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价值观与优良政治生活的构建——桑玉成教授访谈

桑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的采访。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大规模、很高层次的发展，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无论是知识界还是社会其他方面，似乎还有很多不了解甚至不认同的地方。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走向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之路的？

坚持党的领导需要一整套制度安排——本刊专访复旦大学教授桑玉成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紧接着通过深化党政领导机构改革,将这一原则贯彻到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之中。党政机构改革实现了党和政府管理职能的进一步整合,为有效管理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同时,党政机构改革也带来了体制性、职能性以及关系性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该如何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促进党政领导制度的成熟和定型?为此,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专访了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以下简称“桑”)。

论国家治理体系的层级结构优化

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层级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央地关系缺乏制度化规范,纵向层级间的权力配置和职能界定模糊不清,上下形成职责同构。职责同构现象同宪法法律规定和资源分配现状有关。自上而下的同构组织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利益表达存在结构性分离。要完善治理体系,需要将国家与市场、社会边界进行区分,并在不同政府层级间合理配置职权和治理资源。

从代表议案和建议看代表属性及其履职之效率——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为例

代表属性通过代表的履职活动展现出来,通过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全国人大代表履行职务时所提出的议案和建议的不同内容,可以揭示全国人大代表的现有结构、属性及履职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实践层面来看,为了进一步发挥人大制度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应有作用,就必须结合代表应有的属性,通过制度创新来提升代表的责任意识和履职水平。惟其如此,才能逐步完善人大制度,更好地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原则。

树立全员育人、环境育人、实践育人的新理念

根据人的社会化理论,履行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包括了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工作机构、大众媒体、政党、政府、公共生活场所等等多元的结构,真正发挥社会化作用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过程。因此,牢固确立全员育人、环境育人、实践育人的育人新理念,是我们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前提和关键。

群体分化与政治整合

社会群体的形成及其分化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以来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逻辑。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改革本身的不均衡特性,使得社会逐步形成了群体结构,不同的群体通过有形无形的组织形态,向社会提出了一定的利益诉求并影响着社会的政策制定,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利益矛盾和社会危机。有效整合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拓展民主的制度空间:构建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

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各类新兴政治空间的生成,基层民主政治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的"非国家政权"的社会空间领域,需要着眼于基层政权和社会的政治联系,建构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这种基层民主发展模式不仅包括程序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且也包括以乡镇、区县和街道等基层政权组织为核心所形成的民主参与、政治沟通和社会治理机制。在基层政权的制度平台上来加以开发和累积民主经验,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有助于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内涵,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发展来说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第四件大事:构建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和完善的国家治理结构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已经成功地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即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完成了三件大事之后,历史的发展正在赋予中国共产党去完成第四件大事的重任。这第四件大事就是: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和完善的国家治理结构。如果说前三件大事分别解决的是"建国"、"立国"和"兴国"问题,那么这第四件大事解决的就是"治国"问题。在完成前三件大事的基础上,我们党也必将能够推进并实现第四件大事的伟业。

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断想

作为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政治价值是人们对政治生活本原意义的确定 ;作为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 ,政治价值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精神生活模式所体现的政治的终极追求。无论是作为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还是作为人们的政治信仰 ,政治价值都是由一定的意识形态加以阐释和推广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要解决政治生活的本原意义的问题 ,通过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政治价值和现实政治生活的设计问题而求得自身的发展 ,并引导人们建立正确的政治信仰。

注意制度反腐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

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最根本途径,已经成为党内外的普遍共识。现实的悖论却是,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领域不断拓宽、成效不断显现的情况下,腐败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有些领域反而还出现了加重和蔓延的迹象。"制度反腐"进程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是解释这一悖论的关键。制度反腐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既源于一些价值、理念的偏差,又与反腐败制度体系本身的设计及其执行和运作有关。这些所谓倾向性问题主要表现为"制度虚置"、"制度短板"、"制度离散"、"制度冲突"、"制度盲区"等五个方面。

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政治判断。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硬任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很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话,那么,致力于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通过切实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进程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

