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气学两种儒学--中国古代气化身体观研究

近世儒学的气论可分成两种,一种是先天类型,一种是后天类型。两者都反对朱子学理气二分的世界观,也反对佛老的"空"、"无"之世界观。但两种"气"的哲学基础不同,先天类型的"气"之概念等同于"体用论"中的"用"之概念,先天型气论学者的工夫论主张逆觉以入"动静一如"的流行之境,其目的是要求得存在源头之动能,返本以开个人与世界之新。后天型气论的思想可定位为狭义的气学,此气学的气是自然主义的用法,它反对超越性的内涵,所以其工夫主张乃落在气的特殊性,用气成性;也落在主张气在此世的交感性,透过气的共振建立意义交感的共同体。两种气学虽然对立,但对立中却有秘响旁通。

儒家与道家的生生对话——“在世共生”的时代意义

郑宗义(香港中文大学):今天对话的题目是《儒家与道家的生生对话——"在世共生"的时代意义》。首先,感谢赖锡三老师邀请我当主持人,让我有机会在线见到荣灼、儒宾兄。刚才与赖老师沟通了程序的安排,就先请荣灼、儒宾两位老师每人主讲40分钟,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后休息10分钟,回来后进入交流对话的环节。现在我们先请荣灼老师讲话。陈荣灼(布洛克大学):谢谢赖教授和郑教授,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对道家的看法。

先秦儒家与冥契论述

一前言：溯源出來的道统理学家在建构神圣谱系的过程中,通常以溯源的方式树立起＂原初＂的正当性,＂原初＂是未受到佛、老影响、未受到科举等功利欲望干扰的原始儒家思想,由于没有受到＂污染＂,因此,其学可谓是正统的。①溯源以求正当性,这样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源头很长,耶律亚德（M.Eliade）所谓的＂太古存有论＂,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中国亦不能免。笔者相信绝大部分的儒者的思维都可视为＂太古存有论＂的一种变形模式,理学家与反理学的儒者皆是如此。他们在建构理论的正当性时,都会透过重读先秦儒家文献,树立己说的权威。

理学功夫论的反思

在整体儒学史中,宋明理学所占的时间不算短,其思想特色也颇为明显。比起之前的汉魏六朝或隋唐阶段,或之后的清代儒学,理学家显然拥有更深层的精神生活。清儒常批判“性与天道”是孔子所罕言,理学家却热衷于这一领域,因而造成了对日用伦常的忽略,甚至引发了家国覆亡的悲剧。清儒对理学家的刻板印象显然不合事实,作为历史上存在的理学体系自然有它的限制,凡存在即是体现也是限制,理学也不例外。问题是批判理学之限制性的考据学知识是否有足够的底气。

良知学——物的证成或遗忘

良知学的成立可以归到王阳明的龙场之悟,龙场之悟的内容是新的格致学,也是对朱子学的格致学的反动。王阳明的“良知”是主体化的本体,可谓“乾知”,它统摄了主体的情、意、知的功能。良知的作用是无知之知,它与所感者不是主客对列的关系。良知的感应为物,其物不是认知心所对之物,而是无物之物。王阳明的格致是良知直感直应的顿教事件,“心”与“物”都不是经验性的概念,而是超越界的概念,但却又作用于现实世界。朱子的格致论也预设了“心”与“物”都有超越面,它在学者“豁然贯通”的功夫论终点呈现。但在工夫历程中,心知与物理有辩证的关系。学者要先了解现实事物的认知之理,其心中蕴藏的理才可彰显。心中明朗一分后,对物之理可以有更广与更深的理解,如此反复。朱子的格致论强调现实世界的道德判断都要建立在分殊性的、间接性的背景知识上面,最终才可达到心物同时升入先天境界。王阳明与朱子的格致论其实不一定矛盾,但王阳明因强调良知的承体起用,所以彰显了物的先天义,但对物的知识义却无法证成。本文举王阳明用以形容良知妙用之场的书法与军事为例,指出良知的当下判断其实仍建立在广阔的支援性意识的间接性知识上面,良知教是顿教与渐教的统一。

