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19年云南千湖山小微水体景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滇西北千湖山为研究区,使用1995-2019年的Landsat系列影像资料提取小微水体的空间分布,分析1995-2019年该区域小水体和微水体的景观特征变化规律,并探讨了气候变化对它们的影响。结果表明:小水体和微水体的平均分布海拔分别为3 953.1 m和3 987.8 m,小水体和微水体分布区的坡度分别为9°~14°和6°~13°,2种水体主要分布在千湖山的东坡和北坡,南坡分布得最少。小水体的斑块面积大于微水体,趋于聚集分布;微水体斑块数量多于小水体,趋于离散分布。1995-2019年,小水体和微水体的斑块面积、斑块数量和分离度指数均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1995-2019年,千湖山地区气候整体呈暖干化趋势。海拔和坡度对小微水体的景观特征有显著影响;气温升高对小微水体斑块数量、斑块面积增加有正向作用,但会导致斑块破碎度增加;降水减少对小微水体景观特征的影响与气温升高相反。本研究表明,在千湖山地区,地形因素(海拔和坡度)控制着小微水体的空间分布,气候暖干化对小微水体的景观特征变化有显著影响,微水体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高于小水体。

若尔盖不同生境植物多样性与植物竞争强度和生态位重叠度的关系

植物多样性与植物竞争强度和生态位重叠度的关系会随环境发生变化。为探究上述关系在若尔盖地区的表现形式,于2021年8月对若尔盖地区典型的水生、湿生、湿生—中生和中生植物群落进行调查,构建了新的植物竞争强度(Competition intensity,CI)公式并进行测算,计算了植物群落的植物多样性指数(包括物种丰富度、Shannon⁃Weiner指数、Simpson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和生态位重叠度(Niche overlap of species,NOS),分析了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与CI和NOS的关系。结果表明:1)从水生到中生生境,植物多样性指数均呈增加趋势(P<0.05);2)湿生—中生生境的CI显著高于湿生生境(P<0.05),湿生生境的NOS高于水生生境(P<0.05);CI与NOS无显著相关性,但在湿生生境中两者呈倒抛物线关系(P<0.05)。3)整体来看,植物群落的物种丰富度与CI呈抛物线关系(P<0.05),与NOS无显著关系(P>0.05);Shannon⁃Weiner指数、Simpson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均与NOS呈线性正相关(P<0.05),与CI无显著关系(P>0.05);从单个生境看,湿生—中生生境的Simpson指数、Shannon⁃Weiner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与CI呈线性负相关(P<0.05),其余生境的上述多样性指数与CI无显著关系(P>0.05);各生境的植物多样性指数均与NOS无显著相关性(P>0.05)。本研究表明,从水生到中生生境,若尔盖地区的植物多样性呈增加趋势,但植物多样性与物种竞争强度和生态位重叠度的关系较复杂。本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若尔盖高原植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

唐代城市应对战争机制的历史考察

由于各种政治矛盾的激化,唐代爆发了许多战争,使城市基础设施、人口、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城市面临严重的危机,因此,唐代城市在战前、战时和战后都采取诸多应对战争危机的措施。在战前,增加城市的兵力,修缮城墙、城壕等防御设施,增加兵器、粮食等物资储备。在战时,做好军事动员,征集民夫,向邻近城市求援,集中分配人员和物资,实施戒严,加强城市巡逻。在战后,采取重建城市设施、减轻赋税和招徕人口,使城市尽快从战争中恢复。唐代城市应对战争机制的完善,增强了城市防御力量,提高了城市生存能力,减轻了战争对城市的破坏。

何以中国: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相互成就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中国的,也就是说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没有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基础,也就谈不上中国式。因此,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可靠路径,凝聚了磅礴力量。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如何相互成就,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上的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唐王美畅墓志考略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有唐圣历二年(699)《王美畅墓志》一方。本文依据相关墓志资料及传世文献,首先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乌丸王氏世系进行了补正,其次探讨了王美畅的仕宦经历,最后对王美畅家庭成员的情况进行了梳理,以期对中古时期乌丸王氏家族的研究有所裨益。

