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双碳”战略与减污降碳协同实施进展评估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应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本文系统梳理评估了我国“双碳”战略下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施进展及成效,并就实践中面临的协同不充分和低效率等突出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完善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研究进展——中国《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第三部分》解读

2022年10月,中国发布了《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其中减缓气候变化部分首先阐述了国际气候治理新机制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现阶段碳减排成效以及经济转型对碳减排的影响,然后对能源部门碳减排、能源需求部门(工业、建筑、交通)碳减排、碳汇和非二氧化碳减排、CCUS和地球工程进行了评估,最后分析了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路径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愿景。这些评估分析结论为中国更好地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基于IAMC模型的中国碳排放峰值目标实现路径研究

中国当前面临突出的社会、环境等多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思路和视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是以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改革来推动需要得到合适的研究和试验。中国近期宣布了计划在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本文将就此展开重点探讨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发展路径和排放控制目标,特别是围绕中国的排放峰值能否尽早出现和以何种水平出现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轨迹和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两方面来分析中国实现排放总量控制和峰值的可行区间和战略定位,基于IAMC模型对中国实现排放总量控制和峰值的四种路径和情景进行深入分析,并对相关条件进行审慎的检验,以提出现阶段合理的目标建议。情景结果表明,"十五五"期间是实现碳排放峰值在120亿吨和8.5吨/人左右水平的较好机会窗口,在该条件下2030年经济总量相对于常规路径累计偏移约3%,每年平均增速下降约0.2%,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依存度有可能分别超过70%和45%,非化石能源和电力的比重分别要突破20%和45%。同时,终端消费的电气化程度大幅提升,电能比接近50%,劳动和资本生产率要实现翻番,二氧化碳强度相比于2005年降低至65%以上,未来15年累计减排超过200亿吨。

气候公平的认知、政治和综合评估——如何全面看待“共区”原则在德班平台的适用问题

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年谈判的推进,有关气候公平的原则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和框架层面,而是更多地被要求进入实质和操作层面,有更明确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意义,以及兼具有多极性、包容性和互利性,使得各方能够依据气候公平原则朝着务实合作的方向共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该文试图从气候公平的价值基础和概念框架、气候公平的观点争论和谈判选择、气候公平的评价要素和实施方法等方面来全面阐释气候公平体系,并结合未来德班平台谈判的预期和步骤,全面看待"共区"原则在德班平台的适用问题,提出了权利公平、能力公平、效用公平和程序公平四项基本判据。同时,在气候公平视角下对当前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方法进行了重塑,构建了基于碳要素的公平系数,并通过基于模型的综合评估案例,对气候公平和效率问题进行了情景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不改善当前的气候公平状况,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不公平分配将可能达到1万亿t CO2当量,不公平分配的排放量将占到全球总排放量的1/3左右;如果综合权衡气候公平和效率,该方案每年将额外增加的成本约为全球生产总值的0.1%-0.5%。该文进一步根据上述基本判据和要素提出全球2050年不公平排放量减少50%、各国人均排放梯度趋同和阶段式峰值等长期目标,为后续德班平台谈判最终建立"改善气候公平"和"提高减排力度"并重和相称的气候制度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国际审评机制研究

即将于2013年至2015年启动首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审评工作将重点评估全球长期目标的充分性以及实现长期目标的总体进展,意味着可能在当前"控制温升不超过2度"目标基础上提出新的更严格的全球长期减排目标的可能性,涉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时间框架、2050年减排目标等核心关切,并关注长期目标是否能实现、存在多大差距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毫无疑问将对后续"德班平台"谈判进程中提高2020年前的减排力度和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因此在对长期目标国际审评机制谈判进展、当前国际审评机制研究评述的基础上,提出反映发展中国家诉求的未来国际审评机制模式设计的建议,包括审评前期信息收集和汇编、审评专家对话和评估研究、审评综合报告撰写和汇报等方面。

基于ALTRANS模型的我国生物燃料发展潜力研究

生物燃料作为可再生燃料,其开发和利用将对解决我国能源和环境问题产生积极的作用,但其发展面临着资源和技术两方面的挑战,需将其纳入交通能源和整体能源体系中进行综合性研究和评价,这对科学确立生物燃料发展战略和技术路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构建了基于MAED和MESSAGE模型的Tsinghua-ALTRANS模型,通过对生物燃料的3类潜力、3层结构情景进行定量分析,识别出发展生物燃料的贡献和所面临的挑战。

碳强度和总量双控目标下的区域指标分解方案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2030年碳排放峰值目标的提出和全国碳市场的加快推进要求国家在下一阶段就提前部署实施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管理制度,这给区域指标分解提出了新要求。本文从国内外能源环境指标分解的方案评述入手,基于发展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及资源环境等责任、能力、条件指标构建了双控指标的分解方法,通过对低碳试点城市案例分析得知,不同于"十二五"时期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目标力度相当的安排,"十三五"碳排放控制目标将显著高于同时期可能的能源强度目标和上一时期的碳强度目标,能源结构调整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亚洲低碳共同体与绿色丝绸之路