道家的起源与神话的类型

道家是秦汉后建构出来的学派,先秦时期没有"道家"一派,后世建构出来的"道家"遂不能不有较强的异质性。道家分为"黄老"与"老庄"两支,前者重外王,后者重内圣,但内圣与外王亦有连续性。黄帝、老子、庄子是道家传统中最重要的三个符号,追溯道家三子的起源,可追溯到神话的源头。黄帝源于天子神话,老子源于大母神神话,庄子源于飞仙神话,神话的源头不同,三子的思想定向也就不同。三子继承远古的神话,也继承了远古时期积极礼仪的斋戒实践。在从巫教(萨满教)到道家的传承中,后者也对前者作了批判的转化,三子在战国时期分别形成各自的体系,并在秦汉后被聚合成一家,即所谓的道家。

“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理学家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改造

主流理学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天道性命上面,"天道"是形而上学的语汇,"性命"则是心性论的语汇,理学思想中的形上学命题大抵是心性论的延伸,两相比较之下,心性论的问题更为根本。理学家一般都认为其心性论思想来自《孟子》,这样的溯源有文献及哲学理据的双重理由。但笔者认为理学家从《孟子》处借得诠释的正当性时,事实上已作了语义的转换工作。孟子的"性善"与"良知"两个核心概念原本只是纯粹的心性论语汇,理学家将它们扩充到形而上学去,天道性命因此相贯通。理学家的解释有哲学的理由,它可释为原语词蕴义之朗现,但这种朗现也可视为跳跃,其内涵已非原始语义所能拘束。

《中庸》的“参赞”工夫论

探讨了《中庸》的形上学、体验思想与神话思维之间的对映关系,从宗教心理学和宗教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庸》生生思想的形成。《中庸》主张天道性命相贯通,其生生哲学的主要根源固然是儒家心性论的传统,但另一方面也无疑地继承了原始农业文明天地一体的洞见,认为宇宙是个大生命。不过它将这样的洞见奠定在一种新的人格向度上,人格的确定与深化强化了宇宙生生不息、大家同是一家人的信念。

《大学》与“全体大用”之学

《大学》原为《礼记》的一篇文章,唐代以前,这篇文章并不重要。理学兴起后,《大学》的地位终于冲天而起,成为儒家经典的核心。《大学》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资源?理学家又如何改造了这些思想资源的意义,使得它可以从"记"的地位跃升为儒家重要典籍?其中的关键在于理学家将这篇文章视为"性命之书"。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们对此篇文章的重要概念作了系统转移的工作,大体是将泛论的美德提升为本体论的语汇,这种改造经书性格的工程规模大而情节细致。透过理学家的改造,《大学》遂得脱胎换骨,由一般的学习纲要变为性命之书。

大禹与九州原理

大禹是儒家传统中的圣王,"古史辨"时期中争议的人物。从今日经学的角度,大禹在儒家传统中具有新的诠释内涵。大禹是虚实相参的人物,他的形象与治水神话紧密相关。大禹治水神话是环太平洋地区捞泥造陆神话的一种类型,但经由前代儒者创造性的转化,具有了普世性的意义。他成了大地原理的象征,他的治水敷土则成了体国经野的九州原理,大禹本人后来更成为儒家圣王的典范。

殷周之际的纣王与文王——新天命观的解读

殷周之际是中国史上的关键年代,纣王与周文王分别成为转型时期的象征人物:文王代表道德的典范,纣王则成为罪恶的象征。本文认为纣王的罪名都和巫教的因素有关:纣王不接受日渐腐败的巫教,相信自我的力量,但却无法整合解体的殷末社会,所以失败。文王面对解体的巫教社会,相信一种新的天命,也就是有德性的天命;天命和政治的命运同步,天命有德,有德的国君透过自己的修养以及民意,体认上天的旨意,获得政权。新的天命观形成了后来的道德政治以及天下观的国际秩序。

浑沌与太极

一前言 早期论述中国文化或比较中西文化的学者，时常列举的一项中国文化之特色，乃是中国没有创世神话。这个命题配合着“中国文化缺乏宗教精神”、“黄河文明质朴说”或所谓的“儒家是入文主义”等诸种的命题，它们构成了．种强而有力的论述，这种论述强调中国文明缺乏形上的思考与宗教的情怀，它基本上是现世的导向。