空间竞争视域下隋唐长安城佛寺与住宅的转换——以隋大业年间大兴城融并佛寺为中心

隋炀帝大业年间大兴城出现了融并佛寺的活动。文献记载中融并佛寺的时间分为大业七年、大业中和大业、武德中三种情况;并废佛寺的空间分布集中在朱雀门街西利人市周围和皇城以西诸坊内,街东分布较少。大业年间大兴城之所以发生融并佛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大兴城人口日益增长的住宅需求与佛寺扩张引起的城市不同职能之间对空间的竞争。唐都长安城内也经常出现舍宅为寺和废寺为宅的情况。这种佛寺与宅第之间的转换,实质上是城市宗教职能与居住职能之间的一种空间竞争。通过佛寺与住宅的空间竞争,隋唐长安城内的土地利用结构得到调整,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滇西北退化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结构对刈割的响应

为探究滇西北不同退化级别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结构对外界干扰的响应敏感性,以香格里拉市的典型高寒草甸为研究对象,于2018—2020年在三个退化梯度上(严重退化,S1;中度退化,S2;轻度退化,S3)开展控制刈割实验,进而分析草甸植物物种丰富度、群落组成相似性、群落复杂度和关键种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刈割后,S1的物种丰富度显著增加(P<0.05),S2和S3的物种丰富度未发生显著变化(P>0.05);(2)相较于S2和S3,S1梯度的植物群落组成变化最大;(3)S1、S2和S3的植物群落复杂度在刈割后均呈先下降后增加的趋势,但S1的植物群落复杂度变化幅度高于S2和S3;(4)刈割导致各退化草甸植物群落的关键种发生了变化,2018、2019和2020年S1梯度的关键种在豆科(Leguminsae)和蔷薇科(Rosaceae)之间变化,S2梯度的关键种在禾本科(Gramineae)和菊科(Compositae)之间变化,S3梯度的关键种在蔷薇科(Rosaceae)、菊科(Compositae)和禾本科(Gramineae)之间转变。研究表明,滇西北高寒草甸植物物种丰富度、群落组成和群落复杂度对外界干扰响应的敏感性可能随退化加剧而上升,但群落关键种的响应过程较复杂。

论唐代的给复与农业的发展

由于皇帝即位、改元、受尊号、巡幸和发生自然灾害、战乱以及国家的政策鼓励等原因,唐王朝曾88次实施给复,免除赋税徭役。在时间分布上,唐代前期的给复多于后期,前期多因皇帝即位、改元、巡幸及自然灾害而给复,而后期多因战乱而给复;在地理空间上,唐代给复呈现出以关内道和河南道为核心向周边依次递减和北方多于南方的分布特征。唐代的给复减轻了人们的赋役负担,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存在诏令不信、不抵百姓付出、税外加税等问题,给复的实际效果不能过分夸大。

新时期国有企业财务管理风险研究

随着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我国宣布进入了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有企业需要继续发挥在我国经济中的基石地位,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发展,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因此,本文主要对国有企业财务管理风险进行研究,希望对相关从业者有一定的参考。

2014年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学术沙龙综述

2014年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学术沙龙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来自西安高等院校、科研究机构和文博系统的40多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唐代文化史研究的新材料与新方法、唐代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和唐代历史文化遗存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见解。

论隋唐时期洛阳的人口变迁与城市兴衰

隋唐时期是洛阳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和人口迁徙等因素的变化,引起了洛阳人口的增减,隋初至大业五年人口的快速增长,隋末唐初人口的大幅减少,唐前期人口的恢复与增长,安史之乱后人口的急速减少,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高峰和两个低谷,呈现出一个类似"M"形的变化态势。隋唐时期洛阳人口的变迁,对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以及城市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城市与环境交互视域下隋唐洛阳城的绿化

环境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绿化是人类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措施。隋唐洛阳城的公共区域、私人空间以及郊区种植了大量的花木进行绿化。良好的绿化改善了隋唐洛阳城的环境。

論唐代洛陽城的橋梁與社會——兼論基礎設施與古代城市的發展

基礎設施是城市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前提,橋梁是城市基礎設施的重要構成部分,其建設和管理既能反映城市發展水準,又爲城市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俗語云:"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唐代洛陽城内洛水貫都,河網縱横,城中不僅有伊、洛、穀、瀍等天然河流,而且還有通濟渠、運渠、漕渠、洩城渠等諸多人工水道。

留居守宫、委寄重任:唐代的大明宫留守

留守,是中国古代帝王离开京都时委派重臣镇守、维持正常秩序而设置的一种职官,它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多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留守,最早出现在西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1])。至唐代,留守之制更加成熟,留守的设置常态化,类型多样,职能明确,成为王朝职官制度的重要内容。有唐一代,不仅在京师长安、东都洛阳和北都太原设置有留守,而且还设置过宫城留守、皇城留守和诸陵留守等。大明宫作为长安城三大内之一,是唐朝皇帝居住时间最长的皇宫,皇帝离开时也设置有留守。目前,学界关于唐代留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都留守^([2])、京师留守^([3])和北都留守^([4]),对宫城留守、皇城留守和诸陵留守也已有过研究^([1]),而对大明宫留守虽有所涉及^([2]),但尚无专文,已有研究仅就个别人担任大明宫留守进行过简单的讨论,尚无对唐代大明宫留守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研究,认识上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刈割对滇西北退化高寒草甸植物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

