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疑难问题二证--兼说《诗品》考证的原则和方法

解析《诗品》疑难,需要细读文本,也需要调整观察角度和更新认知前提。在《诗品》是总集这一前提下认识《诗品》疑难问题,可收涣然冰释之效。此外,陆机拟古诗是十四首,《诗品》今校本的"十二"之易,乃属误改,以《文选》和宋人诗话校改《诗品》本集还应更加审慎。包括《诗品》考订在内的文献研究,第一重要的是坚持有证据和针对证据的论证,并力戒以引证代替论证。

《诗品》新证

《诗品》总集文献性质的确认,对《诗品》疑难问题研究,有话语基础重建的意义。从《诗品》是总集这一认识出发而以全书序言视之,《梁书》所录仅是上品序,不是全书序,三品三序是《诗品》原本体式;以中、下序为上、中后序的变创缺乏理据支持。作为总集,《诗品》所称"止乎五言"之例,乃指篇章收载,非谓诗歌评论。关于《诗品》称名,从目前情况看,初名的确定尚需更为有效的举证。

“趁势”辞格释例

在对文言和白话共有的“趁势”现象作了分类排列并认定其为修辞格之后，认为：趁势是与所有现已拈出和得名的修辞格有着诸多区别、独具特色的积极修辞。它的最大特点是增添语趣而不增减或改变语意。

李梦阳《弘德集》的编定年代

关于李梦阳《弘德集》的编定年代,论者有二说。朱安(氵侃)《李空同先生年表》:“(嘉靖)三年甲申,公年五十三岁,……以所作古今诗刊而传之,命为“弘德集”,公自为序,述曹县王叔武之论甚详”,谓嘉靖三年。陈建华先生根据《弘德集》所收《嘉靖元年歌二首》并以其他两组诗的排列顺序作旁证,推定为嘉靖元年。

《文心雕龙》与《诗品》的分歧

思想文化史的流程表明,不是思想家们的相同点,而是他们的不同点,特别是思想分歧,更能显示某一思想历史段的组织结构、运动态势和变化趋势,更能反映社会时代氛围,更能说明思想的进展和学术的进展。因此,了解和认识分歧,对于思想文化史研究,具有钥匙作用和方法论意义。从这一点上看,也许可以说,理解文化史,就是理解观点分歧。作为一个整体,六朝文学批评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的突破性进展。

《王廷相年谱》补正

葛荣晋同志《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下称“年谱”)主要叙述王廷相的思想学术,也涉及廷相的文学活动,关及明中叶文坛领袖、“前七子”首要人物李梦阳。书中有些漏失,本文加以补正。【补】(一)嘉靖元年十二月八日,作《战国策序》。《战国策》(高丽活字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王廷相序末署:“

李梦阳全集初刻本辨说

现在可以考见的李梦阳的集子有:《叙拘集》、《结肠集》、《晞阳子集》、《弘德集》、《嘉靖集》和《空同集》。前三种已佚,后三种现存。前五种都不是全集,全集是《空同集》。有如李梦阳的文学思想在后世一再被误解(纠驳这种误解不是本文的任务),李梦阳全集的刊刻(这里主要指初刻)情况也一再被误录误传;

《文心雕龙》《诗品》补注四例

《文心雕龙·知音》:“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贾谊《新书·道术》:“如鉴之应,如衡之称。”又王充《论衡·自纪》:“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序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前辈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李梦阳中进士年份辨

《明·李梦阳传》:“(梦阳)弘治六年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按,此误。李梦阳是弘治五年举人,弘治六年进士,其中进士年份明载于《明进士题名碑录·弘治六年癸丑科》。《空同集》(万历三十年邓云霄、潘之恒刻本)卷四十五《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铭》:“逾年壬子(即弘治五年——引者),李子举陕西乡试第一,癸丑登进士第”,明言是弘治六年进士。又,《明史·选举二》:“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戍、丑、未年会试”,无特殊原因,皆照此办理。李梦阳即使未中弘治六年癸丑科,弘治七年(甲寅)无会试,故亦不可能在弘治七年中进士。《辞源》、

“合说”辞格释例

《墨子·天志上》:“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据文意而析言之,“轮匠执其规矩”就是“轮(人)执其规”、“匠(人)执其矩”,也就是说,“轮匠执其规矩”是“轮执其规”和“匠执其矩”二语的合说。《韩非子·五蠹》:“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据史实而析言之,当是:桀暴乱而汤征伐,纣暴乱而武征伐。换言之,“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是“桀暴乱而汤征伐”和“纣暴乱而武征伐”二语的合说。这是一种修辞手法,并二为一,我名之曰“合说”。与其他辞格一样,“合说”也有其修辞作用。“合说”的作用是:长话短说,使语句简炼。

钟嵘《诗品》原貌考索

今传《山堂考索》和《吟窗杂录》两个版本的《诗品》序言和评语都显示,诗歌选录原是《诗品》文本构成的一部分;《隋书·经籍志》和《文选序》中描述《文章流别集》和《文选》编撰过程的语句与《诗品》自述编撰过程的语句在意涵指向上的一致,甚至钟嵘本人对《诗品》结撰方式的指称也证明,《诗品》原是诗歌总集。《诗品》的编撰方法和操作过程是先选诗而后评诗,给诗人的品第安排和评说都是以入选的篇章而不是列评诗人的全部五言篇什为依据的。由于《诗品》对作家作品的等第评定、艺术评说和源流关系的认定,乃至钟嵘本人诗学理想的宣示都建立在诗选基础之上,所以诗选删除所导致的《诗品》文本的变化不仅是构成性的,而且是功能性的;这一变化给《诗品》研究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缺憾。

李梦阳的两篇佚文

据我所知,梦阳诗文集(《空同集》)的版本不下十五种,即使收罗怍品最多的万历三十年邓云霄、潘之恒搜校本(《四库全书》即据此编录)也有遗漏。为编写《李梦阳年谱》,我在调查梦阳生平撰述时发现两篇佚文,现抄录于此,公诸同好。《徐氏别稿序》辑自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四十七年周文萃序剡本《徐昌谷全集》(《全集》原题《录李献吉题徐迪功别稿序》,今据序文正文改名《徐氏别稿序》)。《海叟集序》

《诗品》原貌再考

在我们看来,即使作为单纯的评论著作,《诗品》的基本问题也不全是理论问题,也有文献问题,如初名是'品'还是'评'、第一篇序位置何在、撰例'所录止乎五言'何谓何指。当然,这些并不构成阐释性研究的根本性障碍。从诗学和批评史来看,《诗品》今存文本有着足够的史料效用,完全可以据以写出学科边界清晰、学理性纯粹的专题论文。但是,在基本的文献考订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全面详切的文本阐释终究要被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