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燕城：中国需要建立文化上的高度价值，去影响世界

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华裔学者梁燕城博士在第67期《文化中国》中载文——《从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建立国际形象》，他指出：“2010年中国跃升成为GDP世界第二的经济体……然而国际上仍有不友好的群体，只想用西方的标准批评中国，并看到其成功而加以打压，故不断寻借口指责。”

后现代状况下的伦理学志向与文化更新——梁燕城、万俊人对话录

本文探讨了现代性语境中伦理学的诸问题，认为在当今社会，伦理学知识的合法性依然存在，它要由文化传统、文化谱系来担保，要建立在现代性公共理性上，其志向是现代人的重新解放，使人从康德所谓的那种经验偶然性或马克思所说的"物化"或"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

中西语言文化交流中的翻译与误读——梁燕城与桑宜川对话录

梁燕城（以下简称“梁”）：就语言的共同性而言，人类是会使用语言的，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也在于人类会使用语言。这曾经引起过很有趣的讨论。柏拉图曾说过，人类是一种没有羽毛的、用两条腿走路的生物。这就像是一只被拔掉了毛的鸡，是仅从外在来定义人的属性，不完全准确。

寻索后后现代城市的灵性与正义

西方全球化发展,形成"受伤城市",后现代极端自由主义文化,形成自我中心主义(Egoism),引致城市精神文化与道德崩落。当代西方城市文化的困境,是马克思早年所谓的"异化"(alienation),城市建筑中,人都用铁窗、铁闸把自己锁在屋内,结果形成"枷锁城市"(carceral city)。一个正义的城市,必须有义人传统,要解决当代城市这些问题,须了解城市是一个"他者共在的世界",由此寻索一个城市和谐文化的方向。蒲伯(Martin Buber)提出的"我—你"思想模式,关键就是要把"他者"视为一个完整的存在,人与人须建立一种真诚的关系。这人与他者间建立和谐关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来说,就是"仁义"的理念。仁是人性中一种对"他者"的"感通",义则是正直合宜的行为。设计一个后后现代的城市,必须考虑一个文化的空间,建造一个有仁义感通的精神文化。

对话: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与当代文化的走向

从冷战模式到难民危机,文化多元化似乎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然而,纵观东西方人文传统,"兼容并包"始终主导人文思潮,人性共识也不懈地推动着文明自身的进步。对话中,两位关注"文化多元化"的学者将立足当下,探讨后现代语境中跨越壁垒的可能。

孔子的方法学——从本体诠释学模式研究孔子哲学

探索“建构性的后现代哲学”,必先摆脱从前哲学所构作的一些基本框架,以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来思考。从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质看,本体论与方法学却是可以同时并存,而成为一体的两面。孔子所论的仁,本身是人性的本体,但也是一自动自发地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法,仁之“方”有方法的意思,是“由本体衍生方法”,再“由方法去揭示本体,诠释本体”,寻求诠释学和方法学的汇合。一切德行,都是“实然”世界的实践,要求将实然带向“应然”。而仁则是一切应然的潜能,为应然价值的本体,我们可称之为“本然”的价值。这本体是一切德行的整体,也是其所以可能的条件。仁作为“一个像样的人”之要求,是需要“使人化为人”的“过程”,使仁体得以全幅实现,达至理想的人格。从对方法的描述,到方法论的反省,是两层的反省,这方法首先是一反省自己的方法,进而对这反省本身再加以反省,为方法论的反省,这是中国哲学最早的诠释学思维。儒学这方法和方法论的特色,是一相关互动的方法,一是由反省自己之仁以诠释他人,另一是反省他人之仁以启发和诠释自己。总结仁的概念,一面是作为潜质的本体,另一面是将之实现的过程,要求用各种修养的方法和德行的实践,去使仁体显露。这构成“仁”哲学之三方面:作为潜质的本体,将之实现的过程和方法。

天下观念:中国哲学对全球化危机的深度处理

全球化若要成为各国各族和平合作、互相增进的基础,必须放弃以西方文化为主轴心的立场。它应该既能够建立人类共同的普遍价值,又能够充分尊重各民族的特殊精神,进而使相异的文明等共存,协调和谐,互相欣赏和吸纳,形成在经济一体化之下的多元灵性资源的“彩虹文明”。基督教、中国儒家哲学都可以为全球化提供精神支持。古中国的“天下观念”及由此延伸出的“礼乐文明”、“网络思维”、“关系思维”启示我们,化解全球冲突的危机,不可能单靠军事力量,必须有一个深度的文化处理,培育一种富有道德性与艺术性的多元沟通精神,谋求感通的全球伦理。

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家哲学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1、何谓“后现代” 当前欧洲思潮环绕着一个重要名辞讨论,就是所谓“后现代”的争论和界定,卡平灵(kaplam)在其书《后现代主义的“非内容”理论及实践》中指出,后现代的观念是从现代发展出来而对现代文明的“文化突破”(culture break或译作对现代文明的“文化中断”),也可说是对启蒙运动塑造的科学和理性文明加以全面反叛。

尋索後“後現代”的儒家哲學方向

'後現代'這理念,一是具爾(Bell)從社會科學角度提出的所謂'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指現代以後的'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是哲學、藝術與文化角度所謂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指對現代文化加以批判和'解構'的文化運動。從中國哲學回應後現代主義,出路當是建立一'感通宇宙',强調多元並存的一切文化和思想之間,仍有感通,感通是一切和諧並存的條件,這使儒學為一切和諧溝立下基本條件。古今儒學的資源中一是朱熹思想,他説'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心體寂然至善,其發用則開放感通,可在後現代尋索感通其他並行文化與思想之道,而為溝通立基礎。二是唐君毅,提出多元感通的本體論,而建立了一個感通的宇宙,這在唐先生則稱為'性情的形而上學'。三是成中英提出'本體—詮釋學','存在'與'方法'互動,及'知'與'行'的互動,構成了不斷開放和豐富化的過程,加上對先見的批判反省,及整體與部分兼重的理解,使任何不同思想和文化均有各自獨立性和多元性,但同時亦不同思想與文化立下溝通的基礎,以開放方式,攝入其他存有本體的思想,而建立'我—你'模式的相互理解,形成我與你的互相開放。

