社会网络视角系统研究了我国农户民间放贷行为。实证结果发现,在中国农村,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民间放贷的行为有重要影响,农户的社会网络关系越广,其参与民间放贷的可能性越高,放贷金额越大,参与程度也越高;家庭财富较多、学历较高以及男性家长的农户参与民间放贷的积极性较高。因此,要鼓励农户扩大社会网络,提高农户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推动农户间的民间借贷以缓解目前农村金融抑制的局面,这是政府在农村金融制度改革设计中所不可忽视的。

信任视角下的家庭融资渠道偏好研究

本文基于信任视角实证分析了居民对熟人圈的特殊信任和对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对家庭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考虑了内生性影响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表明:普遍信任、特殊信任分别显著提升了家庭首选正规和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可能性;从实际融资额度来看,特殊信任促进了家庭整体的融资行为,但其对非正规渠道融资额度的影响更大,而普遍信任显著提高了家庭正规渠道融资额度,同时显著降低了家庭非正规渠道融资额度;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居民家庭的融资渠道选择行为中普遍信任的作用得到了强化,但市场化并未改变特殊信任对家庭是否首选正规或非正规融资渠道以及不同渠道下融资额度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家庭收入以及家庭人口特征如家庭成员数、党员身份、户籍、婚姻、年龄、性别等对家庭融资渠道偏好均有显著影响。

关系、家庭创业与创业回报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本文在统一的框架下研究了关系对家庭创业选择、创业金额及其创业回报的影响。实证发现:关系的积累会促进家庭更多地参与自主创业,并且可以显著提高创业参与的程度。分维度来看,亲缘关系、社交关系对家庭是否从事自主创业、创业金额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创业行为中依托邻里关系的作用机制并不成立。研究还发现,关系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边际影响更大,拥有更多关系的家庭,在创业过程中所获回报率也明显更高。

普惠金融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利用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两个维度构建家庭金融脆弱性指标,探讨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同时降低了家庭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的发生概率,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显著抑制效应。分维度看,普惠金融使用度和满意度的提升都有助于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便利度的影响则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减贫增收和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两种途径抑制家庭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微观金融风险监管与防范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生命周期、人口结构与居民投资组合——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

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年龄及年龄结构角度考察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家长年龄对家庭投资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可能性以及投资深度的影响为倒U形,对银行储蓄投资的影响大致是正向显著的,而低风险的债券类产品投资决策未表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其次,随着家庭老年人口比的递增,风险资产投资的规避程度及其显著性逐步增强,对银行储蓄的影响显著为正。最后,拥有更多金融财富和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家庭,更有可能参与更多的投资项目,房产对基金、股票投资的影响以"助推"效应为主,而收入的影响呈先增后减的"钟型"分布。

人力资本不平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笔者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力资本不平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对我国1996年~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不平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受平均人力资本影响,平均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也受人力资本不平等影响。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一般情况下人力资本不平等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的影响,只有在平均人力资本很低的时候,人力资本不平等才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的影响,而这主要是因为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

跨国企业HR部门人才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走出去了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想要在世界经济一体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分一杯羹。然而因为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时间不长,企业的管理者们在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却忽略了对跨国企业人才管理的重视,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跨国企业与国内企业的最大不同在于对一个跨国企业而言,想要在一个文化与管理理念都与之迥异的东道国上平稳有效的发展,需要有自己独有的企业文化、成熟的招聘条件以及完善的人才管理机制。人力资源管理在跨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能够协调企业经营战略,优化人才的资源配置,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才潜在价值。

信任偏差、市场化与居民借贷渠道选择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不同类型信任对居民家庭借贷渠道选择、正规与非正规借贷额度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市场化进程中的长期趋势。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对家庭是否首选正规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非正规渠道选择中,起作用的主要是特殊信任;特殊信任同时促进了家庭正规和非正规借贷,但对非正规借贷额度的边际影响要更高;普遍信任对正规借贷影响显著为正,对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显著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并未改变特殊信任对家庭借贷渠道选择、正规与非正规借贷额度的影响,而普遍信任的作用在市场化进程中得到了强化。

人格特征与农户创业选择

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沿用"大五"人格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了人格特征对农户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顺同性特质抑制了农户的创业动机,而外倾性和开放性特质则显著促进了农户的创业参与;分宽、窄口径来看,顺同性对宽口径下农户创业参与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外倾性和开放性的影响则更大程度体现在窄口径创业领域。研究还发现,家庭更大规模、户主更高程度理解能力均有助于农户从事自主创业;较之西部地区,中部、东部地区农户创业参与更为积极。

社会网络与家庭创业决策——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统一框架下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提升了家庭从事自主创业的可能性,其对农村家庭创业参与的边际影响要高于城市家庭。进一步地,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改善家庭信贷约束促进家庭参与创业。研究还发现,社会网络在市场化越不发达的地区对家庭创业的边际影响更大,市场化所构建的理性法制体系在家庭创业决策中与非正规的关系体系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家庭负债、负债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

