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真理”与“方法”之辩

立法作为精神科学的一种,其对"真理"的追求往往需要"方法"来呈现,但精神科学又不同于自然科学对"方法"的推崇备至,相反,他抵御"科学主义"的普遍要求。立法经验、立法知识、立法程序、立法运行技术等一系列立法技术,是达致立法真理、实现立法目的所必须的要素,但仅有对立法技术和方法的尊崇并不能保证立法者获得"真理"性知识。立法领域席卷一切的立法技术往往湮没立法真理的本体性问题,夸大立法的功能并形成对立法技术的过度依赖,甚至造成立法方法的异化。立法除了关注方法、技术等形式合理性要素外,更应该关注自由、善、幸福等攸关人类命运的伦理性问题,并使立法转向与之相关的各场域,强调真理原则和精神溢出的立法技术和方法,最终走向对立法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共同关注。

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张弛有度”——寻找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黄金分割点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地方立法权归于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忽略了其作为自治权之属性,使得人们更多地将地方立法权置于国家立法权的从属地位,忧心于地方立法权对国家法制统一性的破坏。在新修订的《立法法》《宪法》授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形势下,地方立法权性质界定不清,依然是束缚地方立法权实施的关键。从横向分权的角度看,立法权虽在终极意义上具有主权的特性,但它又异于主权和人民主权,具有操作意义上的自治权性质;从纵向权力配置的层面看,地方立法权又不同于制宪权和国家立法权,具有实践层面的地方自治权属性。基于地方立法权自治权的定位,在强调立法权和制宪权分离的前提下,从保护人权、保障民主法治的理念出发,设定中央和地方立法权的专属范围。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的配置界限不明等因素,极易造成地方立法权的滥用和异化,在地方立法权下放的同时强化对其本身的规制,达至在维护法制统一和推进法治建设之间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上的"张弛有度"和收放自如的动态平衡。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员刑讯逼供的成因与危害

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极大而且组织结构复杂,所以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历来是我国打击犯罪的重点。但是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诉讼程序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刑讯逼供,否则将会给社会和司法体系带来极大的危害。

集资诈骗罪司法认定的“黄金三条”

集资诈骗案件在近些年呈现一定的井喷之势，该类案件的频发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同时围绕着集资诈骗罪司法判决产生的争议也日益增多，很多案件并没有因为终审判决的做出而尘埃落定，对集资诈骗在罪与非罪上的正确厘定和准确性质定位便变成了当下司法实践不得不解决重要议题之一。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开启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和管理的法治化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它的成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兴衰。其中,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其管理或监督不当,容易导致大量内幕信息和商业秘密泄露,乃至滋生腐败,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利益。为此,《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将在未来构建起涵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公职人员法律规范体系,实现国有企业管理党的领导制度化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有效衔接,有效推进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政务处分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建立起全方位保障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合法权益的处分程序。

被遗忘的“柏拉图”——柏拉图德性伦理和制度建构的双修

柏拉图虽对古典正义及个人德性伦理的侧重为人所熟知，但其对制度建设和规则秩序构建之不足却往往为人所诟病。然而，柏拉图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国”一如他晦涩难懂的理念世界一样一以贯之，虽有损益，然不曾易帜。其《王制》中苦心孤诣的“第一城邦”也难被人理解，无奈的现实纠葛和满怀对现世的关切，使柏拉图似乎走向一种疏离，在晚年的《法篇》中完成了他对“第二城邦”的建构。然透过柏拉图高扬古典正义及个人伦理的背后，窥见其对制度和规则的青睐，在永恒的理想国和世俗的地上城之间，柏拉图并没有如他人所言及的那般抛弃了规则和秩序的价值，反而强调天国和世俗的交融，重视德性伦理和制度建构的双修。

斯卡利亚的文本原意主义宪法解释论

在面对如何解释宪法的问题上,斯卡利亚既旗帜鲜明地反对非原意主义,又条分缕析地扬弃旧原意主义,从而为他赢得了'偏执文本原意主义'之名。他的理论遭到以德沃金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法学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的挑战,但这些批判和研究的背后往往陷入解释方法论上的误区,不仅将其涵摄之下的原则与方法混同,更将他在宪法解释上的系统性方法论弃置不顾。斯卡利亚的文本原意主义虽然强调文本作为宪法解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在文本中心主义核心性解释原则之外,并没有抛弃其他原则的合理性;同时,在解释基本原则之外,更加强调宪法实践中解释的具体方法。

原意主义、进化宪法论与斯卡利亚文本原意主义

宪法解释到底是遵循其原初含义还是根据社会需要进行诠释,一直被视作旧原意主义和进化论宪法即非原意主义争论的关键所在。在宪法司法适用的过程中,二者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沦为一种机械而单一的解释哲学,任何一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宪法解释中的难题。鉴于此,文本原意主义既旗帜鲜明地反对非原意主义,又条分缕析地扬弃旧原意主义,强调文本作为宪法解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解释的方法上,对文本既不作严格解释,又不能舍弃文本做虚无主义的宽泛解释,而是对宪法作合理解释。从而文本原意主义在宪法解释理念和方法上呈现出综合性解释学的特质,较好地将宪法精神和宪法意志在现实中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