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以“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

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对此,国家视角的制度分析往往忽略了社会矛盾产生的复杂逻辑;底层视角的经验研究虽然揭示出了这种复杂逻辑,但没有将其与国家制度创新进行有效衔接。作为上承国家意志、下接民众诉求的关键结点,基层治权视角对深入理解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当前的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对基层治权赖以运转的价值、组织和社会基础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推高基层治理成本的同时,也束缚了其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为此,重回中国特色的简约治理,并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才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重新理解“政治”:对信访治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解读

比较中国信访制度和西方请愿制度的功能和定位,是区分、理解政治的"目的论"(即理想)和"道义论"(即权利)的关键,而两种政治"互嵌"所产生的阶段性矛盾,是导致当前信访治理困境的根源。这其中,道义论政治在改善国家规范合法性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削弱了基层治权,并助长了民众的权利意识;而对目的论政治的强调,在提升政绩合法性的同时,又通过一系列政策指令,导致了地方官员的怠政、钉子户的缠闹和基层政府的妥协。如何解决两种政治"互嵌"产生的阶段性问题,将是下一步信访改革的关键。

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建构

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的建构源于对治理理论缺陷的反思。通过以发展权定位全球对话与合作,以法治弥补治理之不足,实现发展权的全球保障。而权利的保障最终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建构,所以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应设计为确权机制、规范机制、监督机制、评价机制和救济机制,这五者相互依存,共同作用于发展权全球保障的实现。

新时期信访工作的实践机制及其改进

基于中部某省信访工作的调研,我们发现当前的信访工作同时受到法制化思路和行政化思路的双重塑造,这进而便利了上访人的抗争,约束了基层政府的妄为,但也同时造成了花钱买平安的现象。为此,信访工作必须既在宏观层面实现指导思想的转变,也要在中观层面完成工作制度的改进。唯有如此,信访工作才能在新时期更好地履行其疏导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

合法性构成的调整与上访治理逻辑的演变--一个历史社会学的考察

国家视角的上访研究近年来受到学界关注,但从何种理论切入却一直不甚明朗。本文发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使国家合法性遭遇了"主观"民意凸显而"客观"传统弱化的挑战,这迫使国家重新寻找理论资源,在巩固其"权力来源"的同时,亦强调其"权力效用"。这一调整引发上访治理逻辑从"惩戒—动员—权衡"的历史演变。借助合法性的"主/客观基础"和"权力来源/效用"两个维度,本文更加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由"宏观要素"调整引发的"微观机制"改变,从而在理论和方法上推进了既有研究。

拆迁钉子户的生产机制:不平等的示范和倒逼效应

基于对中部某县拆迁纠纷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钉子户和其他拆迁户之间的"补偿差异"正在成为主导征地拆迁走向的一个关键变量,这一差异产生了"不平等的示范和倒逼效应"。而夹在中央政府和拆迁户之间的基层政府因为缺少"拔钉子"的手段,而无力应对这一困局。结果拆迁户人人争当钉子户,以避免自身利益的"相对剥夺"。实践中,种种怀柔政策或者强拆之举,不是鼓励了钉子户的缠闹逻辑,便是加剧了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冲突。这一现象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转型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基层治理方式,后者正是宏观制度设计在微观经验层面得以"贯彻"的社会基础。

抗争治理:一个剖析抗争中国家作用的理论框架

基于对海内外近20年来有关中国社会矛盾研究的述评,本文指出了现有文献中的一个不足,即'国家'视角的缺失,并据此提出了一个'抗争治理'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包括'多元合法性的张力''国家能力的变化''信访体系的矛盾''官僚机构间的分歧''官民权力利益关系的强弱'和'抗争治理的策略'六个方面,从'政府官员'的视角更细腻地剖析了国家与社会在抗争中的互动,对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能力具有积极的价值。

“以发展促进人权”中国方案的国际话语权优势——基于《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的理论阐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将发展作为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走出了一条“以发展促进人权”的中国道路。围绕《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结合具体的经验过程分析,中国人权方案在认识论、目的论和方法论上相对于西方人权模式具有三大比较优势。它反对理论先行,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摒弃强权政治,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人权治理;警惕激进民主化导致的政治衰败,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各项权利。“以发展促进人权”的中国方案不仅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探寻独立自主的人权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也对中国在国际人权治理中掌握话语权和发挥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犯罪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犯罪社会学视角提出"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演变的主要过程,即个体极端化、组织动员和机会利用三个阶段。在理论上,这三个阶段之间的递进转化取决于压力、社区解体、互动学习、组织动员、机会利用五个要件的相互作用。这一理论框架改进了既有研究中的概念在分析和操作方面的不足,有利于形成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演变过程的完整解释。同时,它对"恢复社区支持和约束功能"的强调,对"化解意识形态/制度矛盾"的重视,以及对国家在上述工作中作用的剖析,也可为相关国家更好地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启示和借鉴。

