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受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委托,由北京大学古文献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的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于1991年7月29日至8月5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3人(包括外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17人),收到论文94篇,内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特别是理学)、宗教、法律、教育、书画艺术、士风民俗等各个领域,

东坡论杜述评

杜甫和苏轼是耸立于唐宋诗坛的两大诗人。宋人普遍崇杜,苏轼更不例外,特别是他对杜甫在蜀中的遗迹充满深厚的感情。他晚年思归蜀中而不可得,思乡之情与崇杜之情常常融为一体,他在诗文中对杜甫作出相当全面的评价。“一饭未尝忘君”的含义在对杜甫的评价中,恐怕没有比“一饭不忘君”一语,影响更大的了。在封建时代,这句话几乎成了对杜甫的定评,也是他被尊为“诗圣”的主要原因。然而近三十多年来,这又成了一些人贬低杜甫,或作为杜诗局限性的主要论据。这句话最早就出自苏轼,他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论苏轼的和陶诗

一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曾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所谓苏轼“晚喜陶渊明”主要是指他晚年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广东海南岛儋县)期间特别喜好陶诗。实际上,苏轼喜好陶诗,早在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就开始了。当时他就把自己躬耕的东坡,比为陶潜游过的斜川,把陶潜的《归去来辞》隐括为《哨遍》。苏轼写作和陶诗,也是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时就开始了,曾和陶潜《饮酒》诗二十首。不过,苏轼大量写作和陶诗确是在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到达惠州以后,这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分不开的。苏轼认为自己同陶潜的性格和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

《三月的租界》试析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附近的铁路轨道,并贼喊捉贼地诬为中国军队炸的。以此为借口,袭取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卖国贼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一九三二年二月,日本扶持汉奸成立伪“满州困”,宣布“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卖国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使日本侵占东北合法化,东北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欧阳修的“闰阁丑闻”

古代中国是君主专制国家,欲置政敌于死地,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诬其讪谤皇上,无人臣之节,李定、舒亶在乌台诗案中对付苏轼就是如此。古代中国又是最重伦理道德的国家,欲使政敌名誉扫地,难立于朝,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闺阁丑闻加以中伤。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位至参知政事的欧阳修,有两次离朝都是政敌诬以闺阁丑闻而达到目的的。一次是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39岁,在朝为谏官,忤权贵,以龙图阁直学士为河北都转运使,职事完成甚好,无可中伤。恰好外甥张氏嫁与远房侄子欧阳晟,与仆人陈谏私通。事发,张氏为推脱罪责,语涉未嫁时在欧阳修家之事。后虽证明为子虚乌有,仍落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使,降知滁州。

宋初的“白莲社”

宋代文人结社很多,已逐渐引起文学史家的注意,最近几年甚至有人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但资料很分散,须靠大家共同留意。这里提供一则,这就是丁谓于景德三年(1006)作的(西湖结社诗序)(见《续藏经》第2编第8套第5册《圆宗文类》卷22)。此序首写西湖之景:“钱塘山水,三吴百越之极品,而西湖之胜又为最。环水背山二百寺,据上游而控胜概者,今常师所栖之寺日昭庆者也。开合物表,出入空际,清光百会,野声四来,云木之状奇,鱼鸟之心乐,居处有遥观,游者踌躇,岂非万类之净界,达人之道场乎?”宋初古文家王禹偁盛赞丁谓诗文,

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受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委托,由北京大学古文献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的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于1991年7月29日至8月5日在成都举行。会议实际到会人数为103人（包括外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17人）;收到论文89篇（包括未到会者的论文）,内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特别是理学）、宗教、法律、教育、书画艺术、士风民俗等各个领域,还有不少跨学科作总体综合研究的论文。从总体上论述宋代文化繁荣原因的文章多达十篇。

“江东三虎”小考

《韵语阳秋》卷二云:“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诗格与钱、刘亦绝相类,谓之西昆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其后持此说者颇多,如清人汪诗韩《诗学纂闻》云:“逮宋而杨大年与钱、刘号江东三虎,诗宗李义山,谓之西昆体。大年复编叙十七人之诗为《西昆酬唱集》。”其实这是错误的,“江东三虎”之名是在杨亿死后二十多年的庆历年间才出现的;它不是指诗风,而是指为政;不是指杨亿与王鼎、王绰,而是指杨亿之侄杨纮与王鼎、王绰,根本与杨亿无关;《宋史·杨纮传》（附于《杨亿传》后）载:

报忧与报喜

丁谓在《书异》(《皇朝文鉴》卷125)中说,淳化元年(990),许州夏旱,忽然打雷下雹,大风拔木,屋瓦都吹走了。当地官吏却说这是梓龙经过,不报告灾情。丁谓说,当时的官吏有善事就大吹大擂,这是我的功劳(“吾之力及之”),有不祥之事就“忌人言而耻言于人”,以免“示吾不治”,露出自己治理无方。至于“苍生何恃”,民命何倚,他们是根本不考虑的,他们唯一考虑的是如何骗取上司的信任、提拔。丁谓写这篇文章时,还未进士及第,还未作官。可惜他作官后,也成了一位报喜不报忧、“迎合上意”的人物。

“一钱斩吏”议

张詠(946—1015)字复之,号乖崖,太平兴国五年(978)进士。他一生多任地方官,曾两知益州,所至皆政绩显著,是宋初名臣。他为政尚严而心存仁恕。首知鄂州崇阳县(今属湖北),见乡民人城买菜,认为有田不耕乃惰民,竟鞭之。后家家有菜园,叫张知县菜。农民买菜挨打,似太不近人情;在全民经商的今天看来,或许会认为他太缺乏商品意识,但在商品经济远不如现在发达的宋代,他这种崇本抑末的举动是有利于民的,故到南宋,县民仍感激他(项安世《崇阳县重建北峰亭记》)。

“苟轻许可,亦自妄人”

请名人为自己的作品作序,自古以然,于今为胜。今人不仅好请名家为其大作写序,而且好请名家为写评介文章。名人又都是大忙人,故又有由作者代笔、名家署名者。这类序、评多有不实的恭维,少有中肯的批评。夜读南宋姚勉《回张生去华求诗序》(见《雪坡集》卷22),觉得颇中文坛之弊。文章不长,仅400余字,愿抄赠向人求序者和为人作序者: 伏承宝翰,见遗珠联。称张籍之古诗,岂无韩子?赏文潜之妙语,自有涪翁。苟非其人,未当斯任。第愿输于爱助,庸少见于忠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