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

人类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 ,政治文明的进程同时就是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创新过程 ,正是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创新水平 ,决定了一定时期的政治文明程度。通过有效政治制度的实施 ,使人类日益成功地解决了许许多多的政治问题 ,从而使人类的政治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 ,使国家的政治统治更为稳定。邓小平同志非常注重政治发展中的制度建设 ,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十六大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 ,对我们的制度建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 ,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 ,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官民协同治理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与发展

官民协同治理代表了政府社会管理的发展取向,它要求政府与国民形成一种合作共事的关系,共同承担对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责任。但是,由于国民社会生活知识和素养的匮乏,以及长期以来国民管理主体地位的缺失,使得其对公共利益的期望日益淡化,国民中的不合作、不服从甚至对抗情绪滋长,使政府社会管理压力增大、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传统的政府与国民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两极"态势,严重影响到国民对于政府的认同意识和支持度。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官民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所以,从官民协同治理的角度看,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公民权利体系;政府要切实端正其公共性角色;要培育多元化的社会自治主体,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和作用,形成政府和社会良好互动的格局。

按照党建科学化的要求推进执政党组织管理创新

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首先要按照党的科学化要求来推进政党组织管理的科学化。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管理面临到了新的挑战,如组织扩张与控制力的下降、有效管理的成本不断提高、党内民主发展的瓶颈、对社会整合力的缺失等等。应对这些挑战和变化,唯有以党建科学化的要求来推动执政党组织管理的创新。

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由于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完全受到人与人的关系的制约和支配。而从社会层面上来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其核心的问题就是政治关系,其他所有的关系都是受到政治关系支配和制约的。因此,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人的政治生活的和谐,要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于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一定形式的社会结构、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社会政策中贯彻公平与正义的核心价值、明确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定位等等,是和谐社会之政治基础的主要方面。

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指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功能及其有效性问题。考量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至少应着眼于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执政党所执掌政权的合法性与支持度;二是执政党执政之法律与制度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三是治理社会的高效率与低成本;四是社会秩序与风尚的维系程度。

从自觉到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认知、客观基础与成长空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自觉到自信的发展过程。从历史认知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人民的实践创造相结合。制度自信本质上是一种制度认同,是人们对制度体系赞成、拥护和支持的倾向。制度的科学性、人民性、有效性和成长性提供了制度认同的客观基础。在新时代,要足够重视并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在效力空间、运行空间、类型空间以及德性空间等方面的成长性。

论现代政府的公信力源泉及其价值定位

政府公信力问题是当前政府所面临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学者所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取信于民"尽管是当代政府所必须致力于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的被质疑和被批评也应视为一种"新常态"。"受质疑的政府"、"批判性公民"等等这样的现象,是一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并且也是政府不断改进工作、提升能力的某种"助推器"。当然,政府公信力的源泉本质上在于政府自身。所以,政府公信力的建构和提升一定在于政府自身的积极作为。但是,政府公信力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往往还不仅仅取决于政府自身的努力,它涉及到由政治民主化程度、政治结构及其功能改善、人民群众现代政治意识的确立等等所构成的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责任制初探

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工作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学、合理的提名责任制。根据"有权必有责,权责须对等"的原则,各类提名主体在享受提名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对提名失误和用人失察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目前各地的初始提名工作普遍存在提名主体不明确、提名标准不明晰、提名程序不规范、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阻碍了提名问责制度的有效实施。在借鉴国内外提名责任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未来中国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应当着力扩大并明确提名主体、明晰提名对象的标准、规范提名程序、健全提名责任追究机制,以期建立一套公开透明、责任明确的提名问责制度,保障提名人能够切实地对所提人选担负起一定的责任。

论吏治的伦理基础与道德引领

吏治是理解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和社会兴衰的重要视角,在当代就表现为一套严整的干部管理制度。对于吏治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官员廉政情况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上。除此之外,吏治还具有社会道德的引领功能。吏治之所以具有这个功能,就在于官吏是社会道德体系的核心,官职的稀缺性则强化了吏治的道德示范作用,而先锋队政党的性质使得干部制度成为引领社会道德发展的重要手段。吏治引领社会道德主要是通过提升官员道德来实现的,以"官德"引领"民德"。这种引领作用的效果有赖于官员道德的制度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