“个体社会心理”视角下的极端主义行动溯源

任何极端主义行动最终都要依靠个体完成,但是既有研究主要从文本概念、法律制度、宏观结构和组织行为等视角研究伊斯兰极端主义,而较少关注个体投身其中的心路历程。本文从"个体社会心理"的微观视角,分析了"世界观的异化""存在感的缺失""极端思想的鼓动""极端组织的改造"四个要素在促使个体完成激进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本文详细阐述了四个要素的基本内容、具体作用、彼此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在重要性上的差异,以期为更好地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有益的启发。

善用“大思政”思维完善社会科学经验研究与教学

文章从三个层面阐述了应该如何善用"大思政"思维完善社会科学经验研究与教学。在宏观层面,要树立运用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战略思维,抵御将西方作为"解决方案"而将中国看作"问题教训"的错误倾向;在中观层面,必须强调经验研究的主体性以讲好中国故事,这既有助于挖掘为西方主流理论所忽视的中国经验及其理论潜力,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在微观层面,必须坚持从实践出发扎根经验的研究路径,做好教与学的互动以及理性与情感的平衡。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成,而它们的良性互动不仅能促进中国研究的发展,也能潜移默化地实现思政教育的目标。

新时期信访治理的若干思考--基于中部某省基层信访工作的调研

基于中部某省信访工作的调研,我们发现当前的信访工作存在职权不对称、人治色彩浓厚、考核不合理、人员素质不足等问题。据此,文章就新时期的信访治理提出了十点思考。更具体地说,要形成信访治理的事前、事中、事后机制,在事前阶段,要变"堵塞"为"疏导",加强信访工作的预警、防范和排查工作;在事中阶段,要变"稳控"为"化解",增强化解疑难问题的能力,扩大群众参与,并推进制度化解决信访问题的实践;在事后阶段,要健全信访积案化解机制,正确引导舆论,并坚持诉访分离。唯有如此,才能顺利推进新时期的信访工作。

“阳光信访”的运行机制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下,“阳光信访”已经成为一个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平台。对此,既有研究仍多停留在宏观和规范分析上,而缺少对其运行机制和现实意义的经验观察。基于对H省X县的田野调查,本文深入分析了阳光信访从“多元立体的信息网络”“分类标识的登记系统”“因事而异的办理流程”“刚柔并济的内部监督”到“四率并重的外部评价”的整个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虽然阳光信访通过“信息跑路”的方式增加了便利性,借助“全程公开”的方式提升了透明性,凭借“程序导向”强化了规范性,但其在面对“疑难积案”时仍然存在无力感,而随着历史遗留问题的逐步消化和社会治理改革的不断规范,阳光信访当有更加可期的未来。

论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是对法律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的理性认知、把握和建构,是法律实践中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法的价值的解读而形成的一种理性的观念模式。其中法律权威理念和权力制约理念是法治理念的灵魂,人权保障理念是法治理念的根本宗旨,而和谐司法理念是法治理念的实现形式,四者结合构成了完整的法治理念形态。

论发展权认知障碍的超越

发展权理念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发展权全球保障实现的认识障碍,为此必须实现发展权理念在方式、主体、时空、地位、动力、目的上的"多重超越",以全新的人类发展理念指引发展权全球保障的实现。

和谐司法六论

科学认识司法的内在精神和本质特征,是司法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基于此,着重探讨司法裁判性与服务性、独立性与监督性、职业性与大众性、被动性与主动性、中立性与倾向性、终极性与再启性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司法复合性质的剖析,力求实现其两两相应的和谐与统一,以"和谐司法"为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问方抓药。

论法治文明

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和法治两者相互融合与作用的必然产物。法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复合的系统工程,其中,理念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先导;法律制度体系在形式上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载体;社会主体行为,尤其是权力运行行为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关键;以人权为内核的秩序文明是法治文明的根本归宿。

论发展权全球保障评价机制的构建

评价机制的构建是发展权全球保障得以实现的现实依托。基于此,本文在立足于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人类发展指数、发展权国际责任指数和幸福指数为主要内容构建发展权全球保障的评价机制,以期助益于实践。

论发展权全球保护的对话机制

共识性国际政治意愿的缺失是阻碍发展权全球保护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在理论上应当就对话机制的伦理基础进行反思,并以"天下之论"的视野消解对话机制的现实障碍;在实践中必须遵循对话机制的逻辑建构,以科学新颖的对话模式达致共识性意愿,并在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建立切实有效的机制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