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确认之诉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我国实务上多以"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进行证明责任的划分,忽视了不同诉讼类型之间的区别。消极确认之诉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类型,其与给付之诉、形成之诉在构成上存在差别,而证明责任的分配也需要进行单独考量。此外,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对于证明责任的客观性定位存在冲突,出现了作为行为准则和裁判准则两种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也使得我国在立法角度构建消极确认之诉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存在一定的困难。

二元诉讼构造视角下确认诉讼的诉之利益考察

诉之利益处于实体与程序的交错地带,是指根据当事人具体的诉讼请求,来判断做出判决的必要性以及判决结果的实效性。[1]确认之诉具有特殊地位,其诉之利益需要单独进行考察。在我国目前二元诉讼构造的框架下,诉之利益的定位存在错误,忽视确认之诉的特殊地位。本文以诉讼构造为角度出发,重点考察确认诉讼中的诉之利益,能够使其获得新的生机。

独任制在我国扩张适用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研究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两种审判组织是以合议制为主、独任制为辅的,而立法同时又将独任制与简易程序捆绑适用,忽视了独任制作为一种审判组织形式的独立地位。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独任制的扩张适用的呼声也逐渐强烈。独任制在我国的扩张适用,首先具有必要性。独任制的扩张,不仅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体现,更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加强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其次,独任制的扩张适用还具有可行性。就社会现状来说,我国目前"案多人少"、"形合实独"的司法环境以及立案数量的井喷式增长也决定了独任制扩张至普通程序中是具有可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