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及其哲学意蕴

从“生成式的AI”或“生成式的人工智能”(AIGC)的角度看,需要关注“自然生成”“人工智能生成”“社会生成”或“伦理生成”之间的关联和区分。人工智能具有确定性与生成性,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being与becoming的沟通和统一。从传统意义上的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体现了重要的转换,但二者在本质上都关乎何为人的追问。人工智能所体现的理性具有非原创的意义,人所具有的理性推论能力作为人的本质,则具有原创性。相对于人而言,AI作为一种机器,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器”,只具有工具意义,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也难以获得伦理主体的地位。此外,人工智能主要表现为人的创造的一种结果,真正的原创意义上的智能只有人才具有。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原始的创造者,把人工智能看作比人更高级的动物,并不合乎事实。人工智能发展可以取代很多人的工作,这在本质上如同在近代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机器不断取代手工操作,二者情形相近,原理也一致。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这也是人不断地走向人性化的社会、达到真正自由存在形态的一个环节或前提。科技的发展可以使我们对世界的细节、对某些方面越来越深化,但是总体上对世界的把握离不开哲学。另一方面,科学发展具有自主之性或惯性,后者需要哲学为其提供价值引导。

王夫之与中国哲学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具有总结的意义。以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形而上的问题为关注点,王夫之强调对世界的考察需要联系人自身的存在,由此扬弃对世界的思辨构造。同时,通过将有无之辨转换为隐现、幽明等论题的辨析,王夫之克服了把虚无或虚妄绝对化的趋向。以阐发儒家“诚”的概念为前提,王夫之对虚妄不实的存在规定作了否定。在伦理学上,与“无我”说相对,王夫之肯定了道德主体(“我”)的存在,并将现实的主体视为身与德的统一;“身”表征生命存在,“德”则包含综合的道德品格。与肯定自我相关,王夫之反对人的物化,并肯定了合乎普遍规范的人格境界。在肯定新民的同时,王夫之又注重如何使普遍之理与特定的行为情境结合的问题。通过辨析理欲,王夫之既确认了普遍规范的制约,也关注于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在认识论上,王夫之首先对能与所的统一作了肯定,并将形、神、物三者的交互作用视为知觉发生的现实根据。通过考察格物致知,王夫之分梳了感性与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肯定了二者的动态统一。除了以上方面,王夫之在哲学上的思考还包含丰富内容,其考察所及,既关乎事、理、势的关系和性命之辨,也涉及对传统的心、性、情等问题的理解,相关论述围绕中国哲学的论域,从更广的层面展现了对古典哲学的反思与超越。

哲学问题的思与辨——对学术讨论的若干回应

2023年10月,曲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共同举办了“具体形上学五书”的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我的相关著作提出了评议,并就其中涉及的问题提出了深入的探讨,本文是对这些学术意见的简要回应。一吴向东教授提出了如下问题,即价值和历史关系如何理解?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以及一般哲学中,价值和历史的关系是一个经常会涉及的问题。进一步看,在它背后,还有更广义上的价值和事实的关系问题。

如何做哲学:进路与思考

做哲学与理解何为哲学相关。按其本义,哲学的特点在于通过跨域知识的界限而求其通,以把握世界的真实形态。哲学的这一品格,决定了做哲学的方式。具体而言,首先需要体现“史”与“思”的统一,也就是融合哲学史的考察与哲学理论的思考。其次,应该形成“学无中西”的视域,亦即将中国传统所积累的成果与西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都视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以此为今天思考的智慧之源。其三,需要基于现实问题,即不仅关注哲学之“流”,而且注重哲学之“源”。对何为哲学和做哲学的理解,同时关乎哲学与科学、知识智慧等关系,并涉及价值领域的问题。从更具体的层面看,如何做的问题与虚与实、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语言与哲学等关系具有相关性。

礼乐文明中的乐——《荀子·乐论》解读

礼乐并提,构成了儒学的重要特点。与礼相关的乐首先以情感层面的快乐为内在旨趣,所谓“乐者,乐也”,便表明了这一点。对荀子而言,乐同时呈现价值内涵,并对人的社会生活具有规范意义。乐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在为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提供前提。乐言和,音乐具有统一、统摄不同方面的作用。社会生活展开于不同的方面,音乐的作用由此得到多样的体现。荀子肯定音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先王之治,也以“立乐”为依据。作为情感的表达方式,音乐与人的存在无法相分。广义的音乐包括声乐和乐器等,其中,后者的作用不可忽视。音乐与舞蹈等相关,不管是音乐还是舞蹈,都不仅仅是“术”,而且渗入了“道”,由此,音乐获得了形而上层面的意义。就现实性而言,音乐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于社会领域,包括规范乡间饮酒等公共性的社会活动与个体的日常生活。