气论、体用论与牟宗三对理学系谱的再反思

对谈缘起:2022年4月,中国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一场“气论与中国哲学”学术座谈会。这场活动的主轴在于通过“气论”来反省牟宗三对中国哲学诠释之限制,尤其聚焦在牟宗三因低看气论、贬低气学而造成他对宋明理学系谱分判之可争议性。我邀请了当前对气论哲学极具关键影响力的两位重量级学者,杨儒宾和陈荣灼教授,进行一场面对面的深入对谈。两位先生都著作等身,名重一时,且长期对牟宗三的气论限制提出了创造性的观点进行挑战与诠释转进。

莊子與東方海濱的巫文化

巫在早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早自近代国学奠基者的刘师培、王国维以下，已一再提及斯义。巫是传统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最重要的宗教人，也是涵义最广的宗教人。如果我们认为在文明发展的初阶，所有的知识都离不开宗教的母胎，

商周精神转变中的“经”之意识

1960年,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发表了《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跃动》一文,文中他提出了“忧患精神”一词,这个词语表示在殷周之际,周文王面对艰困的局势,生起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指向在艰困时期,周人兴起的一种道德奋发的动力。这种意识的升起有时代的背景,但也有更久远的天人关系转变的意义,也就是天命原本高挂在彼岸,此后降在人身上,由人承担起来。徐复观此一名文影响极大,带有康德“何谓启蒙”的声调,后来收入《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一书中。他的立论背后,有着“从原始宗教到人文宗教”的演进史观。

人性、历史契机与社会实践－从有限的人性论看牟宗三的社会哲学

本文旨在经由检讨牟宗三教授之哲学体系中无限心与有限心的关系，重新赋予有限心存有论的地位，以作为儒家社会实践之可能依据。 牟教授在处理有限心－无限心的问题时，其思惟模式是黑格尔－起信论的形态，他强调有限心的呈现是必需的，因为它是良知的“自我坎陷”，一种精神的自我摊展(expression)。在这种观点底下，有限心虽然可获得存有之保障，但其地位基本上是被导出的、第二序位的。而且被保障者，事实上乃是有限“心”之“在其自体之心”，而不是“有限”心之复杂、个别性经验内涵之“有限”部分。本文则认为：儒家创始者论“仁”时，是从情境心的角度出发的。情境心在当下的展现并非先验、无限的，而是在一种具有经验内容导引的方向下感通的，而这种经验内容究实而论，实隐含了个人－社会结合下全体条件之总关系。不但如此，由情境心出发，我们还可建构起一套基本的存有论，使文化（人文化成的客体显现）具有一种始源的、但也是有本有源的性质。本文在分析情境心的功能时，吸收了诠释学的某些理论，尤其是狄尔泰之“客观精神”及海德格之“此在”等观点，藉以建构情境心－文化世界（生活世界）－存有论之间的关系。 最後，本文认为宋明儒及民国新儒家所强调的无限心不可放弃，因为这是人性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度，它所提供的“神圣”、“意义”、“高层实在”等，不但可使人在此世内求得自我安顿，而且可引发无穷的动力，使实践者获得强力的支援。

恍惚的倫理 儒家觀想工夫論之源

一 前言：儒与斋戒 我们如要论儒家工夫论的源头,不能不牵连到儒家的起源问题。追溯先秦诸子的源头,尤其追溯儒家之源,曾是民国学术的热门议题。先是章太炎曾撰有《原儒》一文,文中提及＂儒＂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达＂、＂类＂、＂私＂之名。＂达名＂之＂达＂意指通达。儒者,术士之称也,其含摄最广。

技艺与道——道家的思考

《庄子》一书在批判语言、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又追求一种与身心修养相关的知,这可以称之为"体知"。道家的体知是一种全体性的、超越主客的知,深深地扎根于气化的连续性之整全中。在此意义上看道家的反智论,乃是反对以概念为中心,而不是反对超主客的全体性之知,而道家的技艺论也就是强调融技入道,使技艺融入超主客的实践活动之中,在此活动中身心互融而使人格提升,使生命意识更为丰富、立体,生命得以世界化,世界也得以生命化。

孔子与族群政治

壹、孔子的家世20世纪下半叶,德国哲学家雅斯培与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提出人类四大导师的论点。他们指出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四位代表人类精神与文明不同发展方向的圣哲分别出现在古文明地区,其中的释迦牟尼与耶稣是宗教人物,他们的思想被视为超乎尘世且具有普遍的意义。苏格拉底是另一种类型的哲人,他发现了人的理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