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关于胡适的两则史料——胡适在东南大学演讲的时间与版本考辨

胡适曾经多次在南京东南大学演讲,其中《再谈谈整理国故》和《书院制的史略》的演讲日期几乎从未被质疑,《胡适文集》《胡适全集》的出版更使其成为定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胡适1923年的演讲还有不同的记录版本。根据民国《时事新报》《教育汇刊》上的两则新史料即华甡笔记的《胡适之在宁讲演——题为再谈谈整理国故》和方明荣、陈家栋笔记的《书院制的史略》,可对这两次演讲的时间进行勘正。此外,版本校雠的结果也显示,清代朴学家阮元主编的《经籍籑诂》和兴办的杭州诂经精舍,直接影响了胡适演讲的言外之意。

论民国新诗与庄子本体“一”之关系——以郭沫若、朱湘、闻一多、废名为中心

民国时期的新诗与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本体“一”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郭沫若、朱湘、闻一多、废名的新诗中。不过,尽管都是借庄子的本体“一”阐发淑世理想,它们却凸显了这些诗人不同的认知理路:郭沫若在吠陀经典与盘古神话的影响下,将庄子的“丧我”语义置换为“大我”;朱湘对古老神话叙事进行消解,勾勒出庄子“真宰”的本体与分化双重特征;受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观和中国民间传说的合力牵引,闻一多对庄子本体“一”的书写寄寓了智识分子陷入“一”和“二”的精神困境;废名则在冥想人生、文明与战争之关系中,努力揉合佛、道的种子学说,进而实现自利、利他的“归一”。总之,诉诸“以庄入诗”的诸多方式,民国诗人们贡献了新诗领域里一块独特的文化版图。

郭沫若与梁绍文的交往与创作考论

郭沫若的一张合影潜藏着一段文人交往史与创作史,迄今尚未被学界注意。郭沫若和梁绍文分别从日本和南洋回国,诉诸报告文学的创作,他们在工农和军阀问题上达成了思想共识,不约而同投笔从戎以后在广州相遇;俩人结伴北伐,在并肩而立的珍贵合影中记录了战友情谊,不久却在《流沙》《进攻》等文学杂志的编撰上呈现出思想对立。大革命结束以后,他们又各自回到了原来的“文学空间”,分别在日本和南洋以不同信仰继续创作。郭沫若、梁绍文两位“戎马书生”的并肩作战与分道扬镳,可谓是现代智识分子在人生抉择上的缩影,而他们从总政治部成员到外交官的身份转变,亦是民国变幻莫测的政治生态的一面镜子。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周作人的绍兴“人学”

在文学地理学的视域下,绍兴的“扇形景观”促成周作人对“人学”的早期思考。由于周作人的“经验交叉”,绍兴试院与省立五中存在着儿童教育观念的联系,透视周氏“儿童学”的结构,本质上是厘清他如何以五中任教的“成人”身份重审自己以前在试院应考的“未冠”身份。从日本留学归乡后,周作人又开始把现实存在的龟山(塔山)升华为虚构性的文学意象,除了染上佛教色彩,它们还被引向了孔子所远望的“龟山”,诉诸英国加伐威尔的现代理论,周作人最终把传统的“种业说”创新为“中人说”和“种缘说”。这些学说既有融合也有分化,在“扇形景观”的诗学结构中呈现出“人学”的内在装置。

“个人寓言”:拉康欲望理论视域下的《白鹿原》

《白鹿原》长期作为重估儒家传统的范本而被接受,始终无法摆脱殖民话语与史诗论调对文本缝隙中无意识书写的禁锢。诉诸雅克·拉康的欲望理论,以个人寓言取代民族寓言从现代以降的主导地位,不仅可将《白鹿原》置于更广阔的人类符号网络上,发掘原始礼物交换对小说中宗祠归祭活动的本源影响,而且凭借“他者”的多维引入,将呈现出白鹿原上形形色色的欲望主体对自身完备性确证的失效,并揭示实在界之“白鹿”在欲望对象体系中的能指本位。

《聊斋志异》叙事的“偏离性”

本文以叙事的"偏离性"为视角,分析《聊斋志异》对传统的"爱情书写"和陶潜式"桃花源"这二者的偏离,并寻求其背后的深层蕴义与哲理。

《山海经·海经》之生育伦理--结构人类学的二元对立分析

《山海经·海经》蕴含着多种深层结构,其中“生育伦理”尤为突出.本文以《海经》为据,运用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binaryopposition）结构主义方法,从自然与文化、神族与部族、诞生与复活等三个层面构建我国上古神话,并诉诸它们最终的“归一”来反映出《海经》背后的生育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