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传说中的世界地图

造物主并不想让地球上所有人用一种语言,没办法,分散在地球上各个地方的人只好创造各自的语言。于是,对于同样的事与物,不同的地区有了不同的表达。比如,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汉语在没有引进“世界”这个词之前,对人类所居住的空间表述是“天下”或“四海之内”。后来,汉人学习佛教,从梵文经典中引入“世界”一词(拉丁字母为“loka-dha^tu”音译,“路迦驮睹”)。这个词最早出自唐代翻译的《楞严经》:“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这里“世”是指时间,界是指空间。原本是“人界”,大而言之,为宇宙。

社会新闻舆论监督的实现途径

社会现象纷繁复杂，社会新闻丰富多彩。这就决定了社会新闻要充分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其监督作用的好坏，也反过来会对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反作用。深圳特区报社会新闻板块近年来的实践证明，社会新闻要起到良好的舆论监督作用，必须做到新闻的客观真实性、舆论的民意性、报道的法理性和监督的艺术性等基本原则，只有坚持调查研究、群众观点、依法监督和正面报道，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新闻舆论监督的神圣使命。

郑和 “示中国富强”的“下西洋”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采访,我在国内外时断时续地已跑了好几年。最后一站,才到达这个伟大事件开始的地方——南京。这是2005年5月底的一天,我在南京郑和公园看到＂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倒计时＂钟上显示还有50天。周年是一场数字游戏,似乎不到一个吉祥如意的整数,我们就无法追思先人做了什么,或者错过了什么。读碑,重新掂量下西洋关于朱棣为什么违背太祖海禁之制,而组织声势浩大的下西洋活动,历史上说法不一,但有案可查的证据有两条。

大运河折射的海丝炫彩与传奇——日本高僧策彦周良画像与《入明记》

2017年中国博物馆协会航海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聊城年会期间，我与深圳大学海洋艺术中心的张岩鑫主任，邀请东道主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清义和威海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副馆长王记华，在东昌湖畔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午夜撸串论坛”，研讨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从"瓦萨"号到"哥德堡"号

＂瓦萨＂号在国王码头举行盛大首航仪式,然而,只张开10张帆中4张帆的＂瓦萨＂号,在驶离码头仅1000多米,即在一阵海风吹袭下,船体倾斜,于一片尖叫声中沉入海底。从丹麦哥本哈根北部小镇赫尔兹堡搭轮渡,不用出示护照就能登上开往瑞典的大船,20分钟后船就靠上了瑞典一边的码头,丹麦和瑞典就隔着厄勒海峡不足20千米这一点距离。

大海湾,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中国正处在一个谈论海的时代,且话语的雨点多落在南海之上。寻找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话题,近来又热了起来。这一切,与我两年前考察的广西合浦和广东徐闻大有关联,而中央电视台恰好在几年前,拍了一个名为《大海湾》的纪录片,说的也是这一片海湾。2000年一个轮回,这片海又成为热点。海上丝绸之路古代中国,没有＂丝绸之路＂这个看上去很＂友好＂、很＂贸易＂的名词。汉代以来,东西交往最为著名的词汇即＂通西域＂,当年大汉主动派使西行,一为招兵,抗外侵;

海权思想的萌生与发展探析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提“建设海洋强国”,到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党中央为我国海洋事业确定了发展方向和目标。“海权”由此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这句“海权名言”一时间在各种文章中被广泛引用,但这句话到底谁说的?各种引经据典,至今说法不一。本文从西方文献原典出发,沿着时间顺序,从“地米斯托克利说……”、“伯里克利说……”、“伪色诺芬说……”、“西塞罗说……”、“丘吉尔说……”、“莱利说……”穿过诸多谬传,推演一次“海权名言”的由来,以及由此引发的英格兰航海家莱利“海权宣言”的诞生,或有助于我们厘清海权思想的萌生与发展的历史脉络。

写独立而公正的新闻——“迟志强案”的反思

2008年5月8日，南方都市报推出了《真理标准讨论纪念论坛特刊——解放》特辑，共分为两个专题：一个是“潜流——三十年思想观念之变”。介绍了“科学发展观．另一个硬道理”、“从王海到最牛钉子户。公民社会渐行渐近”．还有“从人治到法治，从‘无法无天’到‘人权入宪＇”。另一个专题是“命运——观念冲突中的沉浮人生”，介绍了“郑元忠．投机倒把大王成了风云浙商”、“关广梅，名字成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标签”，还有“崔健，粗放的嗓音吼出了一个时代的声音”。

从张元隆船队到“耆英号”的远航

古代中国的航海梦,或者说海上丝绸之路将要落幕之时,接连出现两次“意外”,有了被后人拿来叹惜与骄傲的大航海之梦。张元隆的“百家姓”远洋船队那是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夏天,松江府上海县的大海商张元隆摆下宴席款待宾客,庆贺他的船队又一次顺利从南洋返航。借着酒胆,这位海商人宣布了更大的航海计划,他说：“我已经有几十艘船,将来要建立一支百艘船队,第一艘船叫‘赵员发号’,

西子湖畔的卫匡国和《中华新地图集》

现在讲起丝绸之路,总是会说到罗马,提到意大利,其实,清代之前,没有任何文献中有关于中国人到过罗马或意大利的记载。反倒是自马可·波罗之后,意大利人不断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东来西去,遂溪的波斯金碗银钱