文章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影响当前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行为的因素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收入和房产市值高的家庭更倾向于持有负债;资产流动性越好的家庭,参与借贷可能性越低,其负债程度也相对更低;人口学变量家庭规模、健康、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政治身份等对家庭负债决策和负债程度均有显著影响。分城乡来看,宗教信仰、政治身份和社会网络对家庭负债行为的直接影响仅体现在农村家庭中,城市家庭中房产对家庭是否持有负债的强化作用更大,但是对其负债程度的影响却显著更低,家庭规模、健康和丧偶对家庭负债行为的边际影响在农村更大。

集体主义视角下的家庭债务杠杆研究

基于CFPS(2018)的微观家庭数据,从文化最根本的属性——价值观、信念和自我三个维度构造集体主义综合指标,实证分析集体主义观念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显著推高了家庭杠杆率,即居民集体主义观念越强,家庭债务杠杆越高;相对于无配偶(未婚、离婚、丧偶)家庭,集体主义对于有配偶家庭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估计证实结论是可靠和稳健的。机制分析表明,集体主义主要通过提升风险偏好和缓解流动性约束放大家庭债务杠杆,而通过促进更为节俭的生活态度收紧家庭债务杠杆,就整体效果而言,集体主义对家庭杠杆率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研究还发现,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传统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人们经济事务(借款行为)中的作用随着数字科技的普及和数字金融的发展而趋于弱化。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居民家庭的杠杆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本文从债务压力、偿债能力和宏观经济三个方面构造家庭层面债务风险指数,实证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显著抑制了家庭债务风险,且这一基本结论在更换老龄人口划分标准和采用“每千人卫生人员数”IV估计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家庭财富积累和减少负债两种渠道对家庭债务风险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群体性特征,其对城市、低学历、高收入和中年群体影响更为深远。

互联网普及如何影响中国家庭债务杠杆率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推动了数字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等一系列金融创新的发展,基于此,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数据,细致探讨了互联网这一最基础的技术普及与家庭债务杠杆率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互联网的使用将显著推高家庭的债务杠杆率。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处理效应模型与PSM匹配纠正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2)除通过促进电子支付、增加金融可及性外,互联网的使用还将通过提高信息搜寻与增强社会互动这两种渠道而带来家庭债务杠杆率的累积。(3)互联网的使用与家庭债务杠杆率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意味着只有当对互联网的使用达到一定程度后,其才会带来家庭债务风险。(4)对于受需求型信贷约束、低收入与中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对这类群体债务杠杆率的影响程度更大。进一步地,除网络平台借款将推高家庭债务杠杆外,文章还考察了互联网的使用对民间借贷的影响,并发现其对家庭非正规借贷杠杆率的影响更为突出。而对于金融知识欠缺的家庭,其债务杠杆率更高。这说明,在鼓励使用互联网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过度使用互联网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而其中一种有效的途径便是普及金融知识教育,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

移动支付是否放大了家庭债务风险?——基于家庭财务杠杆视角的微观证据

借助详实的微观调查数据(CHFS2017),本文使用财务杠杆作为家庭债务风险的测量指标,实证分析了移动支付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移动支付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进一步的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是可靠和稳健的。(2)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促进家庭消费是移动支付导致家庭财务杠杆放大和债务风险加剧的两大重要渠道。(3)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其对于农村家庭、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以及中高学历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债务风险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在推进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中构建安全数字化支付体系和完善风险监管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

社会资本与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系统研究了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居民投资组合有效性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效应在区域间和城乡间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基于亲友关系的社会资本,显著提高了家庭资产配置的效率,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也进一步证实,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家庭,投资组合更为有效。分城乡和区域来看,较之农村家庭,城镇家庭投资更为有效,但资产配置效率在中西部家庭与东部家庭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的边际影响更大。

家庭社会网络与股市参与

本文基于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居民的股票投资参与决策。首先,通过拓展个体股票投资最优化模型,从理论上阐述家庭社会网络对居民股市参与的影响机制;然后,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并借助"是否为本地大姓"作为工具变量,检验了家庭社会网络对居民股市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可能影响居民股票投资决策的其他因素前提下,基于亲友关系的家庭社会网络提高了居民股市参与的可能性,而且一旦进入股票市场,其持有的股票资产在其金融财富中的比重会更高。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社会网络这种非正式制度推动居民股市参与具有的积极作用,并对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体制改革做了一些初步的有意义的探索。

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细致考察了生命周期、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构成的影响及区域间影响差异。研究发现,老龄家庭对房产、银行储蓄的持有比重更大,而对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持有比重更小;家庭老龄人口比重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银行储蓄和房产的投资,同时,会抑制家庭对股市、基金等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人口学变量如家长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等和家庭财富、收入对家庭财富构成也都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年龄结构在中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家庭股票、基金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而对家庭房产投资的边际影响要低于东部地区,同时,年龄及年龄结构可以通过降低家庭风险偏好和提高预防性储蓄进而影响家庭金融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