主观感知视角下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研究

以武夷山国家森林公园周边8个村镇中的社区居民为调研对象,综合运用云模型、异质性分析、QCA等方法,探讨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产生影响的组合方式。结果表明:社区居民认可森林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担忧森林旅游开发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破坏、文化冲突和社区矛盾等负面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存在异质性,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在亲友参与森林旅游项目或家庭成员为干部的情况下,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耕地面积与住房面积对居民价值共创意愿有显著正面影响。文化程度和邻里关系对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具有普遍影响,反映了教育和社交因素在塑造个体态度和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因此,为了实现森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通过立法和政策引导,限制森林旅游的过度开发,同时确保环境和文化的保护,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社区则需要积极参与旅游规划和管理,确保环境和文化的保护,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居民参与能力,同时维护良好的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社区居民需要积极参与森林旅游的规划和管理,建立良好的社交网络,承担起环境和文化保护的责任。

陈荣捷、萧萐父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陈荣捷与萧萐父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又有相近的学术旨趣。陈荣捷不仅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的传播与介绍方面有不可忽视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哲学各个领域都有所涉猎,如形而上学、认识论、宗教信仰,以及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家哲学,且在以上问题的考察中,都作出了引人瞩目的建树。萧萐父既在宏观层面主编了《中国哲学史》,对儒释道三家以及中国哲学的整体领域,都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又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具体论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王夫之等历史人物作了独到的研究,由此取得的成果,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在晚明思想以及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研究方面,萧萐父也作了创造性的研究。他指出,从晚明开始,中国思想界已出现具有启蒙意义的观点,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现代化有一种内生性的动力。以“照着说”和“接着说”的交融为进路,中国哲学研究需要统一历史的视野与理论的思维,加强中西哲学之间的沟通和比较,以及关注社会之源与思想之流的关系。

玉米青贮制作关键技术创新研究

目的(由于云南近年来制作的玉米青贮质量相对较差,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后创新并总结了提高玉米青贮质量的关键应用技术);方法(青贮制作在铡细、压实、封严和管理基础上。根据低质量青贮存在的技术不到位,在原有制作技术基础上,创新地在青贮制作过程中的开始和结束时稍加原料(稻草)补充,即在玉米青贮原料进青贮窖前在窖底部垫一层10cm左右厚的铡细除尘的干稻草,同时在原料填满青贮窖压实后,在盖塑料薄膜前再铺一层厚度10cm的干稻草;逐层压实的填充厚度控制在1-1.5 m,逐层压实,不要随意压,以免把秸秆结构破坏。在填满青贮窖完成压实后,铺上一层稻草再用黑白塑料薄膜封严,黑色面向原料,白色面向外,在用沙袋、废轮胎、土、砖等压实薄膜);结果(通过几年的应用,在原有青贮制作基础上增加填充原料前后铺上干稻草,使青贮原料多余的水分下流时被稻草吸收、原料封严后水分向上蒸发的部分也被稻草吸收,几乎没有浪费的秸秆),青贮成品率高,几乎没有浪费,特别对青贮品质提高很大。结论(在原有青贮玉米制作工艺上,针对存在问题的关键,创新性增加了稻草铺垫,完全解决了原料浪费和损失,提高了青贮质量。该创新技术简便易行易于推广应用。)

科技发展与人类生活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具有积极意义。总体上,科技(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人类走向人性化的存在以及人的自由逐渐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必要环节,也是趋向于这一前景的前提或条件。人工智能以大数据作为依据。从逻辑上说,大数据意味着穷尽相关信息,在大数据的背景之下,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尽可能地把握方方面面的情况,它为全面地把握对象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从而使我们可能克服各种片面的看法。人工智能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高效的数据处理能力。对数据的这种高效处理,为我们应对多变的现象、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应对提供了可能。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意义,体现于科学研究、人文探索、生产劳动、经济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演进对于推进人类生活的进步、趋向合乎人性的社会都具有正面意义。当然,科技的发展既可以走向积极的方面,也可能伴随着某些消极的作用。如何抑制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消极作用,使之以正面、积极的方式发展,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涉及对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引导和约束的问题,而人是目的这一价值原则,则为这种引导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伦理问题及其他

2023年3月29日,付长珍、刘梁剑向杨国荣教授请益,所涉论域,包括实践智慧、德性与规范、伦理与道德、伦理学核心问题、伦理学史书写和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重建等。本文系访谈记录。

