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意见表达渠道的选择偏好

新媒介生态下,当代大学生群体如何选择不同的渠道进行意见表达?为了考察大学生群体就校园公共事件进行意见表达时所偏好的表达渠道及其影响因素,特对全国17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当代大学生表达渠道选择依次为"人际→网络→组织",显示了人际渠道的优先性;社区(校园)参与越高,越倾向于选择人际或组织渠道进行意见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现实社会交往对公民参与的作用;互联网使用越频繁的大学生越倾向于选择网络渠道进行意见表达,但其背后可能隐含着某种程度的公民参与冷漠感。

科学传播的公共参与模式分析:以NASA社交媒体表现为例

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呼应并加剧了一种从公众理解科学到公众参与科学的转向。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为代表的科学机构,借助社交媒体带来的机遇,尝试建构一种新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本研究通过分析NASA社交媒体表现,讨论“公共参与”型科学传播模式的特征和局限。研究发现,尽管“对话”和“参与”视角为理解社交媒体时代的科学传播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框架,但受限于传播情境的融合以及概念自身的模糊性,“对话”和“参与”视角存在明显的局限,可能会低估科学机构的传播效力。在此背景下,一种基于科学传播的文化观有望打通科学传播与文化、身份认同、物质性等研究之间的关联,从而拓展科学研究的视野。

大学生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在线话语参与

社交媒体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新的舞台,除了带来信息获取方式的改变,还为日益中介化的社会交往增加了新的维度。与此同时,记录人类数字痕迹的社交媒体数据类型也在不断丰富,为研究方法的改进打开了新的可能性。本研究尝试结合主观报告数据与客观日志数据,考察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化媒体使用与在线话语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积极型社会媒体使用(如社交意识、信息获取意识、效能感、内容生产量等)正向预测了大学生的在线话语参与程度;而以使用频次、心理投入程度为代表的被动型社交媒体使用,尽管未能体现统计上的关联,但由于社交媒体对线下交往的特殊作用,其他可能的作用机制仍待探索。

新兴知识经纪人与科学传播对话规则的建立

本研究通过考察果壳微信公众号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传播实践,从知识经纪人角度探索一种对话型的科学传播如何展开。研究发现,面对争议性科学议题,以果壳为代表的新兴知识经纪人能够借助广泛多元的对话主体及时展开平等对话,有效履行高级知识管理功能;通过评论管理倡导并展演一种理性对话的科学文化,担当起知识创造者和公众之间的界面;通过对话文体的科学化,促进社会知识能力建设。

数字传播技术与女性发展:以短视频类社会化媒体为例

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为中国女性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借助这种低技术门槛的参与形式,女性得到更多表达空间,得以建构更为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拓展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借助社会化媒体内含的连接力量,女性群体在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等方面的凝聚更为紧密,形成一种替代性的支持社群。更重要的是,借助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政策扶持,一种“短视频+电商”的商业模式为女性提供更有利的就业机会,数字传播技术也从展示与交流的工具拓展为女性实际获益的利器。在充分利用短视频社会化媒体等数字传播技术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线上线下相互促进的必要性,兴利除弊,促进我国妇女事业朝着更高质量发展。

NASA品牌资产管理与科学传播创新

从大众传播走进网络传播时代,科学的传播由一种媒体中介的模式,转向一种由科学机构直接主导的公共传播模式。本研究通过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相关科学传播实践及其模式转换的分析,回顾其从电视直播时代的“媒介事件”制造,到社交媒体时代的品牌资产管理转变,考察科学机构应运时代变迁所采取的传播策略变动及其背后的动因。20世纪50年代开始,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融合性传播技术,为抽象科学知识面向大众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与以往传播技术相比,尚显粗糙的视听媒介已展现出制造奇观的潜力。社交媒体时代,连接所带来的力量引发了新的传播想象。研究认为媒介技术及背后传播理念的变动,折射出一种复杂的社会角力和关系的重建。由此,本研究倡导一种多层次和历史性的视角,以探寻和理解科学传播与媒介技术研究的丰富性。

