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区的电影文化与城市想象——从《华字日报》出发(1919—1925)

20世纪20年代前期,香港地区华人以《华字日报》为平台,积极推介电影这一现代媒介,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文化态度与氛围。这些报道和论述,首先主动转化和运用外国电影资源,形成了“合于本港”的电影书写策略,有效呼应港人“合于中国”的态度立场;继而多重观照内地电影事业,在制作和放映层面强调守成和精益求精,彰显出香港地区的社会性与专业性特色;同时立足当地,发掘和讨论突出问题,确立了港人关于电影的文化想象和城市想象,建构起港人期待并认可的文化身份。这不仅为研究早期香港地区电影史提供了新的坐标与参照,也为大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维系、再造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记忆与社会经验。

论苏联影响下“十七年”时期美术片观念的建立

"十七年"期间新中国美术片的发展在苏联动画片影响下演进向前,同时分三阶段逐步调整对待苏联影响的基本态度,一步步迈向自觉性的自我书写。第一个阶段,新中国美术片照搬苏联动画片观念及其审查制度,造成"失去自我"的"成功";第二个阶段,着力创制与苏联"新童话"近似的显现"民族"外壳与中国"社会主义"内核的"民族形式"美术片;第三个阶段,通过作品实绩确立以"民族化"和纯艺术化为追求的美学观念。

《聊斋志异》的崂山道教形象书写

《聊斋志异》中书写崂山的篇目都是关于道教的,蒲松龄通过对崂山人、仙、物、空间的构建,展现了崂山"神异"、"神仙"、"神圣"的不同形象。崂山篇目对道教的强调和对佛教的忽略,显示出崂山本土的"道盛佛衰"以及蒲松龄本人在道教影响下的新创举。

想象·话语·价值:民国初期战事片的观念图景(1912-1920)

作为“电影门类里最为重要的片种之一”[1],战争电影以其鲜明的历史性和艺术性,历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比起20世纪30年代以来战争片的热烈探讨,民国初期的战事片则鲜少有人问津。《中国战争电影史》将这一时期的战争电影定义为“一种类型的缺失”[2],称此时国内尚未形成孕育战争片的社会土壤。其实,若将视野拓宽至海外输入的影片,则可见战事片已然成为当时银幕上的常客。

“十七年”时期《电影艺术》的美术电影史书写——以靳夕《中国美术电影的发展》系列为中心

“十七年”时期,《电影艺术》中的美术电影史书写,在“革命美术电影史观”逐渐深化的大环境下,文本“缝隙”中依旧贮藏着多元而“喧哗”的声音,呈现出异于时下主流美术电影史的图景。靳夕连载发表的《中国美术电影的发展》,可视为其中的最高成果,为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可责窗口。

《明星特刊》的自由撰稿人书写——基于对连筱痴、罗树森的考察

在明星影片公司创办的电影刊物《明星特刊》中,存在一个极易被人忽略、混同和遗忘的自由撰稿人书写空间。作为其中的突出代表,连筱痴和罗树森秉笔直书,披露中国影业的存在问题,积极推进中国电影创作、批评、表演等方面问题的专业探讨研究,参与建构明星公司期待下正面、理想、自立、有序的中国电影发展图景,潜在诉求建构自立自强的现代中国图景,体现出自由撰稿人群体心系中国电影事业与国家发展的双重面向,在《明星特刊》中有重要价值。

“大业”未竟:重勘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一家来去匆匆的民族电影公司,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凝聚着知识青年群体远超营业的爱国诉求。在具体经营和创作中,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强化其社会公益属性,一定程度上有效结合了电影影像与文字叙述的魅力,将影像资源成功转化为观众的价值认同,却因某些看似出彩的举措,导致公司宗旨的“走调”和最终失败。公司虽仅存一年,却关涉到洪深、顾肯夫、关文清、卜万苍、程步高等赫赫有名的中国影人,为发轫期的中国电影提供了精神标杆和宝贵经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对象。

锅碗瓢盆奏出“致富曲”

'张娜,你到后厨给咱妈帮个忙,菜马上出锅了.'说话的小伙子叫令承祀,是五师九〇团一家名为'撮一顿'饭馆的老板。3月20日,笔者走进这家饭馆时,令承祀和妻子张娜正忙得不可开交。令承祀是土生土长的'团场娃',早年一直在外打工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