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因果推断:挑战与精进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目前存在两个主要问题:过分强调量化方法的优越性;产生了大量低水平的质性研究。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一些研究者对两类方法的方法论基础,以及两类方法对因果推断的不同效用仍缺乏足够的理解。量化研究对数据的质量和分析的方法有很高的要求,这是许多学者没有意识到的;现有量化研究在因果效应识别上存在诸多缺陷和挑战,需要加以改进,方向是清楚的。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尤其是比较案例研究和过程研究在确认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上具有突出的优势,但需要研究者依据研究目标进行科学的案例选择和研究设计。方法论和研究设计的前沿,是围绕因果推断的研究任务,探索统一因果关系理论及其可能的实现路径,例如多元主义方法论、融合两种实验法的逻辑路径,以及以嵌套分析为代表的技术路径等。

从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到区域竞争——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密码”的跨学科探索

中国四十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实践和理论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为国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的调和发展,更彰显了一般意义上后发国家的政府在创建和引导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角色。但是政府角色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效用的机制仍然充满争论,最早的一批经济学家将之归因于中国1994年以来的财政分权,认为“税制改革”之后在地方政府激励的作用下形成市场维持型联邦主义,但这里实际上假定了这种地方政府间激励是趋好的价值判断,存在事后合理化的嫌疑。此后政治晋升激励理论和区域政府竞争模型更加深化了人们对政府角色在微观机制层面上的理解,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分权式改革同时带来了收益与代价,形成“趋好的竞争”和“趋坏的竞争”共存的局面,具体表现为在只能提供长期性回报领域低水平的政府支出比重。为了更好地对中国经济现象和政治行为进行全方位且深刻的解释,本文呼吁必须跳出单一学科的视野和框架,充分借鉴其他学科领域内的概念、理论和技术工具。

基层干部互动与减贫绩效——来自“吕梁-太行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案例证据

精准扶贫政策带来了代理社会利益的本土干部和代理国家意志的派驻干部之间的深度互动。由于不同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本土村干部与外来派驻干部本身存在差异化的妥协空间函数。在政策强度一定的情况下,这两类基层干部之间的行为互动组合就会表现为差异性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协商逻辑下的“合作”、控制逻辑下的“急躁”、俘获逻辑下的“拖延”和变通逻辑下的“摆平”这四种典型的治理形态。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反映了我国在多维贫困标准下所存在的减贫绩效差异,突出表现为贫困识别和政府补助发放上的偏差。来自田野案例比较和讨论则验证了这两类基层干部在不同政策强度下互动的治理模式以及与后续减贫政策绩效动态演化之间的因果联系。

“走”出小天地 “转”出大文章 “改”出新气象——忻州日报社开展“走出故乡的忻州人”大型人物报道的实践和启示

忻州日报社以综合治理创新重大主题报道为抓手,强势打造新闻报道,不断提高舆论引导实效,大大提升了党报的影响力。

“走”出小天地 “转”出大文章 “改”出新气象——山西忻州日报社开展“走出故乡的忻州人”大型人物报道的实践和启示

经过精心策划,精心筹备,精准对接,从今年5月开始,山西忻州日报社“走出故乡的忻州人”大型人物采访报道隆重启幕。几个月时间,记者实地采访了浙江、北京、云南、重庆、天津等全国10多个城市30多个报道点40多人。精心策划、精心运作的这一黄金品牌栏目迅速红遍忻州大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创造了读者群新高的奇迹,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广泛好评。

美苏援助与南方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变动

援助的财政效应是考察援助有效性的重要途径,也是理解南方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视角。尽管南方国家在冷战期间普遍接受了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大量援助,但不同国家之间出现了财政汲取能力的变动和治理绩效的分化。为什么一些南方国家可以扭转外国援助的负面影响并提升自身的税收汲取能力,而另外一些南方国家却难以摆脱援助带来的财政困境?作者认为决策精英面临的租金分配激励是促成南方国家在短期内调整征税方式并改善财政汲取能力的关键前因。通过分析面板数据集中美苏援助在模型中的国别财政效应、边际效应和相对联盟规模对美苏援助的调节财政效应以及汇报美国经济援助中的赠款因素在大样本和典型国别样本上的模型结果与案例证据,可以发现冷战期间南方国家提升自身财政汲取能力的情况往往发生在租金分配秩序出现危机的阶段。其中,较少的美苏军事援助、美国经济援助中较低的赠款比重、苏联经济援助中较高的还款比重、受援国较小的相对联盟规模和单一外援接受策略等因素更有利于促进受援国决策精英提升其改进财政制度的动力,进而促进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出现正向变动。随着自身地缘政治博弈价值和战略价值的日益提升,南方国家需要注重培育内生的发展动力,排除国际发展环境的不利影响,逐步实现自身可持续的国家能力建设。

支持网络与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稳定器和消减器的机制

本文通过分析某市流动人口集中地区的调查数据发现,社会支持网络是有助于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资源。具体表现是,在工作和居住地有较多亲戚或朋友的外来流动人口,在身边发生群体性事件时,选择不参加的概率更高。一方面,支持性网络将个体嵌入当地社群,既使个体更深入地融入当地的秩序,又使个体对当地社会生态与秩序产生更多归属感和拥有感,从而更倾向于维护或延续该生态与秩序。这构成了支持性网络的“稳定器”机制。另一方面,有较丰富的社会支持网络的个体,日常生活中碰到困难时更容易从人际网络中获得支持与帮助,从而降低了他(她)选择激进和抗争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同时,拥有较稠密的支持网络的人,降低了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这种心理与情绪上的作用也降低了个体选择激进性行动的倾向。这是支持性社会网络对抗争性行动的“消减器”机制。本文进一步分析涵盖东亚多国(地区)人口的数据,验证了社会支持网络在降低抗争性政治参与意愿上的作用。这些研究表明,让新来居民、流动人口在本地形成支持性社会网络是城市治理、社会建设的有益方向。