公众信任格局中的科学家:一项实证研究

在当今中国"科学"与"民意"不断发生冲撞的背景下,科学家群体是否正在面临"信任危机"?本研究从实证出发,通过网络问卷调查(N=1507)发现,公众对科学家的社会信任仍然处于高位,在整体信任格局中占据特殊的位置。进而本研究对这种社会信任产生的"认知模型"做出初步回应,认为以教育程度为代表的"认知模型"不能有效解释科学家信任产生的机制。最后,研究还提出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研究议题和方向。

媒介技术与儿童观变迁

面对手机、移动互联网及各类数字应用在中国社会各个群体的日益渗透,儿童及青少年的新媒介使用又一次引发广泛的道德恐慌和社会焦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媒介技术变革往往引发类似的担忧。"媒介有害论"的支持者更关注特定媒介内容对身处弱势地位的儿童可能造成的种种伤害;"媒介有益论"则重视新的技术连接对儿童社会化带来的机遇与潜力。两种看似冲突的观点背后却隐藏着类似的"儿童观",体现一种成人权力视角解读并规范技术与儿童关系的努力。在替代性的儿童观看来,这种观点并未厘清关系的实质,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定位更本质地影响"儿童的未来"。本文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出发,梳理了针对这一议题的两类主要话语框架,认为考察新媒介技术及其社会后果时,对自身及他人关系的反思不应缺位。

科学素养、媒介使用、社会网络:理解公众对科学家的社会信任

当下中国,"科学"与"民意"不断碰撞。本研究考察公众对科学家群体的信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众科学素养的不同维度,对科学家的总体信任和特定议题(即本文中的转基因议题)上的信任呈现明显差异;对传统媒介中科技资讯的关注程度,对两种信任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科技报道兴趣、社会网络情况,只与总体信任有关;对社会大多数人的一般信任,正向预测了两类信任。本文最后讨论了这些结果包含的理论含义与现实意义。

棒材直流主传动改造及自动化程序升级

八钢棒材生产线于2004年投产,经过不断优化,年产量已提高到100万t。但由于自动化程序仍然存在很多问题,18#机架的负荷越来越大,造成传动装置容量偏小,发生烧可控硅的情况。现采用外部增加风机的方式运行,对其进行更换18#机架整个传动系统,以满足生产。现行的自动化系统活套调节功能差;粗轧、中轧微张力功能未投用;曾经投入使用过,但效果不好,容易堆钢;轧制表优化功能未投入;1#、2#飞剪存在切头、切尾长度不准等问题,可能与轧件速度检测有关。

电气自动化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解析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个领域的科学技术也得到了互相的渗透与融合。在电力系统当中也引用到了电气自动化技术,但怎样利用电气自动化技术使电力系统得到更好的发展,是现在电力系统相关工作人员急需考虑的问题。文章就目前电气自动化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进行探讨,阐述电气自动化自身存在的优点,分析在应用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希望为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于分析电力系统运行中电气自动化应用

近年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迅猛,自动化及数字化技术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且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随着电力系统行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电力系统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确保电力系统能够安全可靠的运行的基础上,良好的电能质量和经济性逐渐成为了电力企业逐渐关注的重点,而将电气自动化技术应用到电力系统中,不仅可以使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还为电力企业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新冠疫情下中国公众的知与行——基于“全国公众科学认知与态度”调查的实证研究

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是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和信息传播事件,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亟待总结。本研究通过配额抽样的网络问卷调查,采集中国公众疫情期间社会活动、防疫行为、信息获取、风险感知等数据。研究发现,民众恪守社交疏离等防疫措施,但也出现了一些过度防疫行为;风险感知与个体防护行为关系微弱,体现了新冠病毒普遍易感的特点;信息获取对各类行为有较强的预测作用,显示出权威机构媒体的重要性以及创新媒介使用测量的必要性。

人们为何相信不实信息:科学传播视角下的认知偏差与信息鉴别力研究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再一次引发人们对不实信息泛滥的担忧。本研究基于一项面向全国网民的问卷调查(N=3,000),从科学传播视角考察个体认知偏差对不实信息鉴别力的影响。本研究确认了不实信息鉴别当中"达克效应"的存在以及认知偏差对不实信息鉴别的基础性作用。个体客观知识水平正向预测了鉴别能力的高低,但个体感知知识水平则在转基因阴谋论和新冠病毒谣言上反向预测这一能力;与以往研究偏向积极的结论不同,"富"信息环境当中个体越是偏好推敲、查验这样的信息处理策略,其不实信息鉴别力反而越低。