Bleeding Wounds: Japanese Denial of War Crimes and Effects on Human Rights

Japanese aggressive war committed extremely serious crimes, which brought miserable experiences and damage to Asian people including Chinese. Undoubtedly war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of Japan were the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However, Japan refused to admit these crimes and even made excuses postwar, which constituted further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If Japan respected human rights,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and apologized for what they’ve done, it would help those nations recover from trauma and contribute to build more peaceful relationships among nations.

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家哲学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1、何谓“后现代”当前欧洲思潮环绕着一个重要名辞讨论,就是所谓“后现代”的争论和界定,卡平灵(kaplam)在其书《后现代主义的“非内容”理论及实践》中指出,后现代的观念是从现代发展出来而对现代文明的“文化突破”(culture break或译作对现代文明的“文化中断”),也可说是对启蒙运动塑造的科学和理性文明加以全面反叛.“后现代”一辞有两方面的应用.一是社会科学角度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指现代以后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另一是哲学、艺术与文化角度所谓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指对现代文化加以批判和“解构”的文化运动.

后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化——从福珂到唐君毅

反人文主义思想的福柯是当代一位原则性和批判性的思想家,他揭露现代化文明所谓知识和理性的虚伪,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根源性人物。与福柯相反,唐君毅的文化观是基于深厚的人文主义信念,他同样对文化作深入挖掘的工作,但他却要在里面寻索崇高的精神价值。这代表了当时的中国文化精神。

空间亲和性与城市美学

本文提出＂空间亲和性＂一词,主要在于探索城市的建构,对居民是否有亲切的感觉,运用这词的灵感来自嘉莲娜·布鲁诺（Giuliana Bruno）的书《公众的亲和性》（Public Intimacy）1。布鲁诺通过研究人内心的经验去掌握环境,由人心感受与建筑形式间的关系,建立一种美学思维,去了解公众空间及城市设计。她研究＂城市建筑结构＂＂视觉艺术＂及＂电影＂三者之关系,

创意阶层与城市美学

我本是研究中西哲学的学者,但在钻研抽象理念的同时,也投身参与中国的发展二十余年,入过农村关爱贫困学生,也在城市服务支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亲身体验到中国由贫到富的艰巨过程,不断在中国实际处境中做哲学反思。期间反省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不少问题,关注如何保持城市的文化灵魂,遂一方面研读当代城市学的思路,一方面在古典文化中找寻过去的智慧,而且因住在西方二十多年。

民俗、节日与城市文化设计——关于民俗文化的意义与重建的对话

梁燕城：张勃教授，你研究民俗学及明朝的民间文化，这是有相当难度的。我知道你收集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做了深入的研究。我特别注意到你对岁时民俗的研究，在什么时令季节做什么，就如民间有一些类似的“通书”，在香港忌讳“书”（输）而叫《通胜》，每年厚厚一本，

城市中的孤独

梁燕城我本是研究中西哲学的学者,但在钻研抽象理念的同时,也投身参与中国的发展二十余年,入过农村关爱贫困学生,也在城市服务支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亲身体验到中国由贫到富的艰巨过程,不断在中国实际处境中做哲学反思。期间反省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不少问题,关注如何保持城市的文化灵魂,遂一方面研读当代城市学的思路,一方面在古典文化中找寻过去的智慧,而且因住在西方二十多年.

城市美学:社群艺术与城市美化

我曾探讨嘉莲娜.布鲁诺（Giuliana Bruno）《公众的亲和性》（Public Intimacy）一书的亲和理念1,提出＂空间的亲和性＂,布鲁诺在接受访问时指出：＂空间自身拥有一种实质韵味（texture）,也是一种构造（fabric）。2＂她认为这些实质韵味与构造,都是一种视觉感,在城市建筑的外在性,以及人与回忆框架的内在性,使公众空间与私人空间融合,城市建筑成为一种时间的艺术,创造了公众亲和性。

科学发展与文化批判——当代城市与文化现象的对话

当代文化概念的三个用法梁燕城：杨剑龙教授，你是文学研究出身，之后研究宗教，后来又研究城市文化，创建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是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又是一位文化评论家。

千灯照碧云:夜市的临时性城市主义

夜市是亚洲文化的一种特殊魅力,在我国内地、台湾和香港,夜市有各种便宜商品及地方美食,吸引着无数本地人与游客去游逛。

日本拒不承认战争罪行及其对人权的影响

日本侵略和占领朝鲜及中国的许多地方的期间,犯了无数战争罪行(如人体实验、使用化学武器、大屠杀、强迫劳动、性奴隶政策、任意逮捕与滥施酷刑、杀戮无辜、食人等等)。以上暴行之证据,大部分被当时日本政府在1945年9月2日东京湾正式签署投降之前,予以毁灭和掩盖。战后的日本一再否认和抵赖其历史战争罪的责任,延续践踏受害国家的人权,维持与对方之间的冲突。日本推却对受害国家正式的道歉,事实上是继续在对方流血的伤口上擦盐巴。日本至今没有正式解决这一问题,因而日本支持人权的信誉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日本如果要支持人权和承担责任,就应该对过去剥夺受害国人民的人权事实予以道歉。这可培养积极的条件以让这些国家平复创伤,并建立良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