社会关系网络对志愿性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效应——基于2519位城区常住居民调查数据的分析

提升城区常住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目标的现实要求和关键前提。通过回顾和总结相关解释因素和理论影响,提出了影响居民志愿性社区参与意愿的两个充分条件,即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诉求程度和居民对社区产生的心理性感知强度。为了对这一"因素+机制"的解释框架进行验证,基于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城区常住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了基准线性回归模型并考察这种影响效应的诸多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区工作者和医护人员类别显著正向影响城区常住居民的志愿性社区参与意愿,而涉及公权力的社区关系网络则无法解释居民的志愿性参与意愿,且不利于居民的社区政治性参与。居民对小区治理绩效的不满意程度会显著降低他们的志愿性社区参与意愿,接触社区公共信息和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经历会正向影响居民的志愿性社区参与意愿。

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展望--基于“全岗通”工作机制的探索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街道近五年来以“全岗通”工作机制为基层治理的抓手,结合实践中的痛点难点不断迭代升级。在迎接建党一百周年的伟大时刻,“全岗通”工作机制在不断优化和创新的基础上呈现出以全周期运作为组织框架、全引领党建为核心价值、全过程民主为治理机制的新特征,彰显了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为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曲阳经验”。

积极老龄观融入志愿服务参与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效应——基于福州市调研数据的分析

基于利用社区低龄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推进积极老龄观、积极老龄化理念和社区治理相融合的研究思路,通过总结前人研究来设计结构式问卷,并进行个案质性分析,搜集相关数据信息,由此探讨低龄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诸要素及其个体基本信息对于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和社区社会资本感知的相关性和影响力,并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各相关因素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提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低龄老年群体为主体、以高龄老年群体为客体,以"短期重数量,长期重质量"为指导战略,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探索志愿服务项目模式为契机的低龄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战略。

第115届美国国会涉华提案行为模式研究

第115届美国国会打破了中美建交以来的惯例,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已然成为美国激进对华政策的“策源地”。这一转变突出表现为涉华提案上的剧烈转向,其根源可能来自两个机制:在个人层面,议员通过反华提案谋求政治影响力;在选区层面,议员则提出反华提案回应选区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浪潮。为检验这两个机制假设,作者通过定量方法分析该届国会的提案行为模式:首先使用层次分析法测量议员的对华态度,再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量议员涉华决策影响力,最终使用决策树和回归模型检验影响态度和影响力的机制路径和关键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在议员个人属性层面,议员的个人意识形态越激进、资历越浅,其对华态度就越负面。第二,在选区属性层面,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人口比例越高和选区政党极化程度越高,其对华态度越负面。第三,议员的涉华决策影响力、意识形态激进程度与其领导力呈正相关关系。上述发现表明,较负面的涉华提案既是议员获得跨党派支持以提升自身影响力的手段,又是两党选区共同支持的议题。在2016年大选以来两党极化加剧和“保守福音派”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情况的变化可能是推动美国国会对华决策转变的根本原因。

英国后“脱欧”时代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趋势:北爱政治体制的分析视角

北爱问题深刻嵌入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英国分权化改革和地方族群冲突等多个层次的重大议题,处于多个现代社会科学领域研究面向的交汇处。自1998年开启和平进程以来,虽然北爱民主政治的体制建设和运作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整个政治和族群仍然具有脆弱性且充满变数。如今,虽然北爱议会及其行政委员会经历多年停摆后恢复运作,但随着母国英国相继步入"脱欧"和后"脱欧"时代,北爱政治体制面临着自1998年和平进程以来最大的外部冲击。这一冲击已经深刻影响到北爱地区自治政府运作及其政党建设,导致行政机构停摆、政党极化和碎片化,甚至带来地方分离主义和潜在族群冲突的升级。英国后"脱欧"时代和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两只"黑天鹅"给北爱带来了强烈的双重冲击,导致北爱在外部结构性变动和自身能动性策略两个方面引发"安全困境",并可能造成更大的政治发展难题。不仅如此,北爱问题的出现和升级还将反过来深刻影响英国民主危机、英欧经贸谈判、全球分离主义倾向以及新冠疫情防控等多个重大命题。

赵家洼:如今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赵家洼村地处晋西北吕梁山脉,是晋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山庄窝铺。村子就在两座山中间的一条深沟里,村背后的山叫钻天峁,村对面的山叫蒿咀梁。全村只有一口浅层渗水井,顾喝就顾不了浇地;没有动力电,没通公交车"。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是多年前这里的典型写照。2015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赵家洼的村民开始迎来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春天……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岢岚县赵家洼、宋家沟村视察,进农户,问冷暖,话农桑,深情地对乡亲们说。

以抓带管 以管促建 以建优效

近年来,山西省忻州市直近机关工委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创新思路和方式方法,有力促进了全市机关党建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效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