交互式可视化新闻的“阅读”:一项基于受众体验的探索性研究

作为新闻创新的重要代表,基于数字技术、视觉呈现及视觉分析工具的可视化新闻引发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如何从受众的角度理解和评价这一新闻创新?本研究尝试从传统认知范式和聚焦于信息处理过程的解释转换到一种更具身化、分布式的认知范式来理解这项创新;借助可供性视角,通过一项小规模的探索性研究,考察交互式可视化新闻的物质性与受众技艺之间的互动,以理解这类新闻创新的特征及意义。研究建议,交互式可视化新闻创新在生产可供性方面应关注受众建构自身故事的偏好,同时积极引入各类数字技术,以大幅提升社交及移动可供性。

社会交往与手机使用：上海受众手机使用的实证研究

以手机使用等经由电子媒体中介的社会交往(mediated interaction)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显示,手机使用当中同样存在着深层的"数码沟",人们在是否采纳、使用深度、维系关系类型等方面存在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应的显著差异。手机作为交往资源,人们对它的使用当中体现着他们在社会交往网络与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正是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构成部分。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与跨文化适应

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世界范围的信息流动和人口流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本研究基于一项小规模问卷调查,考察社会化媒体时代在华留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对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留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除了正向预测跨文化适应行为维度的"人际交流"和"学业表现",还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心理适应水平;留学生"评估信息"的能力只对行为维度的"维持个人兴趣与社区参与"有明显助益;留学生"网络参与"对行为适应的"人际交流"和"维持个人兴趣与社区参与"都有积极作用,但对心理适应的作用正相反;留学生的"网络交流"对行为适应作用不明显,但有利于他们的心理适应。研究解释了上述发现的理论意义,并为社会化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概念沿革和测量推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媒介化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目标及对策——复旦大学“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综述

2009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媒介化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目标及对策”的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此次论坛也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创建8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头戏，近80位来自全球各国以及中国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小崔会客》: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沟通标本

中央电视台的《小崔会客》节目建造了一个官与民直接对话的"会客厅",搭建了一个政治的沟通平台。作为政治沟通的主体,拥有更多政治资源的官员在这个对话平台上通过与主持人、政策受益者以及现场观众的频频互动,展示自己的政治说服能力。综观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的十七大宣传报道,可以说,网络媒体丰富了主流报道的内容,创新了新技术环境下的传播形式,开拓了视野,实现了新媒体对主流报道空间的新拓展,也实现了"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的新要求。

查验是否影响信念:以中国公众的新冠疫情认知为例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及随之而来的不实信息疫情再次引发人们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期待。从大众传播到数字传播,媒介素养的概念和内涵在不断演变,信息处理策略作为媒介素养的核心要素也需要不断做出调整以应对信息环境的变化。当下以查验为代表的信息处理策略是否能够化解不实信息对科学认知的负面影响?通过一项代表中国网民总体的问卷调查,本研究考察了媒介使用、媒介信任、先前经历及查验策略对新冠防疫知识和新冠谣言鉴别的影响。研究发现,频繁使用由专业人士把关媒介渠道的网民拥有更高的谣言鉴别力,搜索引擎的使用也正向预测了知识获取和鉴别能力;对专业媒体和平台媒体的信任一正一反地预测了知识获取及谣言鉴别;先前的不实信息经历反向预测了知识获取及谣言鉴别;积极的不实信息应对和消极的辟谣信息传播,均反向预测了知识获取和谣言鉴别力;自我报告的查验偏好正向预测了防疫知识获取,但对谣言鉴别无显著影响。研究确定了查验这一信息处理策略在新冠病毒认知上的有限作用,并对其中的不一致性做出解释。研究建议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数字时代的媒介素养内涵,发展更加可靠的测量工具及重视传播与信念的交互作用机制。