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

清末民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医生主要的活动之一就是推动麻风院的成立。这个运动始于 1 880年代 ,进入民国时期后更为积极。中国的社会精英亦投入此运动中。对西洋人而言 ,细菌论、热带医学的兴起、传教的需要都是建立麻风院的主要考虑。中国精英则认为铲除代表中国民族落后与政府无能的麻风是当务之急。两者均认为将麻风病人与社会隔离是达到消灭麻风的主要方法 ,而传统中国社会对此疾病是无知与冷漠的。事实上中国东南地区自明中叶以来即普遍建立了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 ,这个传统一直至清末从末中断。这个传统的被忽视反映了近代麻风隔离措施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

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本文提出三个思考的方向讨论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第一点是从时序上谈论"近代"中医学知识体系在西学冲击下的变化。第二点是西方的"近代"医疗制度的复杂及独特历史背景,以及近年西方学者对这段包括殖民医学在内的西方"近代性"的批判。第三点是从中国本身的历史传统去追溯、甚至定义其"现代性/近代性"的可能性。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说明我们只有摆脱长久以来以西方历史经验为标准的"近代"史观,才能重新思考中国的"近代性",而从医疗史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是有效的。

何炳棣先生晚年在“中研院”的日子

2010年夏天台北"中研院"院士会议后,我与何先生约好两年后在南港再见。这是自1994年以来,我们每两年确定一次的约会。何先生晚年定期返台参加两年一次的院士会议,并顺便与研究院后辈相聚,故有此约。直至2012年初,我们还仍一再通电话确认六月之约,孰料到夏天何先生竟无法成行,而且以后再也不可能重践旧约了。这年我初度参加院士会议,然而何公却已经不在席上,使我毕生抱憾。与何公结缘在1993年春。虽然他早在1990年开始定期返台参加院士会议,但是初期苦无机会与一般研究人员交流。要到1992年底,在当时中山人文社会社科所所长、经济学者麦朝成教授积极推动下,何公被正式聘为社科所的通讯研究员,当中有何公高足李中清(James Lee)的牵引。李中清与社科所历史与思想组的研究人员有交情。

何炳棣先生晚年在“中研院”的日子

1966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何炳棣,虽然不常在“中研院”工作,但他作为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每每在两年一度的院士会议前夕,会先到人社中心待上一阵子。我作为人社中心行政工作的领导,和他有比较密切的往还。彼此相交,何炳棣的行止,让我等同仁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一个“老虎”的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