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能力导向型研究生协同培育教学模式论纲

以科研能力为导向的创新型人才是研究生教育共同的目标追求,创新教学方法与深化协同培育模式是加快完善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现代式研究生协同培育教学模式规范基础在于其本体规范和外部规范,并逻辑证成研究生科研能力的结构样态及其实然分析,进而对研究生协同培育教学模式三层次的体系化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作用。协同培育教学模式的开展与推广,能够全过程助推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和高质量科研成果产出。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理论根据及其运用研究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新时代我国反腐败的重要制度,是日常监督执纪的基本方略。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制度浓缩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价值导向,通过梳理其历史渊源进一步回答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合理的制度创新并符合自我革命的时代要求。纪律治理实践运用范式的分析有助于正确认识“四种形态”的价值追求与精准量纪,深化运用“四种形态”有利于实现党风廉政建设的政治效果、法纪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体描述与理论参照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其目的在于推动案件繁简分流、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在当前深化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坚持问题导向,合理界定和描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念、生存要件与适用原则等本体问题具有划时代意义。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参照,应从社会资本、交易成本、契约自由、正义、被害人学等主要视角来证明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彰显公正与效率、司法宽容与人权保障等价值取向,并为深入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和中央顶层设计的实施方案提供理论支撑。

组织犯本体论

共犯人中的组织犯是最危险的共同犯罪人。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无组织犯这一概念 ,其只是存在于俄罗斯等现行刑法之中。我国刑法虽没有明确规定组织犯 ,但理论上是存在的。在当前形势下 ,为了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参与人 ,研究组织犯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拟从组织犯概念和其构成特征这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以期对组织犯有一个更理性的本体认识 ,旨在推动我国对组织犯理论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补充侦查制度协同模式及其实践描画

补充侦查本质上是原有侦查工作的继续,其目的是查清事实和完善证据。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面对以完善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何以协同构建的问题,确有必要给予补充侦查制度协同理论分析。补充侦查制度协同性,在刑事诉讼系统各阶段呈现“强”“中”“弱”三种不同程度的应用模式。补充侦查制度协同模式实践困境,包括“分工负责”的目标冲突、“互相配合”的过程有余以及“互相制约”的关系不足等方面。补充侦查制度的未来方向,应当围绕协同性的合理期许,明确补充侦查的基本目标,实现沟通协作的全过程化以及构建双向制约的关系定位,切实提升协同办案质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补充侦查制度协同模式程序正当价值。

刑事侦查权的监控及其重构

刑事侦查权监控主体有内部监控主体 ,即公安刑事执法督察及其主管人 ,和外部监控主体 ,即检察机关监控部门。其监控客体为所有案件侦查活动。应从侦查立案开始 ,对整个侦查过程全面监控 ,建立司法授权机制和审查机制 ,强化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 ,实行侦羁分离和侦鉴分离 ,完善侦查权监控的纠错机制等 ,来构筑完善侦查权监控机制。

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巡历与新思考

刑法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复杂且对实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的因果理论巡历及我国目前论争的焦点,即纠缠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等哲学迷障,提出自己的新思考,再现了因果关系研究思路不应当复杂化,以便益于指导司法实践,使刑法理念得到更科学的体现。

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案件集中管辖模式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案件集中管辖模式是刑事诉讼管辖制度精神内核与基本要素的制度产品,其创设是满足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司法需求的现实回应。集中管辖实质上属于指定管辖,其模式生成要素具有内在逻辑性。“国家亲权”、儿童最佳利益、属人管辖等逻辑基础对未成年人检察案件司法保护与集中管辖正当性具有规范性作用。以完善司法保护与创设优质检察产品为问题导向,建立健全集中管辖未成年人捕、诉、监、防于一体的办案模式,探索罪错未成年人检察案件集中管辖模式图景写成,从而提升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水平。

职务犯罪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逻辑与展开

职务犯罪调查阶段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适合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并与党长期执政相适应的制度反腐“中国模式”。监察法中认罪认罚从宽本体认识、价值所在以及其制度反腐政治正当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权思想和实体从宽等理论逻辑的表述,对于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监察体系制度优势转化为反腐败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从宽建议的对象、程序和效力有其独特性。为实现职务犯罪调查阶段与诉讼阶段的有效衔接,必须深入探讨其进入诉讼阶段的制度属性,配合制约及量刑建议等具体问题。

有效辩护理念的本体展开

有效辩护理念是律师时代最主要的精神支撑。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有效辩护权的功能和价值在于实现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全面提升有效辩护理念,需要从狭义上、广义上对有效辩护的内涵、标准进行充分的本体理解。任何理念或者制度,都是以相应理论为其生存根据与逻辑展开。作为法律理念,有效辩护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与人权保障、诉讼结构等方面。对于因辩护律师自身不称职导致其辩护是无效的,达到"实际无效"标准,应当建立程序内与程序外两种救济模式,使得无效辩护面临程序性制裁、民事赔偿或者职业惩戒等后果。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协商实质化”研究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核心在于控辩协商,检察官主导下的控辩协商存在协商主体不平等、协商内容缺乏具体依据及协商效力不确定等问题,导致协商呈现"形式化"样态,影响了协商结果的合意性和合理性,进而损害了认罪认罚案件程序的正当性。因此,有必要对认罪认罚案件进行"协商实质化"改造,平衡协商主体力量、构建具体明确的协商程序、确立规范统一的量刑指导意见并建立对协商违法行为的程序性制裁。

