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物质性:机器的道德经济

构成数字通信环境的机器,其基础设施和组件建立在一系列资源的基础上,这些资源通过生产、维护和处置的链条转化为人工制品/人造物(artefact)。然而,这些日常使用的背景条件仍是大部分主流传播研究的盲点。本文探讨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研究盲点,并认为数字技术在高级资本主义组织机构中越来越显著的中心性,加上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迅速扩张,将媒介的物质性推向分析的中心,并提出了关于其环境及社会成本的重要伦理问题,并呼唤新的机器道德经济学的发展。

文化研究和文化经济

文化研究必须找到一种将经济问题纳入文化分析的方式及其路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错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根植于对基本生产资源的操控。但正如布尔迪厄认为,生产资源超出了物质财富的占有,以至涵盖了围绕着阶级体系特定场所的各种社会文化资本形式。要探究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于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斯图亚特.霍尔对马克思表述的有益修正,"最终决定"论从最为抽象的文化表述形式追溯到经济资源的组织。如果把经济原动力调整为"最先决定"(first stance)而非"最终决定"(last stance),我们就能解决霍尔讨论的问题。由此,不仅在思想方法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语境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连接性、气候与冠状病毒:数字媒体与可持续未来

作为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两次全球性危机,气候变化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昭示了人类当前所处的危险情境,深切地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而这两种危机都与我们当前传播系统的组织方式紧密相关。一方面,从传媒产业的物质基础维度来看,数字化巨头企业加速数字设备的迭代速度,增加数字网络信息传输的数量和多样性,造成了能源消耗量和碳排量的巨幅上涨;另一方面,通过植入式说服和网红等新型在线广告形式,数字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打造了一个充斥着各种产品营销广告的媒介景观。数字设备在培养大众的过度消费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数字媒体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传播学研究者逐渐被置于争议的风口浪尖,社会也赋予他们"为可持续发展作贡献"这一特殊的责任。我们需要在引导公共辩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人们日常使用的数字技术所造成的社会和生态成本进行权威的分析,重塑媒体的公共服务理念,建立一种具有社会平等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特质的替代方式,来取代之前完全商业化的传播方式。

批判政治经济学与传播资本主义:传统、挑战和抗争

本文采用了“传播资本主义”的概念,细致地勾勒出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思想资源,及其对当代文化与传播现象的阐释力。讨论内容涉及宏观层面的福利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转型、市场原教旨主义、道德经济;中微观层面的数字圈地、媒介集中化(而非媒介融合)、弹性雇佣制度、消费主义以及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等。文章呼唤将个体活力、集体组织和公共产品的道德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保证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为建立在社会公正和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参与提供核心资源。本文认为,作为一个挑战资本主义迷思和剥削的分析框架和道德体系,批判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术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重要和亟需。

对抗的联结:大流行病与平台资本主义

自从世界被数字媒体高度组织化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是人们遭遇的首例全球大流行病。数字媒体在各层级的行为主体克服困境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主体包括居家隔离状态的个人、寻找疫苗方案的科学家,以及试图利用追踪系统控制病毒传播的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上述联结围绕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如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化数字平台的控制,易感群体的脆弱性和数字资源的可得性,以阶级、社会性别、年龄和种族划分的跨领域社会不平等,以及数字技术对个人和家庭的休闲、学习、工作的影响等问题产生的无处不在的对抗,而最根本的对抗指向的是数字媒体在大流行病与环境危机的关联中所扮演的角色。

致命地带:大流行病、地缘政治和环境危机

西方对大流行病反应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90年和1914年的大流行,通过改善交通运输网络导致了大流行病的全球传播,也吸引了以投机、耸人听闻和不信任为特征的新兴大众媒体的广泛报道。本文追踪了这些大流行病的连续性,并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极权民粹主义话语中探索了它们的再次泛滥。尽管控制虚假信息仍然至关重要,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由对自然世界的掠夺推动的,这种关系是由经济进步话语的媒体文化而合法化的。预防未来的传染病需要全面的公共干预来遏制过度的商业化,以共同的公民身份重新定位公共文化,并确保对自然的长期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