不同于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黄色调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蓝色调,21世纪的丝绸之路多了一抹绿色。在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指出＂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中国的绿色金融站到了起飞的“风口”？

4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表示：“在中国，建立一个绿色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战略，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展。”

国外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政策

面对日益加剧的能源安全、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问题,世界各国纷纷把目光投向生物质能。目前,生物质能是美国、欧盟利用量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描述了国外生物质能的市场现状和需求,分析了国外生物质能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详细介绍了美国、欧盟、巴西等地主要的生物质能政策。最后,本文总结出国外经验对我国生物质能政策的四点借鉴意义,提出了生物质能政策的指导方向。

中国实施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的资金需求研究

充足、稳定的资金投入是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实现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本研究以自主开发的自下而上系统优化模型PECE为基础,耦合适应模块,扩展和构建了自下而上的气候资金需求综合评估方法学框架,从低碳能源、节能、森林碳汇、基础设施、农业、水资源、海岸带和相关海域、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人体健康等领域出发,系统评估了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减缓和适应资金需求,并结合对现有气候资金投入的评估,识别了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潜在资金缺口,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2016—2030年,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总资金需求规模将达56万亿元左右,年均约3. 7万亿元,相当于201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 3%。其中,平均每年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分别约占57%和43%,分别达2. 1和1. 6万亿元。且随着减缓气候变化力度的提高和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的增加,年均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需求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将从目前"十三五"的年均约2. 9万亿元,上升到"十四五"的约3. 8万亿元和"十五五"的约4. 5万亿元。与现有资金投入规模比,中国每年将面临约1. 4万亿元的资金缺口,提高气候资金投入和撬动气候投融资的需求非常迫切,既要不断扩大气候投融资规模,也要进一步调整气候投融资结构,加大对非水可再生能源、建筑和交通部门节能、智能电网和储能、可持续基础设施、防灾减灾等领域的投入,强化气候投融资工作和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特朗普“去气候化”政策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最受舆论关注的问题,对事态发展趋势的判断和事件影响的评估是最为亟需的。本文系统分析了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推行的一系列"去气候化"政策,以及其退出《巴黎协定》的主要动因和可能形式,同时量化评估了这些内政外交的"倒退"对美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以及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实质影响,并据此提出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变化的对策和建议。研究表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能源政策根植于复兴制造业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利益动机,随着特朗普"去气候化"进程持续发酵,诸多气候政策面临存续风险,美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将面临严峻挑战,"倒行政策"将有可能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出现反弹。如果不考虑中、高危气候政策,美国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也仅能相对2005年下降11.0%—14.9%,距离下降26%—28%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去甚远。同时,特朗普政府拒绝继续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的义务,将有可能导致绿色气候基金拖欠资金总额上升117%,并进一步挫伤全球低碳投资的信心。没有美国的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将呈现出新的复杂特征,并不可避免地造成减排、资金和领导力缺口的持续扩大,也不排除后续会出现消极的跟随者,整体进程将可能进入一个低潮周期。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充满期待,但中国仍应审慎对待,长远谋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内政外交战略,而不应将"气候举旗"看作是一蹴而就的短期策略,对各种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说法保持清醒头脑。在今后气候谈判中,美国仍有较大可能会二次"要价",中国作为排放大国的压力依然不容小觑,中美气候关系需要再定位。

中国重点部门和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及政策研究

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从"十二五"时期的碳强度目标为主正在逐渐过渡到"十三五"碳强度、总量并举的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碳排放正在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十三五"规划中已经提及推动优先开发区、重点领域和行业的碳排放率先达峰,《巴黎协定》的生效和国家自主贡献的实施也要求2020年后建立碳排放峰值和总量管理制度。本文基于自下而上的部门和行业综合评估模型(SIAM),对中国"十二五"时期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和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管理绩效进行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对重点部门和行业实施总量控制的目标及政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三大重点部门的碳排放总和在2014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峰值,但从对"十三五"期间的预测看,这一峰值是阶段性、不稳定的。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体趋于稳定,直接排放已开始下降;建筑部门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仍将持续增长,但伴随着终端电气化程度的提高,直接排放也呈现平缓趋势;交通部门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仍将持续且快速增长。四大重点行业的碳排放总和也在2014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峰值,且从对"十三五"期间的预测看,排放总量趋于稳定甚至下降。电力行业的发电量和碳排放增长的势头有所恢复,但总体与"十二五"期间的高点持平;随着需求下行和去产能的任务要求,钢铁和建材行业的能耗和碳排放出现缓慢下降,化工行业的能耗和碳排放有望出现峰值并缓慢下降。