酒的文化意义

酒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饮酒则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从文化意义上说,酒涉及天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并常常被赋予各种形而上的意义。酒同时又是沟通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及天和人的一种重要形态:作为世俗存在的酒往往成为联结凡圣的中介。在中国文化中,饮酒是促进人与人之间交往、增进友谊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方面,个体在生活中可以与他人共在;另一方面,个体在生活中却可能依然有着深深的孤独之感,酒因能排遣孤独而具有独特的作用。除了借酒消愁,饮酒还可以使人与天地为一、达到“忘我”之境。从文化发展来说,酒的另一重功能是为人的创作活动提供内在动力。同时,酒对理性之外的情意具有激发作用,通过意志控制情绪;饮酒也可以使人暂时远离纷争的现实,回归心灵的宁静状态。当然,酒固然有助于提升文学艺术等创作中的想象和体验,但在理性思维中,其作用则有其限度;对酒的文化意义,相应地需要作多方面的理解。

价值领域及其多重意蕴

人的存在包含价值之维,后者展开于道德实践、精神发展,以及更广意义的社会生活。在道德领域,如何为善去恶构成了主要的论题。道德意义上的善恶,既关乎普遍的规范,也与人的行为、品格相涉。规范之善,表现为与社会法则以及人的内在价值的一致;品格或德性之善,指向以上规范的内化;行为之善,以形式层面合乎普遍规范和实质层面体现人的合理需要为根据。从精神的层面看,人的追求又展开于不同方面。人类早期的巫术,到后来的宗教,都具有精神之维。在终极的意义上,存在的精神之维总是指向人的精神需求,这种需求构成了人的存在的重要价值内涵。与道德以为善去恶为关切之点有所不同,精神层面的以上需要与圣凡之别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精神层面的需求主要从观念层面体现了存在的价值维度。人的存在的价值之维不仅体现于精神的规定,且展开于更广的领域。从后一方面看,如何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构成了不可忽视的价值问题。较之精神领域的凡圣之辨,社会领域的关切之点更多地指向正当与否,并以社会的和谐有序、生活的合乎人性为旨趣。

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及其内在取向

在形上的层面,方以智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世界统一性的问题,他在著作中一再强调“合而不分”,有无、生死、古今、一多等等,对他而言均无根本差异。对方以智来说,具体对象之间的差别的相对性,归根到底可以追溯到太极:作为终极的存在,太极本身既超越天地万物,也无先后、终始之别。与注重无分的形而上思想相关的,是合二为一的观念。方以智的合二为一观念与注重合、消解分的形而上的观念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整个世界的主导规定不是相分而是相合,由此,便合乎逻辑地引出方法论意义上以合为上的观念,合二为一的“辩证”思想,即与之相一致。在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方法论与伦理学、认识论相关联,这一传统,体现于方以智对仁和知关系的理解,方以智一方面上承了仁知统一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强调“知统一切”,在仁和知的统一中,知识被置于主导方面。这一看法体现了新的时代趋向,并蕴含着哲学的某种转换。

单中心10年2050例良性前列腺增生手术围手术期数据分析

目的总结分析良性前列腺增生(BPH)手术术式的变化及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2022年8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泌尿外科接受BPH手术治疗的205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时间顺序将患者分为前期组(n=683)、中期组(n=683)、后期组(n=684),各组患者累计时间分别为2012年1月-2017年2月、2017年3月-2020年9月及2020年10月-2022年8月。收集并比较各组患者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血清胆固醇、血清三酰甘油、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体重指数(BMI)、术前前列腺体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fPSA)、手术时间、术前住院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膀胱冲洗时间、术后尿管留置时间、膀胱造瘘情况、术中和术后输血情况、术后再入院率、术后病理等指标。分析BPH手术量及手术方式的逐年变化趋势。结果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TURP)及TURP+激光术式逐年减少,而经尿道前列腺激光剜除术占比不断增高,并在近两年成为主流术式;前期组、中期组、后期组患者年龄分别为(69.7±7.9)岁、(68.7±7.4)岁和(69.8±8.5)岁(P=0.027);手术时间分别为108.0(80.0,130.0)min、80.0(60.0,110.0)min和75.0(60.0,100.0)min(P<0.001);术后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4.1(2.7,5.9)d、3.9(2.9,4.9)d和2.7(0.9,3.9)d(P<0.001);膀胱造瘘率分别为68.8%、66.6%和5.0%(P<0.001);术中及术后输血率分别为4.5%、3.1%、0.9%(P<0.001);术前住院时间分别为5.6(3.8,7.1)d、4.7(3.5,5.9)d和4.7(3.1,6.7)d(P<0.001);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5.7(4.8,7.0)d、4.7(3.0,5.9)d和2.8(1.0,4.0)d(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本中心10年BPH手术患者术后再次入院37例(1.8%),术后病理异常或病理确诊为前列腺癌64例,总检出率为3.1%。结论前列腺激光剜除术已成为本中心BPH外科治疗的主流术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后尿管留置时间、膀胱造瘘率、手术输血率等围手术期相关指标均呈现明显改善的趋势。