走私犯罪案件侦查课程“课堂革命”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走私犯罪案件侦查的教学模式改革,是公安专业教育现代化、提高教学质量的时代要求。有效应对走私犯罪国际化现象,必须培养高素质公安人才。对走私犯罪案件侦查课程进行“课堂革命”的教学模式探索,从理论外延到教学定位,从以学生、政策、学科、技术等为导向的多元分析到良性互动影响要素作用下的实践,努力提高公安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建设侦查学专业“一流”本科教育新模式。

受教育权的价值内涵及其保障体系

受教育权是《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现实需要。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受教育权能促进个人的发展、完善与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受益、保障、发展和幸福等价值内涵。如何使得受教育权的价值得以真正全方位实现,需要建立健全高质量教育体系予以保障。基于受教育权与教育体系内在逻辑关系,通过建设教育立法等保障体系,能够更好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实现中国式全面保障人权的时代愿景。

罪错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理论供给与实现愿景

罪错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是社会进步和人权文明的基本要求,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法治体现。罪错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现实基础主要源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少年司法规律,而国家亲权思想、儿童福利理念以及社会参与理论等供给构成了其司法保护的理论根据,在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权益特别保护等原则的基础上适用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和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之目的体现了失足少年的利益特殊关照。罪错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司法理念、立法规范、队伍建设和监督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以制度优势赋能中国式“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之治”,助推罪错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现行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由于缺乏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指导而存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诸多困境,导致再审的价值功能难以实现,究其原因在于立法上没有真正树立现代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以及多元的刑事诉讼价值。结合2012年刑事诉讼法与有关司法解释,按照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精神内核,重构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制度设计,以期找到实现再审程序目的与提高诉讼效益的出路,增强司法公信力。

腐败犯罪诉讼管辖现状与制度完善

腐败犯罪诉讼管辖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应有别于一般犯罪的诉讼管辖,但法律没有对腐败犯罪诉讼程序中的指定侦查管辖、异地审判管辖等制度予以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查处腐败犯罪时出现法律依据不明确、自我随意授权、管辖权混同、牵连管辖不合理、指定异地审判裁量权缺乏监督制约、异地侦查和审判衔接机制不畅等问题。应当规范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互涉案件的管辖,赋予检察机关侦查优先权;同时,通过实现腐败犯罪属人管辖异地审判制度化、完善指定管辖制度、明确异地审判管辖权的知情和异议制度等,来完善异地审判制度。

治理视域下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原则、职责和评估

派驻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与廉政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就日常监督与贴近权力监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进派驻监督全面覆盖,是反腐败治理视域下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更是派驻监督反腐败升级与协同高效的时代要求。派驻机构改革应当遵循政治监督、依规依纪依法和协同高效等专属原则,近距离履行监督执纪问责,常态化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不断强化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评估分析派驻机构改革绩效与问题检视,对完善派驻机构监督职责和全天候发挥"探头"作用具有指引价值,进而展示全面从严治党"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与自信。

经验法则的刑事适用模式:表述、样态与程序指引

刑事司法领域中经验法则的适用对于事实认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刑事诉讼中为保障经验法则的实体功能发挥,需要对其程序价值展开探讨。以法院裁判文书为考察样本,实证分析发现,经验法则的刑事适用模式存在三种异化样态:公诉方少用、审判方慎用和辩护方误用。从理念层面观察,这与证据分布样态下的距离偏差、裁判文书制作中的说理缺失和有效辩护语境里的目标异化不无关系。聚焦经验法则刑事程序价值,从实质对等、论证公开以及程序制裁等价值资源中汲取营养,进而激活经验法则刑事适用模式持续发展因子并努力抵近司法公正。

刑事诉讼管辖异议之诉的模式选择

刑事诉讼管辖制度承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目的,宣示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和谐统一之价值。作为诉讼公正的入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管辖制度利益的错误分配,应当依法享有最基本的救济性权利。实践中存在当事人向办案机关提起管辖权异议之事实与＂口头决定＂、＂判决理由＂、＂中间裁定＂等三种对待模式,但因我国立法对刑事诉讼管辖异议的条文处于空白状态,进而发生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基本诉求与权利救济未能获得尊重。诉讼理论基本内涵与程序正义的分配,使得诉权导入刑事诉讼管辖异议制度有其正当性和现实性。新时期我国刑事诉讼法需要构建管辖异议之诉,选择＂中间裁定＂模式,回归管辖纠纷程序性救济功能,实现管辖利益程序性保护的诉讼价值。

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之逻辑展开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管辖权异议制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作为权利型管辖救济制度,是衡量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有机统一和程序正当的重要内容。理解管辖权异议生成的理论基础即程序正义,对分析享有管辖异议权的主体,提起异议的事由范式,描述异议受理机构,制裁管辖错误或不宜管辖的程序性后果等逻辑展开,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指导意义。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回应时代关切,充分保障人权与正当法律程序,无疑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司法层面现代化的正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