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表现

环境资源问题可能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而税收政策能够调节经济健康发展、引导企业行为。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变革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有效提升了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表现;作用渠道探索显示,固定资产投资与绿色研发活动是上述影响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衰退期企业、位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和污染行业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表现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引导企业参与环保行为、促进环境社会责任表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安全生产影响审计定价吗?

员工是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引擎,其待遇和保护愈发受到企业利益相关者和资本市场的重视。本文以2008-2020年我国沪深A股九大重点监管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次实证考察了企业安全生产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并基于审计风险视角探索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的负面安全生产事件会显著提高审计定价;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探索发现,负面安全生产事件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以及法律风险,这些风险作用于审计风险,进而导致审计定价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负面安全生产事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在规模较大的事务所以及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从员工待遇的视角丰富了审计定价相关研究,拓展了审计决策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投资者及监管部门理解企业安全生产的后果提供了有益借鉴。

地区司法水平与分工深化——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推动分工深化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深远意义,如何推动分工深化成为亟需探索的时代命题。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是分工深化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本文以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考察地区司法水平对分工深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巡回法庭设立后,巡回区内企业专业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巡回法庭主要通过改善契约环境、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减少行政干预实现对分工深化的推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不具备政治关联以及与巡回法庭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近时,巡回法庭对企业专业分工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分工深化,拓展了法制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企业边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结论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巡回法庭制度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债券契约条款设置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金融资产视角的考察

针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本文在资本结构理论的框架下,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发债企业的7345个公司-年度观测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其影响效应在外部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更高、企业内部经营风险更大时更为明显。通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Heckman两阶段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果仍保持稳健。异质性研究显示,区分债券契约条款的不同类别,各类条款均促进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区分金融资产的不同属性,债券契约条款显著增加了企业的长期高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影响机制在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加强了债权人保护,增加了债权人出让资金和承担风险的意愿,进而便利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但债券违约事件发生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债权人的保护效应不再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投资者深入理解我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的投资行为,对防范债券违约风险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政策启示。

税制改革与僵尸企业治理:来自增值税税率简并下调改革的证据

增值税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是重要的研究问题。以2015—2019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简并下调改革使企业“僵尸化”概率降低30%,这一效果在需求弹性大的企业、制造业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增值税税率简并下调改革降低了僵尸企业的总税负和流转税税负,改善了僵尸企业的经营业绩,表现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和留存收益增加、利润率上升、应收账款收现期缩短,降低了僵尸企业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没有发现增值税税率简并下调通过降低杠杆率来减少企业“僵尸化”的风险。研究发现表明,降低税负改善企业经营业绩对于治理僵尸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行业竞争程度与成本费用粘性

文章探讨了行业竞争程度对成本费用粘性的影响。使用2001年~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成本费用粘性现象，而行业竞争程度则有助于抑制粘性。在考虑了管理人员的盈余管理行为后，上述发现依然存在。文章扩展了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肯定了竞争对抑制成本费用粘性的正面影响。

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公司成本粘性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会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运行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以2004--2012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探索了货币政策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紧缩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的成本粘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策变化发挥了一定的调控作用；（2）区分公司面临融资约束的不同程度，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政策执行效果存在个体层面的差异；（3）区分公司成本的不同组成，紧缩货币政策对非人力成本粘性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对人力成本粘性作用则不明显，即紧缩货币政策下公司会选择优先调整非人力成本。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背景下成本粘性的管理层预期动因提供了经验检验和支持，并从融资约束角度拓展和深化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管理者过度自信、债务约束与成本粘性

本文关注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未来的现金流,低估未来的风险,而导致公司较高的成本粘性。以2001-2011年沪深两市A股非国有制造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展开实证检验,发现:(1)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其成本粘性显著更高;(2)这一关系仅存在于债务约束较弱的情况下,债务约束较强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并不会显著提高公司成本粘性;(3)区分债务来源、银行贷款债务与其他债务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的关系都能起到较好的约束作用;区分债务期限、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均有较好的约束作用,且短期债务的约束效果更佳。文章从宏观景气指数、管理者相对薪酬、管理者持股变化等不同方面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得到的证据一致。本文的发现揭示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成本性态的影响,也显示了债务约束的积极治理效应。

董事网络联结与公司对外捐赠

对外捐赠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之一,其行为背后的动机与后果一直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立足于董事网络联结的视角,探究了公司对外捐赠行为背后的战略性考量。研究发现:(1)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对外捐赠呈现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公司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越高,公司对外捐赠越少;(2)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对外捐赠的关系受到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上述关系在财务风险较高的公司中表现更明显;(3)区分董事网络的类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捐赠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来源于公司的非独立董事。本文的发现拓展了董事网络联结所引发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后果的研究,同时也为监管层和投资者理解和监督公司的对外捐赠行为提供了一定参考。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审计质量

本文以2005-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讨论了高铁开通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高审计质量;区分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方向,高铁开通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对负向盈余管理则没有显著作用;相较于中心城市,高铁开通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在非中心城市更为显著;相较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高铁开通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在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更为显著。此外,文章还发现高铁开通降低了审计延迟,为高铁开通促进审计效率提升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本文扩展了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丰富了地理距离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

董事会断裂带与高管私有收益

本文以2005—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会断裂带对公司高管私有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断裂带越大,上市公司高管获得的私有收益越高;公司内部环境的复杂程度会强化这一关系;董事会断裂带对高管私有收益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区分私有收益对象,董事会断裂带对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和前三名以外高管私有收益均产生影响;分解董事会断裂带类型,这一影响主要源于深层特征形成的断裂带;作用机制显示,董事会断裂带越大,高管越倾向于利用应计盈余管理操纵业绩而获得私有收益。