如何理解“以事观之”——答王西平同志

本文着重对有关“事”的哲学意义的不同看法作出若干回应。“事”的考察首先涉及事与人的关系,作为人之所“作”,“事”并非凝固不变、仅仅以某种现成的形式存在。与人自身的存在会经过一个从早年到晚年的过程一致,人所作之事也存在相应变化。同时,尽管事在因人而作这一意义上不同于本然之物,但二者并非毫无关联。事非凭空而起,而是以物为对象;物则通过人之所作而进入事,由此扬弃其本然形态。作为“物”与“人”关系的一个方面,“日光、空气”等自然对象与人的互动,也应作具体分析。在人的存在过程中,空气、阳光等自然对象之满足人的需要不仅涉及新陈代谢意义上的自然之维,而且也与人的多样活动相关。就本然世界、实在世界、现实世界的分梳而言,所谓本然世界,主要指尚未进入人的知行之域,没有在观念和实践的层面为人所作用的存在;所谓实在世界,在宽泛意义上指不依赖人的存在;所谓现实世界,则是进入人的知行之域,为人所作用,并对人呈现多重意义的存在。进一步看,需要区分形而上层面的逻辑论述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假说,哲学应以科学为根据,但不宜还原为科学。

下尿路和外生殖器战创伤及其诊疗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现代战争模式、武器及防护装备的不断革新,战创伤的发生机制、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防弹衣及简易爆炸装置的广泛使用使泌尿生殖系统战创伤发生率逐渐升高,且泌尿生殖系统战创伤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即从内部结构(肾脏、输尿管、膀胱)转移到外部结构(阴囊、睾丸、阴茎、尿道),提示应将泌尿生殖系统战创伤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下尿路及外生殖器创伤。本文就数次现代战争中泌尿生殖系统战创伤的发生率、治疗以及预后进行综述,主要阐述下尿路及外生殖器战创伤相关情况及其诊疗的相关进展。

“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笔谈

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可能之道在“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这一表述中,“哲学的知识体系”可以看作是哲学领域的观念系统;“自主”则意味着不依傍于其他思想构架而形成自身特有的概念、理论体系。这种体系如何可能?或者说,要达到这样一种系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前提和条件?这里简要地从若干方面对此作一探讨。

阳明心学的价值取向

心学的观念不仅体现了独特的哲学进路,而且展现了其价值的取向。心学以良知为核心观念,在价值观的意义上,良知内在地包含人性关切或仁道关怀,不把人看成物或工具。心学的另一重要命题是“心即理”,其涵义之一表现为个体意识和普遍规范或普遍原则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背后的价值意义,表现为对个体权利与群体责任的双重肯定。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与良知所内含的责任意识相结合,进一步引向天下的情怀。在王阳明那里,这种天下情怀具体表现为万物一体的观念,其中蕴含着走出封闭的自我、以仁道方式对待他人的意向。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良知”所内含的责任意识、“万物一体”所涉及的天下情怀,同时面临着具体落实的问题。在王阳明心学中,这一问题与“知”和“行”的关系相涉,后者意味着现实世界或意义世界是以人的参与和建构活动为基础的,而真正的参与同时表现为实际的做事过程。

哲学视域中的教育

教育以人的完成为目标。人的完成关乎人的社会化或“人文化成”,它意味着超越生物学层面的自然形态,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一过程表现为“野”而“文”,其实现基于广义的教育。人的完成过程涉及多重因素,其中,价值引导构成了基本的前提,它使人的完成过程具有自觉的形态。教育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传授具体的知识,而且应关注如何在方法论层面的引导,后者既涉及特定领域的知识获得的方式,也关乎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包括知性与理性之间的合理互动。在教育过程中,兴趣的培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培养学生的兴趣,既能够使之具有持久的学习动力,也可以帮助他们在学习和受训的过程中获得幸福感。教育过程中的幸福感关乎愉快感,在肯定教育的愉快性的同时,不能忘却确立真理的权威,确立真理的权威不仅涉及教育过程,而且与宽泛意义上人的存在过程紧密相关。

工夫的哲学意义及其限度——兼议《儒家功夫哲学论》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工夫至少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知和行的关系;无论是致知过程,还是德性践履,都关乎工夫。其二,工夫又与本体相关,这一关联中的工夫主要指践行活动或人对世界的广义作用。工夫的实质在于“做”或“做事”,本体则表现为“做”或“做事”的内在根据。哲学之为哲学,需要从道、智慧的角度去理解,应当避免因过度强调术而导致从“道”走向“术”。从总体上看,工夫侧重于有意为之、勉力而行,这与不思不勉、自然中道的道德境界有所不同。人在社会中的创造活动,具体表现为一个工夫的展开过程。人以工夫为作用、做事的方式,同时也使工夫具有参与人的成就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