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学院、“愤怒”与双语——欧阳昱访谈

梁余晶（以下简称梁）：去澳大利亚之前，你已经写了不少中文诗。用英文写作是你去时就已想好的，还是后来环境使然？你什么时候开始打定主意要用英文写作？ 欧阳昱（以下简称欧阳）：我1973年下放农村，1975年回城工作，1979年考上大学专攻英美文学，期间开始大量写诗，主要是中文，问或也写汉英双语诗和英文诗。1986年到上海华师大读研究生期间，又写了大量中文诗和少量英文诗。这些英文诗如果搜集起来，应该有一定数量，但那个时期的英文不一定很好。

欧阳昱英文创作述评

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欧阳昱共著有26部英文作品,在澳大利亚多次获奖,但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在中国都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以反种族主义与表现移民身份为主线,从文学翻译、诗歌、小说和非小说四类文体角度,对欧阳昱的英文创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与评价,以此展现他作为一个勤奋的写作者和不知疲倦的创新者的真实形象。

费达拉:滞定型模式下的东方“他者”形象

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中的费达拉形象,不仅体现了白人作家的种族偏见,而且符合西方作品中东方人的"滞定型"模式,是种族主义与东方主义双重作用的结果。费达拉这一东方"他者"形象的出现,不是作家梅尔维尔个人的偏见,而是在一个充满偏见的文化语境中的必然选择。

东坡纪事(节选)

他一会儿胖一会儿瘦 wu的故事 Wu Liao，就是我那个历史系学生，正在澳洲教授西恩·德雷奇的指导下学习，继续钻研着历史，并超越了历史。他的身份已经从一个海外学生，变成了滞留学生，又变成了逾期不归的学生。曼宁·克拉克的《澳洲史》还躺在他书桌上，但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电话单、煤气单、“飞买”①积分清单、在风景胜地照的照片、一两期便宜的中文杂志，以及一些免费的当地中文报纸。

“零距离”英译中国当代诗歌:问题与实践

中国文学的外译与海外传播,即“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是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关注的问题。近年来由于国家文化政策的导向,该问题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各种文化与学术会议上频频出现。关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外译与传播情况,目前国内已有海岸、北塔、李德凤、鄢佳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这些文章资料非常翔实,基本上勾勒出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在海外的总体面貌。简单来说,就朦胧诗以来的中国诗人而言,北岛、杨炼二人的海外译本最多,各有10本以上,且逐年增多。其他朦胧诗人以及“第三代”诗人大多也有了海外译本,但普遍数量较少,大约每人一到三本。70后诗人译本较少,只有宇向、余秀华、尹丽川、墓草等数人有海外译本,但这一群体正在迅速增长。80后与90后诗人海外译本极少,目前已知只有戴潍娜与余幼幼在海外有单行本出版。

盘峰论争中的“民间”:命名、多义性与二重性

1999年发生在中国诗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盘峰论争是一次场面混乱但影响深远的事件。然而,对“民间”这一诗群的命名与内涵,学界一直缺乏深入探讨。盘峰论争中“民间”的命名是一次偶然事件,但“民间”诗人立马接受了这一命名,并利用其多义性开始试图将“民间”理论化。尽管他们的理论建构多有瑕疵,却在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新的“民间”概念,包括“口语诗学”与“非官方美学”两大基本元素,并使“民间”成为21世纪初的诗坛流行词。盘峰论争中的“民间”又呈现出一种二重性:它既是一种论战策略,又是一种诗歌理念。理解“民间”的多义性与二重性是理解盘峰论争的关键,也是理解21世纪初中国诗歌面貌的关键。

翻译家赵必振课堂爱国主义教育实现途径之特色

成就卓越的翻译家赵必振,晚年曾在多所高校、中等学校任教。他以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浓厚的爱国情怀,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采用多种方式教育、影响自己的学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其具体途径:一是对教材内容的独特理解,二是教学方法的启发引导,三是现身说法的课堂共鸣。这种全方位的课堂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其经验值得新时代教师认真总结和发扬。

归来的“另类”艺术--关伟访谈录

关伟,1957年生于北京,1986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1989年至1993年先后被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艺术学院,堪培拉国立大学艺术学院和悉尼现代艺术中心邀请为客座艺术家.在这之后多次获得澳大利亚政府艺术基金,包括2008～ 2010年度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艺术基金.2008年在北京建立工作室,此后参与了多项有影响的中澳艺术交流活动,现生活、工作于北京和悉尼.关伟的作品在复杂的象征性绘画符号中,有力地体现了当今社会、环境的两重性.他的作品是他丰富的文化储备,对社会、政治的高度关注,以及他对艺术史的广博知识的产物.关伟曾在世界各地举办了超过50届个人展览,如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魔咒-关伟2011”;同时还应邀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当代国际艺术展,如2009年第十届哈瓦那双年展.

模仿与世界文学——论两首中文诗的英文仿作

本文聚焦李白与西毒何殇两首中文诗的英文仿作,探讨模仿这一行为在文学的跨文化传播与世界文学身份构建中的重要意义。庞德《河商之妻:一封信》以及甘索《父亲的拖拉机》与其中文原作在文本上的异同表明,模仿并非复制,而是一种有生产能力的文学行为,可以传递原作中的文学元素,用一种变形的方式使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以延续。针对西方汉学界一度盛行的对当代中国文学模仿西方文学的焦虑,本文认为在当代全球语境下,中外文学相互模仿是一种常态。这一模仿行为正是构建世界文学的过程,各国文学都从中受益,因而这种模仿的焦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