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红色鼓动剧”的戏剧表达与“大众化”实践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色鼓动剧”,是外来思潮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并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曲折发展。“红色鼓动剧”综合运用了标语口号、演说、音乐、锣鼓等丰富的声音形式,在戏剧演出中营造了“台上台下相互呼应”的戏剧效果,从而起到了鼓动民族情绪、唤醒劳苦大众的作用,引导群众由发声走向行动。“红色鼓动剧”配合着抗日救亡热潮,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奋起反抗的决心,“怒吼吧,中国!”作为民族觉醒的时代情绪表达,不仅包孕着知识分子的国族想象,也传递着广大民众空前的时代大音。它紧贴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契合了民众高涨的时代抗争热情和社会心理,即使是大量急就章的戏剧演出,也能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从而发挥了戏剧的战斗性、鼓动性作用,扩大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其在大众化实践中生成的群情激奋的时代精神、勇于搏战的革命传统,承载着一代人的民族信仰,在血与泪的洗礼中生成了壮阔的时代美学,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述论(1978—2020)

作为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延安作家群的战时记忆具有“史实”和“心灵史”的价值。延安作家群通过对自身抗战记忆的回顾,叙述了在抗战时期个体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他们在长期的身心体验、跨域流动、思想改造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构。面对新时期以来创作者对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延安作家群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通过对苦难伤痕的自身超越深情地告白革命,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形态下有关革命与伤痕叙述的二元对立方式。在对革命意义的一路追寻中,抗战记忆所赋予的意义空间也提供了他们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身份的确认。就其实质而言,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是对于其自身革命一生的真诚告白。

新世纪少数民族长篇小说的历史意识与文体追求——以“骏马奖”获奖作品为例(2000-2016)

新世纪以来，对历史的书写再次成为作家们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以开阔的胸襟、深厚的民族情怀及深切的历史意识立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他们将民族性与时代性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在现代生活境遇中关注人及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对民族生存出路给予现实与人文关怀，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精神内蕴，不仅以其历史意识的演进为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多元的价值参照系，更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厚的文化底蕴、文体追求等方面在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为少数民族文学走向繁荣，走向世界提供了多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