三国时期,南海的海上贸易重心从徐闻、合浦转移到广州。这种转移首先是受公元217年孙权把交州的州治从广信迁到番禺（广州）的影响,州治的迁移使这里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其次,两晋南北朝以来,北方战乱不停,大量中原人南迁岭南,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海上贸易的需求;此外,南方政权和贵族对财富与异宝的追求,也推动了岭南地区的海上探索与海上贸易。据《宋书·夷蛮传》载：

东瀛传律,大唐鉴真七闯东海

扬州西北郊的大明寺,我已去过多次,每次去都是借以追怀鉴真。大明寺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因此称＂大明寺＂。隋仁寿元年（601）,文帝杨坚六十寿辰,诏令在全国30个州内设立30座塔,以供奉舍利（佛骨）,其中一座就设在大明寺内,称＂栖灵塔＂。中国有＂寺从塔名＂的传统,故＂大明寺＂也称＂栖灵寺＂。

扬帆入唐,从“求书之旅”到学佛“八大僧”

因地缘关系,弱小的百济自公元前18年立国以来,一直扮演着向日本输出中国文化的角色。据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285）,百济王派一位名叫王仁的学者（极有可能是位汉人）到日本教天皇之子学习中国经典和汉字。日本由此有了书面语言——汉字。

蓬莱沉船:战船、商船、高丽船

我第一次到蓬莱是1984年秋天,那里正在拍电视剧,水城一线插着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彩旗。宋庆历二年（1042）,登州郡守郭志高为防契丹入侵,在这个中国最北边的港口建起一座水寨,因往来战船皆是瘦长的＂刀鱼船＂,水寨便被称为＂刀鱼寨＂,港口也成了贸易与海防两用的武装水城。

古代日本与中国最初的海上交往

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时间概念,每个民族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本国或编年、或断代的历史体系。中国是尧舜禹、夏商周、秦皇汉武……直至＂辛亥＂,人民革了皇上的命,皇家叙事到此结束。事实上,一战和二战期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终结了皇权,如俄国、德国。但日本是个特例,其文明时钟一直以天皇为初始,至今仍在摆动。也就是说,从古到今,日本历史皆以天皇制式来书写和记录。

大唐“下西洋”的“路线图”

2015年3月23日,陕西考古部门对媒体发布了一条考古新闻：＂发现唐朝使节杨良瑶神道碑,其航海出使黑衣大食,比郑和下西洋要早620年。＂这则新闻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引人关注。所以,这里不妨借此说说—— 中国人提起古代航海,言必郑和。这让我很不舒服。2010年10月,《中国国家地理》出版＂海洋中国＂专号时,曾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篇《中国古代航海家都去哪了？》

新罗,海上丝绸之路的天尽头

前文说过,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定位于南海的广东和广西,2014年,笔者在广州参加韩国庆尚北道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才知道这几年韩国以庆尚北道为首倡的＂丝绸之路东起点＂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韩国学界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起点是庆尚北道港口。不知道日本学界会不会加入到＂海上丝绸之路东起点热＂研究中来……这个话题看似玩笑，但放到全方位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视野下，却也不无开创意义。这一期不妨接着把这个话题说下去，因为，在古代西方地理史中，朝鲜半岛确曾被认作是世界的东极，在中世纪，也确曾有过一个名字，深深地吸引了西方人和阿拉伯人，它就是新罗。

唐宋市舶,阿拉伯与中国的海上商圈

唐初,西域烽火不断,唐玄宗两度下诏禁止西域与大唐的经济往来。陆上贸易受到限制,使得海上贸易变得更加频繁起来。这一时期,新兴的阿拉伯帝国,通过战争控制了波斯甚至整个西亚,也控制了通往东方的海上商路。中国和阿拉伯的海上互市,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商圈,双方的贸易直接影响东西方市场。直到黄巢于乾符六年（879）攻打广州,屠城掠财,才使大唐与阿拉伯红红火火的海上贸易一时停了下来。

《航海全书》——奥斯曼勾画“我们的海”

大航海时代,有两个东方大国没参与所谓地理“大发现”。一个是大明,一个是奥斯曼土耳其。这两个当时的海陆强国为什么没有在“大发现”中有所建树?大明不用说了,“万国来朝”,用不着海外扩张。奥斯曼土耳其又为什么没出手呢?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欧洲与东方的贸易通道被土耳其人掌控;西欧国家开辟亚洲航线和发现新大陆,就是要找到新的到达印度和中国的海上通道。

枯山水,中日古典庭园交流的变奏曲

海上丝绸之路东线的古典景观,有着许多伴生与互文的特色,风景似曾相识,又别开生面。不久前,随深圳大学海洋艺术中心在日本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散步,枯山水就把我们带入了千年庭园交流的神奇变奏之中。东福寺与白云慧晓由唐至宋,日本遣使中国,令一众僧侣成为汉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唐代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后,各种佛教学派在日本落地生根。公元1235~1243年,日僧圆尔辨圆跨海求学,在江浙一带学佛八年。圆尔辨圆回国后,声名大噪,曾为当时的天皇授菩萨戒,禅法由此进入日本皇室。公元1255年,源自中国的临济宗在京都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寺院———东福寺,圆尔辨圆做了东福寺的开山住持,被敬为开山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