为探究环境干扰对退化高寒草甸植物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该研究于2018—2020年对香格里拉市3个退化程度[轻度退化(LD)、中度退化(MD)、重度退化(SD)]的高寒草甸开展刈割试验,进而分析退化高寒草甸植物C、N、P含量、C∶N∶P和N-P幂函数关系在不同刈割年限(0、1、2 a)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除莎草科P含量外,草甸植物群落、禾本科和杂类草的C、N、P含量在退化程度间无显著差异(P>0.05)。随着刈割年限的增加,退化草甸植物C、N、P含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P<0.05)。(2)草甸植物C∶N和C∶P在退化程度间无差异(P>0.05)。从LD到SD,植物群落、莎草科和杂类草的N∶P比先小幅下降再显著上升(P<0.05),禾本科的N∶P未发生显著变化(P>0.05)。(3)随刈割年限增加,草甸植物的C∶N和C∶P呈先降后增、N∶P呈先增后降的趋势。刈割0 a时,莎草科的C∶P和N∶P显著高于杂类草(P<0.05),与植物群落和禾本科无差异(P>0.05);刈割1 a和2 a时,莎草科的C∶P和N∶P高于植物群落和其他功能群(P<0.05);在各刈割年限,植物群落和各功能群植物间的C∶N无差异(P>0.05)。(4)随刈割年限增加,退化草甸植物的N-P幂函数关系由弱变强、幂指数趋于稳定。莎草科的N-P幂指数(小于0.1)与植物群落、禾本科和杂类草的幂指数(稳定在0.19~0.22之间)明显不同。该研究发现,刈割干扰下退化高寒草甸植物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在退化程度间差异不大,但其随刈割年限增加发生显著变化,这说明滇西北不同退化程度高寒草甸对刈割干扰可能具有相似的响应过程。

变革与出路:唐宋之际虞候与城市治安管理制度的演变

唐后期至五代,由于藩镇的内地化,军乱频繁发生,城市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军中维持军纪的虞候逐渐参与城市治安管理,一些城市被分为左、右厢,由都虞候负责治安管理;宋立国后,厢制在城市中得到推广,诸厢都所由以军巡使派遣的虞候充任,被称为“厢虞候”,正式成为城市基层治安的主要管理者。在唐宋“城市革命”中,虞候在城市治安管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在宋代得到确认,成为宋代厢制的一部分,从而为唐后期开始的城市治安管理制度变革找到了历史出路。

浅析新型双齿辊破碎机的生产能力

双齿辊破碎机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具有许多独特优点的破碎设备,为给它的设计及系列开发提供合理、可靠的理论依据,中信重机公司对新开发的双齿辊破碎机生产能力进行了测试。本文对其生产能力的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推导出了适用于该种破碎机的生产能力计算公式。

新型竖井钻机钻架研制

着重介绍了 AD120/900型竖井钻机的钻架的结构设计,钻架采用可行走、两组可伸缩式结构,安装和拆卸方便;因钻架可伸缩,龙门吊可越过钻架,使整个作业区布局更为合理,提高了场地的利用率;用两组5.5 m 行程的油缸替代原来的两个10m 行程的油缸,减缓了油缸受复杂工况的影响程度,提高了钻机的可靠性。

中古时期鸿池陂的变迁与洛阳水运的兴衰

鸿池陂是中古时期洛阳城东郊一处重要湖沼,它的兴废反映了洛阳水环境的变迁。汉魏时期,鸿池陂水域广阔,动植物资源丰富,是洛阳居民生产、游赏的重要地点;隋唐时期,受洛水改道的冲击,鸿池陂有所萎缩;唐宋之际,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气候干旱,导致鸿池陂逐渐湮废。鸿池陂位于洛阳水运通道的枢纽位置,具有调峰补缺、稳定水位的作用,保障了漕渠畅通,促进了洛阳水运的发展,一度成为全国水运交通中心。随着鸿池陂的淤塞湮废,水环境恶化,漕渠逐渐干浅,通航能力下降,水运衰落,这是唐宋之际洛阳城市衰落的重要环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