《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评估与全球气候治理展望

《巴黎协定》在确立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框架性制度安排的同时也给出了一系列留待解决的后续任务,包括制定《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细化相应规则、制度和指南等。经过3年的谈判,2018年年底在卡托维兹举行的第24次缔约方会议对《巴黎协定》涉及的除市场机制外的众多议题做出了一揽子安排,建立了一系列指导和帮助各方在2020年后落实和履行《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为全面有效实施《巴黎协定》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导。本研究致力对《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内容和特点、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和要求、后续谈判走向以及中国的对策等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和分析。评估发现,实施细则继续保持了《巴黎协定》的"精妙平衡",严格恪守并充分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巴黎协定》模式,在为发展中国家保留一定灵活性的基础上统一了报告和审评的"度量衡",并进一步明确了以五年为周期提高行动和支持力度的序贯决策机制。细则可能给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和国内履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需要从观念认识、责任担当、业务协调上做好新的布局,根据国内外新趋势、新特点构建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新体系。

基于BRIAM模型的“一带一路”国家低碳能源发展情景研究

针对“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的长期问题决策支撑和研究需要,作者基于自主开发的“一带一路”综合评估模型(BRIAM)和最新可得数据,对“一带一路”国家自主贡献的实施及在《巴黎协定》温升2℃目标下低碳能源发展进行了情景分析和展望。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实施国家自主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到2030年预期每年可减排32亿t左右的CO 2,但要最终实现全球2℃温升目标,如果没有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或额外的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将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一带一路”国家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需要从2015年的约12.2%提升至2030年的21%以上、2050年的46%以上,同时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CS)在化石能源中的使用比例将达到41%左右。到21世纪末,“一带一路”能源供给部门的总投资变化并不大,但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低碳能源及其配套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绿色投资占比大大提高,累计投资将超过100万亿美元。化石能源领域的累计投资从BAU情景下的约71万亿美元分别急剧下降至NDC情景下的60万亿美元和2℃情景下的28万亿美元左右。此外,碳价格的变化还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力、运输等要素价格产生影响。在逆全球化的挑战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低碳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是充分展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并将引领各方在绿色技术、绿色贸易、绿色产能和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发展与合作,共享低碳发展的绿色效益。

纤维素乙醇技术创新风险对我国燃料乙醇产业的影响

本文对第二代燃料乙醇中的关键技术——纤维素乙醇技术,在国际上的创新进展和面临的创新风险进行了归纳与分析,探讨了技术创新风险对我国燃料乙醇产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就此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和建议。

我国降碳减污要建立“大协同”的新格局

党的二十大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写入了大会报告,相比于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偏重对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工作的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更加注重下一阶段我国国内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和方向性的战略指引。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时期,在系统总结十年来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双碳”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统筹”、“四个协同”等重要思想,以降碳为引领统筹推动减污、扩绿、增长的“大协同”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复杂新形势下全球碳中和与新能源革命刍议

碳中和是新一轮能源革命的重要推动力。尽管全球能源转型取得积极成效,但是距离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地缘冲突和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能源普遍出现供给短缺和价格通胀问题。能源技术创新是解决减排和发展矛盾的根本途径,碳中和进程下,新能源革命的核心是提高终端能源利用的电气化率并实现电力系统的深度脱碳。能源领域已经形成国际碳中和竞争新格局,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快部署和抢占全球零碳产业和金融增长“新赛道”。复杂形势下,中国要促进能源安全与气候安全的协同,对大趋势做出战略判断:全景式地看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理性看待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退出的问题,务实地加强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的赋能措施,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

全球碳中和进程下数智技术的应用场景与效应评估

当前,全球掀起了以碳中和为主题的新一轮产业、能源和科技革命,数智技术创新与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耦合被寄予厚望。基于自主构建的初代SPAMC模型,对“十四五”时期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增耗和减排效应进行量化评估。如果不考虑减排效应,先进通信基础设施(5G)、大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物联网(AIoT)每年平均增加1.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如果考虑减排效应,则有可能每年平均减少碳排放0.5亿吨。长期来看,数智技术和能源技术双重革命的叠加效应会进一步显现,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对行业智能化升级改造、绿色化要素协同的减排效应将充分发挥。有序有效推动数智技术在“双碳”领域的应用,应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数智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导向;引导资本流向,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激励、撬动作用;出台扶持政策,激励零碳数智技术的开发和产业转化。

后巴黎时代东亚气候政策和绿色市场展望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与"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s)奠定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自下而上"范式的基调,这为区域间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东亚地区在地理气候、能源消费和排放情况等方面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发展模式上既有共通性也有互补性,且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在低碳发展上具有区域一体化的潜质,但现有的亚洲一体化合作体制仍存在诸多局限,存在以东亚峰会等为基础继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打造东亚低碳发展合作2.0版的机遇。因此,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构建"东亚低碳共同体",并从该共同体可能的合作愿景、协商机制、绿色投融资体制和碳市场互联互通等方面勾勒出大致的形态,作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等行动倡议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