政府审计与银行贷款定价

以2009〜2015年接受政府审计的中央企业集团下属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手工收集的单笔银行贷款数据,本文围绕政府审计与银行贷款定价的关系进行探索。结果显示:政府审计的警示效应大于治理效应,政府审计后公司银行贷款的利率水平显著上升;政府审计对贷款利率的影响与审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严重程度有关,违法违规问题越严重,政府审计后贷款利率的上升越明显。进一步的检验显示:二次政府审计强化了警示效应;对于国有银行来源的贷款,政府审计的警示影响更大;政府审计对信用贷款的形式影响显著。研究扩展了政府审计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从政府监督的角度丰富了银行贷款定价因素的研究,对于我国未来的政府监管改革、信贷决策效率提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成本决策

以2000—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成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策不确定性会强化成本粘性,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公司的成本粘性越大;(2)区分公司的债务压力,这一强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债务压力较低的公司,在债务压力较高的公司不存在;(3)区分公司的竞争压力,这一强化作用主要体现在竞争压力较低的公司,在竞争压力较高的公司不存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策不确定性对人力成本粘性和非人力成本粘性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对非人力成本粘性影响显著;地方政府官员换届对成本粘性不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较全面地展现了宏观环境波动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对成本粘性的动因研究具有重要的拓展意义。

EVA考核实施与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的成本粘性

2010年起我国的中央企业全面实施EVA考核,这一考核机制的改变将引发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系统性变化。以2007—2012年沪、深A股中的中央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探索了EVA考核实施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EVA考核实施对公司的成本粘性存在显著影响——EVA考核实施后,中央企业的成本粘性出现了显著下降;(2)这一抑制作用受管理层持股水平和股权集中度的调节影响,在管理层持股水平以及股权集中度较低时,抑制作用显著,在管理层持股水平以及股权集中度较高时,则未体现显著的抑制效果。在PSM—DID等多项稳健性检验下,上述结果保持稳定。本文借助EVA考核变迁展现了管理层激励设计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为EVA考核实施的后果增添了经验证据,对其未来推广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大股东资金占用与增发融资成本

文章研究了大股东资金占用对上市公司增发融资成本的影响。以往诸多文献表明,大股东的资金占用会侵害公司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出于对未来可能受到的侵害的担忧,中小股东往往更不欢迎此类公司。这增加了投资银行面临的成本与风险,因此大股东资金占用严重的公司会面临更高的增发融资成本。采用1999年～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对上述命题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推论。

长期资产减值信息有用性的实证检验--来自银行借款契约角度

本文实证检验了长期资产减值信息在企业与银行借款契约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长期资产减值反映了企业未来盈利的预期,长期资产减值越多的企业未来业绩越差;长期资产减值信息为银行所接受,长期资产减值越多的企业获得的银行借款总量越少;且银行更倾向用短期借款代替长期借款,以降低风险;所有权性质、地区性质对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存在影响,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更强;借款契约期限的差异、减值信息质量的差异也会影响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

择机还是共谋——内部人减持前的分析师行为

从“互惠式”的利益框架出发,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会否以及如何利用信息优势与证券分析师形成关联,并损害外部投资者利益的命题.使用2007年~2013年内部人减持与分析师评级数据,研究发现:1)分析师在内部人减持前会集中发布乐观评级报告,内部人减持的金额与分析师乐观评级的数量正相关;2)这一关系在非高管股东与高管股东减持时均存在,并随高管影响力的提升而增强;3)这一关系更可能在内部人管理公司信息环境动机强烈时出现;4)内部人和分析师的以上行为增加了彼此收益,内部人通过减持获得了超额收益,而分析师获取了更多私有信息.这些证据总体上支持了公司内部人与分析师“共谋”的猜想,这些发现全面地展现了公司内部人与分析师进行互惠利益交换的动机、手段与后果,增进了对新兴资本市场中公司内部人与分析师互动行为的理解,也为监管部门加强披露监管、打击内幕交易、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一定启发.

我国证券市场真的存在“功能锁定”吗?——基于契约角度的新解释

结合配股权契约对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997～1998年我国证券市场不存在"功能锁定"现象;1999～2000年市场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价高于营业利润,表现为"功能锁定"现象,但可以通过配股权契约与盈利持续性予以解释;2001年配股政策的变革,降低了非经常性损益在取得配股权过程中起的作用,市场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价回复正常,"功能锁定"现象消失。结论显示,在我国特有的转型制度背景下,配股权契约对股票定价有影响作用。某些年份盈余定价表现的"偏离",是基于经济制度背景的理性行为,而非基于心理行为的非理性现象。

在职消费、股权制衡及其经济后果——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实证检验了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职消费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对高级管理人员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越为明显;上市公司股权越为制衡,高级管理人员的在职消费越高。同时发现股权制衡度高的上市公司,其在职消费的激励效率较低。

土地增值税的会计政策选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计提土地增值税准备金的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越高的房地产上市公司,计提准备金的可能性越低;毛利率越高的房地产上市公司,计提准备金的可能性越高;并且,公司规模对计提准备金有正向作用,规模大的公司计提准备金的可能性越大。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和采用股权激励对是否计提土地增值税准备金有一定影响,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